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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予长篇小说《苏醒》动笔于2008年，完稿于2018年。从特区成立30周年，写到40周年。今年已到45周年。每到这样的一些历史时间节点，深圳的作家们总是想为这座城市、为最早来这座城市打拼的一群人写点什么。作为一种文学史的考察，笔者做过对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林雨纯、刘学强、廖虹雷、张黎明、黎珍宇等人的作品的梳理，也以专著方式、课题形式对陈国凯《大风起兮》、朱崇山《鹏回首》、乔雪竹《城与夜》、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谭甫成《小个子马波利》、梁大平《大路上的理想者》，南翔《南方的爱》、盛可以《北妹》、吴君《亲爱的深圳》、谢宏《貌合神离》《自游人》、邓一光系列深圳题材中短篇小说、丁力系列金融题材长篇小说、梅毅《南方的日光机场》《失重岁月》《城市碎片》三部曲，以及孙向学、王十月、戴斌、曾楚桥、郭建勋、丁力、郭金牛、陈再见、许立志等移民作家（打工作家、底层写作、城市叙事等）的作品做过系统研究，自忖对深圳建市以来（特区成立至今）的文学创作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在细读《苏醒》后，还是感到这部长篇的独到价值。

一

这部长篇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双城记结构、三姐妹原型、世俗情感故事，最后还可落实到一个象征主义的主题。

任何一个来深圳者，都有一个家乡的故事作为背景，也作为对照。无论来自城镇，还是乡村。我们看到的若干打工文学故事，写的多是乡村的贫穷落后和自己的不甘，种种因缘来得以南下打工；相对来讲，写到从城镇（大中城市、县城）南下者就相对较少，南翔的《南方的爱》、乔雪竹《城与夜》等算是从城到城。蓝予的《苏醒》是从三线城与企一体化的移民型功能小城来深，这样的以企业建城的小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即多是移民，多来自不同的区域，年轻化而且有知识，同时这样的地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功能完备，同时这样的厂区（大厂）建制与周边的乡村也形成了一种形同城乡的对流。大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工作生活成家立业，形成新的秩序和伦理；孩子们在这里出生成长，长大后或者继续在这里上班成家，或远走高飞。书中所写，就是在这样的大院长大的三姐妹的故事。

三姐妹的故事，其实是个很巧妙的结构原型。这样的设计，为中外作家所共同喜欢，比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契诃夫的《三姊妹》、汪曾祺的《三姊妹出嫁》，中西民间故事的故事人物和情节模式中，与“三”有关的三个人、三个循环、三次重复等，更是屡见不鲜，这不仅摆明为一种叙事和风格偏好，即故事的通俗性和类型化属性，更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原型控制。可见，对于“三”（次数、人数等）使用，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通俗还是严肃，都是如此。蓝予以三姐妹的故事作为结构手法，先声夺人，占据了便于讲述一个年代剧人物剧的有利据点，或者说是，她如此结构就可进可退，进，可讲述一个人（或三个人）的成长故事；退，可讲述一个好看的世俗故事（三姐妹的人生故事，理当会引人入胜）。

三姐妹的故事，可以想象，只能采取花开三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来有效进行，三个人的故事有分有合，但终归以分开讲述为主。这样就形成一种舒缓的节奏感、对照性、呼应性，如同一个乐曲的主题副题主旋律副旋律之分配，不可能平均用力。而且，一般的三姐妹（或三女婿）原型叙事，其实也不是三线均开，而一般来讲是二线展开形成对照，总有一人作陪角陪衬，采取的叙事策略就是三姐妹中总有两姐妹是相似度高、存在高度黏连度和亲近度的，三线就行同两线，三人的性格就行同二人。蓝予的三姐妹叙事也要面对这样的三条枝蔓如何合理分配的难题——她采取的方式，将三姐妹放诸于一个早早失去母亲、父亲身体不好（无力担负儿女养育重任）、大姐早早承担起管家看家任务的家庭之中，这样一来，大姐就拉开了与两个妹妹之间的空间，她又当姐又当妈的身份，就把叙事的弹性和节奏得以从容施展。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作品的主旨与契诃夫的《三姊妹》很有几分互文性，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往《三姊妹》上联想。如果说《三姊妹》写的是外省小人物对“到莫斯科去”的向往、对改变平庸生活的渴望的话，蓝予的《苏醒》何尝不是在写山区三线小城小人物对“到外面的世界去”的努力？只不过契诃夫笔下的三姐妹到剧终都没能如愿，没有走出去一步；而《苏醒》中的人物则都离开了腹地，南下广东并落脚深圳。其实两部作品可比较处还是颇有几分意思，比如《三姊妹》更多是日常生活的、心理的，而《苏醒》更多是社会的、行动的；《三姊妹》更多是个人主义的、人心人性的，而《苏醒》更多是时代的、宏大背景的。等等。《三姊妹》为戏剧，实则静水流深，戏剧的冲突并不表现在面上，而是在心理上，而《苏醒》为小说，实则波澜壮阔，戏剧冲突不断，作品时间跨度大，人物繁多，写的是人，也是一座城市，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

《苏醒》中的三姊妹，从她们的青少年写到了中年，具体来讲，大姐林晓拉大致是1960年代末生人，大妹林晓嫣、小妹林晓冰以此类推，都是70年代人。从她们的青少年一直写到当下，个人的40年，也即深圳特区40年，也即国家的改革开放40年。40年间，在政治经济层面，国家和社会都经历了一次次的阵痛、调整，文革的余波，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区创办，物价闯关，国企改革下岗潮，加入世贸，92年小平南巡改革深化等等，这种种政治经济的大事，都影响到每一个国民，也构成本书所写故事的不言自明的宏大背景。

故事一开始，大概是19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已逐步展开，经济开始复苏，人们思想开始解放，社会文化开始活跃，我们看到在湖湘之地山区小城的一个厂区（红星造纸厂），一切已经回到了正轨，人们安心做工，也安心生活，过各自的小日子，新来的工人也有了退伍兵、有了第一批大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工人文化有声有色活活泼泼，老工人为了让女儿接班，早早办了退休手续。这是当年的常态。

三个女儿慢慢长大，大女儿林晓拉21岁时，自荐销售工作被拒，又遭遇了情路上的背叛，男友被厂办公室主任用调动工作和赠送厚礼（自行车）的方式撬走做自己的女婿，失魂落魄之际办理停薪留职（1983年国家首次正式提出允许“停薪留职”的政策）南下广东，先在广州，后到桂林，终到深圳，成就工作上的一番事业，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财政上获得了自由。二女儿林晓嫣是个文艺青年，多才多艺，性格温柔，作为厂里的文艺骨干，追求者众，她在大厂的全部经历，就是谈了两段爱情，一段真正是卿卿我我，但因男友马海涛车祸去世而戛然而止；第二段是去世男友的老同学、同是大厂同事、其实也是最早通过书信匿名追求者郭俊的接力，因为笼罩在去世男友的阴影下，终也是未成正果。到了深圳后，林晓嫣的全部故事，也是两段感情，一段是嫁给了理工男姜学军过了七年，并生了个女儿；第二段是性格不和离婚后跟一个花花公子关俞清同居了一年并最终落空，重回单身。三女儿的经历非常简单，这位活泼的体校生，幼年丧母，到了深圳以后改学财会，两个姐姐忙于各自事务，忽略了对她的成长的关照，导致成为问题女孩，因酒吧斗殴伤人事件进入监狱。

三姐妹的故事，关联的是几位男性的故事。林晓拉生命中有三个男人，第一个是初恋男友李健，抵御不住工厂办公室主任布下的诱饵，背叛初恋，这也直接成为林晓拉南下的原因；第二个是跟她相好同居十年的企业家白勇，这是她人生幸福的十年，尽管事业起起伏伏各种闹剧波折，因为这段感情的托底而不至于荒凉；第三个男人是她的徒弟刘明亮，一直背后默默喜欢并关照着她的一切，并在她的人生谷底绝境之处，给予了她最终的爱和家的承诺。林晓嫣生命中有五个男人，初恋者、初恋替代者、走入婚姻者、同居者以及一个浅尝辄止并未深入交往的年轻人，前四段情感都给予她巨大的改变，一者给予甜蜜和悲恸，二者给予遗憾和内疚，三者给予安顿和不甘，四者给予贪婪和屈辱，五者给予虚荣和信心。林晓冰飞女本色，沉迷于边缘生活和情感，寻求刺激和麻醉，交往的男友倒是只有一个流浪歌手酒吧歌手。这些男性，当然也都是功能性的而不是装饰性或从属性的，也就是说，恰是这些男性的行动导致的三姐妹的改变。

这样说来，这部关于“三姐妹”的故事，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更像是一个通俗剧，一个言情故事，作品似乎没有背负更大的野心，比如想为深圳写史，撰写改革开放特区深圳移民的心灵史，或如洋洋大观数十种的“上海传”那样，留下城市的青春和平民的传记。蓝予没有这样研究和分析历史和社会的偏好，这样的偏好很多时候来自男性作家。比如我们也看到，史诗导向的历届茅奖，女性作家的乔叶，她的《宝水》确实写不出来史诗感；这样的例证还有王安忆，她的《长恨歌》到底还是借了歌女故事的方便和怀旧风的块垒。蓝予也是如此。三姐妹的故事，显然就不是三兄弟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故事，只能是情感的故事。因为一般来讲，女性作为主人公，在感性和情感的背后，实在很少让女性主动成为行动主义者，很大程度上，这样类型的故事，女性基本是被动的。正如作品中的林晓嫣，她的五段感情故事，就很难说哪一段是她发动的，她更多的实在承受后果，并在最后一段跟花花公子的恋爱被抛弃后，才开始了真正的“苏醒”。

蓝予，本名王惠平，女，湖南永州人，作家，画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作家协会理事，2015年鲁迅文学院广东中青年作家班学员，资深媒体人。深圳特区报新媒体《读特》“聆听美文”栏目的创办人（编辑和主播）。出版长篇小说《苏醒》、诗歌集《蓝予诗画作品集》，散文集《得闲来叹茶》《人与动物的距离》《转身回眸》《心灵的故乡》《柳黄霜白时的背影》，国画册《蓝予国画作品选》《清风雅韵～蓝予国画作品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