本文原载于《特区文学·深圳评论》总第10期

记录那些来了又走了的人——《潮水集》创作谈

我1999年大学毕业后，就从北京来到深圳，当了三年警察，后来又在深圳特区报当了十六年记者。工作、生活一直在深圳。

然后就是2004年夏天，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刚普及，网络文学也刚开端，受此影响，自己兴致盎然地写了一个小说，还是个长篇，写完后挂在当时最火的两个“网络论坛”——新浪网“原创工作室”、天涯社区“舞文弄墨”。小说点击率挺高。书商看中，一捣鼓，书于2005年10月出版了，书名《爱疼了》。书摆在书城卖了，才发现自己好像并不懂什么叫小说。

我大学学的是法律，虽然一直爱好写作，但写的是诗歌。除了小时候囫囵吞枣似的读过几本古典小说，如《西游记》《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没读过其他小说，中学时流行的金庸、琼瑶的小说也没读过。文学刊物见过《收获》《当代》《十月》，模糊有印象的是，在《十月》上读过作家贾平凹的一个小说，好像叫《鸡窝洼人家》。关于小说阅读的记忆似乎就没有其他的了。

当时的想法是，既然都出版长篇小说了，而且版税收入还算可观，虚荣心当然也挺满足，那就继续把小说写下去吧。似乎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处女作出版一个月后，我再“乘胜追击”，又写了一个类似青春小说的小长篇。这个小长篇投稿时取了很多很酷的名字，比如《粉碎》《微光》《末日》，但运气再也没有处女作那么好了，放了很多年。2012年才以《我们的怕与爱》为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中间，等于一瓢冷水泼下来。这也才有了一段漫长的学习、补课时间。其间，读了一些小说，有名著，也有畅销书，也有文学期刊，多多少少悟出了一些小说原理和技法。

至今记得很清楚，2009年4月28日下午，看中央电视台“五一”小品大赛。有个小品讲两夫妻做生意，收到一张百元大钞，但是假币，然后两口子吵嘴的故事。具体吵了什么，故事后面是什么，现在不记得了，大致是一个感人的结局。这个故事触动了我，触动我的部分是“收到百元假钞怎么办”这个点。我打算另编一个“怎么办”的故事。构思一个晚上后，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从早上写到夜幕降临，6800字，写完了。写成后取的标题叫《未来的包子铺》。这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写完《未来的包子铺》后，我觉得短篇小说这玩意儿挺好，一个念头、一个创意、一个细节就可以促成它。而且我几乎都是一天之内不吃不喝完成，中途绝不喘气。有时候感觉脑子都快缺氧了。发表也算顺利。不像很多成名作家回忆说的那样，刚开始学写作的时候，发表多么多么不容易，收的退稿信是多么多么多。于是，2009年到2013年，我写了一批“一口气完成”的短篇小说。这批有着“特殊味道”的小说，集合起来就是这本《潮水集》。

有什么“特殊味道”呢？

第一，它们主题统一，写的都是外来工在深圳的故事。现在看它们统一主题，但当时写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意识。是几年后才意识到的。仔细想想，这并不奇怪。一个作家虚构故事，他最有可能的就是虚构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尽管到了具体作品里，那些人和事可能不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写外来工？因为我是农村孩子啊。

我出生于湖南的一个乡村，到了北京上大学才知道了何谓城市，才知道公共汽车不是招手停，而是按站点停靠、上下。人到中年后，我经常想，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二十年前，我一定是每年春节一过，就跟着打工潮，背着个蓝色牛仔包，坐着双层卧铺车，“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打工去了。可能去的是东莞、广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新会，当然也有可能是深圳。东莞的概率最大，因为当时村里很多人都是去东莞。做什么呢？工地做工可能性不大，毕竟是高中毕业生，而且那时候我还疯狂写诗。最大可能是进厂，鞋厂、手袋厂、电子厂、玩具厂，等等。能做到什么程度呢？估计到顶了也就是质检、仓管一类的。我身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我生命中最熟悉的一个群体就是外来工。他们是我的亲人、家乡人。我在一篇文章提到过：我大学毕业后到了深圳，但很少家乡人找过我，当然我也没有太大能力帮衬他们，导致我和家乡人联系得并不多；同时，我对工地、工厂的了解也很少，几乎没有直接的观察和体验，但并不意味着我写他们的故事会失真、跑调。为什么？因为我的血液里奔跑着故乡的人、情、事、理。我耳濡目染。甚至，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甭以为自己早已脱掉了农民身份。也正因此，我一“出手”写的第一个系列就是外来工。写他们的处境，写他们的情感，我自信是能写好、写准、写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