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文学·深圳评论》总第10期

李心峰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非常有意义的研讨会。四卷本《20世纪中国美学史》整体推出，首先向高建平老师及其团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能够在这里做一个发言，机会难得，我十分珍惜。因为我发现这次会议的规模不小，参会的专家学者达到了八九十人，但是从会议的议程来看，能够被安排发言的仅有20多个人，大部分的专家都没有发言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很荣幸，为了这个发言，我也做了认真的思考。我想谈一谈“高建平与美学上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这个题目。

 

我最初向会议提交的发言题目，是想按照会议设计的第四个议题，谈一谈“《20世纪中国美学史》问世的学术意义”，后来改为现在这个题目。关于前者，其实也有很多话要说。这套四卷本、15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我在半个多月以前就已经拿到了手，迫不及待地开始翻阅，着重看了第一卷和第四卷。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该课题的完整出版，实属不易，我对该课题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敬佩！我这样说，也是有感而发。因为，早在2001年，我就曾经申请过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那时的国家社科基金还没有设立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便是当时最高等级的项目。课题立项后，按课题最初的设计，是要做成两个部分，其一，是想做一个“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发展史”，当时也划分成四大阶段，每个阶段的撰写人的分工都做好了，准备花上三五年的时间，做一个全面的历史文献的梳理与阶段史的研究。我甚至已经确定由我本人负责撰写第一个历史时段，即清末到1927年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运动兴起之前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发生与最初的演进历程。其二，计划做一部《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结果做了三四年的时间，我们的课题只完成了第二项计划，即《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而按照四个阶段撰写的《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发展史》没有能够完成。这固然有我本人主观上的原因（彼时的日常科研与行政管理工作的压力已经够大），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研究对象的体量过大，第一手文献的挖掘、梳理困难重重，等等。当然，我们所倾力完成的《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其规模已经达到了六七十万字，作为一项重大课题，庶几算是完成了研究的任务，因此顺利通过了结项，并获得了优秀结项成果的评价。但第一项研究计划《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发展史》没有能够完成，还是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只能期待不久的将来有机会重启该项研究计划。现在，当我看到高老师主编的这套四卷本《20世纪中国美学史》正式完整出版，我深感它的来之不易！而且他课题的研究范围，比起20世纪中国的艺术理论来，还要宽，还要大，能够做出来，确实是非常不容易。通过大致翻阅，我认为，这部多卷本的大著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或优长之处。比如说，我翻阅的第一卷，它的第一手文献的挖掘梳理确实做得非常好。有很多关于美学、艺术、美术（美的艺术）等基础概念萌生、形成、演化的史料的挖掘梳理，包括对严复翻译的《美术通诠》及严复所做的“按语”中所包含的艺术理论与美学的意义的阐发，等等，做得非常好。最后一卷格外厚重，篇幅达到600多页，计五六十万字，也做得非常好。一个突出的优长之处，是叙述、阐发、评价非常客观、公允，绝无门户之见。比如对以黄海澄教授为代表的“三论”美学及后来的“新三论”美学等，用了整整一章（第六章 科学主义美学），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所以，如果要谈该成果出版的学术意义，也可以谈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谈另外一个题目，就是“高建平与美学上的中外交流互鉴”。这是因为，在这一点上，高建平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最为鲜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更有话可说。

 

关于文明的交流互鉴，它的重要性非常突出。习总书记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总书记说，对待不同文明，我们要用比天空还要宽阔的胸怀来对待。这也表明，文明的交流互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对此应该有深刻充分的认知。那么，在美学上、艺术理论上需不需要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呢？当然需要。而恰恰在这一点上，高建平老师可以被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代表性的学者，他的相关探索与实践堪称典范。

 

我主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描述。

 

首先，高老师的从学、治学的经历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大约是2019年，他曾经在一本书的“后记”里谈道，他的治学可以分为前20年和后20年。前20年，他主要是在西方学习、研究；1997年回国，后20年主要是在国内的语境下进行研究。像这样一种独特的学术经历，除高老师之外，我们在座的，包括当下的中国美学界的学者，几乎是绝无仅有。这样一种独特的治学经历，使他有更好的客观条件从事美学上的中外交流互鉴。当然，除了这种客观上的条件外，最主要的还是他个人主观上的努力，这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