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特区文学·深圳评论》总第10期

输入·借鉴·对话：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的演变与启示

程相占

我到中山大学看的第一套书就是高老师主编的这套书，所以印象很深。首先祝贺高老师和他的团队为我们美学界奉献了一部厚重的著作，同时也感谢高老师在这套书第四卷第十二章讲到世纪之交的时候，谈到了生态美学和生生美学。另外，这套书的第二卷讲到宗白华美学的时候，明确提出不再采用学术界常见的对宗白华美学以“生命美学”的命名，而是将之称为“生生美学”，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亲切，因为过去20多年里，我主要做的是生态美学和生生美学，所以我也想向高老师和他的团队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我就从一个侧面，讲我自己阅读这套书的一点感受。

 

高老师这部书是201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之一，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正像高老师刚才提到的，有六七支团队来竞标。所以我们现在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其他团队竞标成功了，那个团队的最终成果跟现在咱们拿到的这套书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借此讲一讲这套书的一条理论线索，这就是我今天发言的题目：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的演变与启示。高老师在西方获得美学博士学位，长期研究西方美学，在领衔做这套书的时候，中西美学关系肯定是他着重考虑的理论线索之一。我把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的演变概括为三个关键词：“输入、借鉴、对话”。其实，在我向会议提交的摘要中，还提到了第四个关键词，就是走向中西的“互鉴”。我当时也曾考虑到要不要把互鉴作为第四个关键词，来概括20世纪中西美学的基本态势。听了李心峰老师刚才的发言《高建平与中外美学交流互鉴》之后，我觉得我的题目真的应该改一下，把三个关键词改成四个，也就是“输入、借鉴、对话、互鉴”。

 

因为这是一部美学史，历史总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我们能不能说这四个关键词可以概括20世纪中西美学大体的态势和主导倾向？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从20世纪初期，美学开始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主要的做法，包括王国维等学者，主要是“输入”。当然在输入的同时，他们也还有创造。

 

在“借鉴”这一块，从输入开始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比如王国维、蔡元培等，但当时输入在比重上还是超过了借鉴。到了80年代之后，一大批学者又借鉴了西方一系列的成果。但是80年代的“输入”也还是非常多的，不同的学者主编过好几套西方著作的译丛，我本人在21世纪也曾经主编过“国际美学前沿译丛”，这说明我们的输入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到了“对话”，这个事就看怎么理解，我想在这里重点讲一下高建平老师对中国美学的贡献。对话就是跟别人平等地谈。当我们提到西方美学史上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比如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和这些人对话；即使20世纪的西方美学家，我们也很少想到要跟他们对话。但是高老师当选国际美学学会主席之后，就把国际范围内当今活跃的著名的学者，基本上全部都邀请到了中国，我们就有了和这些学者坐在一个会场同时讨论的机会。从心态上来讲，让我们有了和西方学者对话的底气和机会。要没有高老师做这个国际美学会主席，我们心里就会想，中国美学是一直在跟着西方学，咱有底气和西方学者进行对话吗？高老师可能会说：有，西方学者担任过国际美学学会主席，我们中国学者也可以担任主席。这对中国学者有一种极大的振奋和鼓励的作用。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互鉴”。所谓互鉴，李心峰老师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互相借鉴。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借鉴西方是很多的，我们现在没有做一个梳理，西方20世纪美学流派也非常多，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美学？我们老是在输入，20世纪中国美学有多大程度的输出？这是一个问题。别说20世纪了，即使到了21世纪，现在也已经到了24年，基本上过了1/4，国际美学界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美学？这里是指中国现当代美学，不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是很大的，按照我刚才讲的20世纪中西美学关系的线索来看，我们追问一下，我们对西方美学的输入和借鉴是很多的，也开始进行了对话，但是互鉴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这套书对中西美学关系在21世纪的走向有一个启示，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中西互鉴。这样一来，我认为就对中国美学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这个要求在我看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不能关门治学，不能关门做美学；第二方面是增强原创性，如果我们都是在输入别人、借鉴别人，我们的东西都是别人非常熟的东西，怎么让别人借鉴呢？别人无所借鉴，“互鉴”就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罢了。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