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民歌民谣的源流、分布与传承发展——《深圳民歌民谣》导言

廖虹雷

民歌民谣简称民谣。民歌民谣在民俗分类中属民间口头文学之一，是各个时期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口头文学按文体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是散文的口头叙事文学，包括神话、传说和各种民间故事；二是韵文的民间诗歌，包括各种民歌、民谣、抒情和叙事的长诗，以及谚语、谜语；三是综合叙事、抒情、歌舞，具有较多表演成分的民间说唱、曲艺及民间戏曲。故此，民歌民谣是音韵的民间口头文学。

“歌”“谣”可统称，亦可分称，最早见于《诗经·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歌因配乐和受曲调制约，一般节奏比较徐缓。谣不配乐，没有曲调，取吟诵方式，章句格式比较自由，节奏一般比较紧促。“歌”与“谣”，也常常合称为“歌谣”。“民间歌谣”在日常生活中又被简称为民歌。

近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有多首现代歌曲《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走向复兴》等唱响全国后，加上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媒体传播“深圳是个只有40年历史的小渔村”……于是，许多人心生疑问：深圳这座现代化的超级大都市有没有传统民歌民谣？

有此疑问丝毫不奇怪。因为疑问者，把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与深圳市（前身为宝安县）历史混为一谈了。要知道，深圳经济特区于1980年建立，的确只有40来年的历史；可是，深圳市（建市前的宝安县）却有1600多年的历史。

民俗学告诉我们，有人类活动，就有民歌民谣存在。

一

要说深圳民歌民谣的历史，绕不开深圳具有近7000年人类活动史、6000多年的人类开发史和海洋经济发展史、近1700年的城市建设史、800多年的广府移民史和300多年的客家移民史等方面的史实。

深圳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杨耀林在《深圳通史》的序言中写道：“地理上，深圳扼珠江口要冲，自西汉始，就是通往南海、印度洋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和驿站。清嘉庆《新安县志》有载：‘番舶来赆，莫不经由于此，然后就岸。’文化上，包括深圳在内的整个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是百越文化的大本营。秦汉时期，开始与中原文化进行深度交流，源于山东的儒家文化在这里迅速传播，与本地的百越文化相交相融。唐宋以降，在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西方文化、传统的百越文化等多方影响下，深圳地区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本地文化。”

深圳独特的本土文化，自然包括民间口头文学之一的民歌民谣。

民歌民谣，起源于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繁衍的人类生存的实践活动。深圳的民歌民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中的是1000多年前宋代的蚝歌与盐歌。

作为“三面临水一面山”的滨海地区深圳，在这一狭长的弧形海岸地带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据史料显示，宋朝年间，深圳已经开始人工养蚝。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所载，当时深圳地区的“土特产”有蚶、蛎、食蛆、海目、香螺、龟，其中最有名的是“蛎”，也就是“蚝”。宋代《古今事文类聚》中的《食蚝》歌谣就记录了“竹围投石”的人工养蚝方法：薄宦游海乡，雅闻静康蚝。宿昔思一饱，钻灼苦未高。传闻巨浪中，碨礌如六鳌。亦复有细民，并海施竹牢。采掇种其间，冲激恣风涛。咸卤与日滋，蕃息依江皋……

歌谣中所说的“静康蚝”，指的是当时人们在静康盐场及其南部（今深圳沙井一带）海域所养殖的蚝。清嘉庆年间修纂的《新安县志》在引用宋代《食蚝》歌谣时，“雅闻静康蚝”变为了“雅闻归靖蚝”。可能是因为乾隆三年（1738），静康盐场与归德盐场合并为归靖盐场，“归靖”成为深圳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名，而本地出产的蚝自然被称为“归靖蚝”。

深圳地区比蚝更出名的并且成为当地经济支柱的产业就是盐业。海盐生产，自汉代在南头设立番禺盐官开始逐渐形成规模，至宋朝时期发展成为高峰。元丰年间（1078—1085），深圳地区拥有静康盐场、东莞盐场（今南头）和黄田、归德、海南（据萧国健先生考证）三个盐栅（在今深圳、香港境内）。北宋后期，黄田、归德两盐栅升格为盐场，并增设官富（今香港九龙）、叠福（今大鹏）盐场。

这样，从西至东，整个深圳呈长条形的具有257千米海岸线的滨海，布满星罗棋布的盐田。无数的盐田统属在以上的五个盐场管辖内。这个时期，无论是盐工人数，还是盐产数量都达到了史上鼎盛时期。煮盐苦，晒盐苦，盐政严苛，盐工被税赋重压得更苦，于是，民间产生了《盐家背语》《盐丁叹》《鹾海谣》等一批反映盐民生活的民谣。

除了生产劳动产生歌谣以外，人类繁衍、宗族延伸也产生了族姓源流支派、辈分排序以及家规祖训等方面的歌谣。深圳地区跟岭南地区一样，历史上经历过自秦晋至明清年代先后五次移民大潮。大量的北方原住民因战乱、灾荒，或因朝政更迭、宦官流放、富豪商贾易地商贸等原因，从中原一路南下迁徙到偏远而安定的岭南一带开基立村，谋求生存。由于数百年来移民的发展，落籍族群枝派的繁衍，许多家族生根散叶，产生了以姓氏为中心的维系族亲血脉的“祖系歌谣”“辈分字谣”“祖训歌谣”和“家规歌谣”等作品。

深港地区流传着最著名的“认祖谣”，是峭山公“黄氏祖训谣”。在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先后迁徙进入深圳地区的福田沙头黄姓、上梅林黄姓、南山北投黄姓、新安黄屋和甲岸及上合黄姓、西乡共乐和铁岗及庄边村黄姓、福永下十围和兴围黄姓、沙井上寮黄姓、松岗塘下涌黄姓、公明东坑黄姓、光明迳口和白花洞黄姓、石岩官田黄姓、观澜桂花和福民黄姓、平湖黄姓、龙岗黄姓、横岗坪地黄姓、坪山坑梓黄姓、葵涌大鹏黄姓乃至香港、澳门和海外的黄氏宗亲，凭着黄峭山公的“祖训谣”寻亲相认。大凡黄峭山的后裔，几乎每一代人都能熟记这首认祖凭证和寻根“密码”的祖训谣：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旦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惟望苍天垂庇佑，三七男儿总炽昌（选自清光绪廿五年己亥版《黄氏族谱》。因数百年传抄多个版本，大同小异）。

扎根深圳数十代的各个姓氏移民，至今仍然受到“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离祖宗屋，不忘亲手足”这种文化观念的深层影响。

深圳地区的民谣历史悠久，但是，包据粤曲（南音、龙舟、白榄、八音、粤讴和竹枝歌）在内的民歌也经年不短。

有据可查的，宝安邓家蓢(今宝安区沙井万丰村)及其周边乡村出现的粤曲传唱始于元代。邓家蓢潘氏家族历朝历代都出了粤曲粤剧名伶，比如元末的潘礼敬、明代的潘楫、清代的潘耀扬、民国时期的潘有声、新中国成立后的潘荣耀等，据说，拥有这样多粤曲名家的村子，在全省罕见。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新安县编修的《荥阳潘氏家谱序》载：“宋末潘仲鉴由珠玑巷（今韶关南雄）阿树下，转迁至宝安靖康，始发迹于福永之乡焉，实为肇基之祖。”宝安潘仲鉴始祖后的四世祖潘礼敬，号乐静，生于元至正三年(1343)，自幼颖悟过人，熟读万卷，尤通音律，常击节吟唱乐曲。“倚声度曲，有绕梁之音，听者欢然。”

 到了九世祖潘楫，号钟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长于书香世家，毕生研究音乐，著书《律吕图说》行世。律吕有十二阶，阳六为律，阴六为吕。潘楫对粤乐研究的卓著成就，泽披岭南，有“铎振珠涯”之声誉。时中奉大夫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游应权，为《律吕图说》作序，高度评价“有真见，可以破千古不决之疑，可以素千古不传之绪”。

 参议大夫前翰林院编修袁昌祚也为之作序，推崇此书。潘楫对岭南音乐的研究、传播和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深圳音乐学者第一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潘楫入祀新安县乡贤祠和文庙。潘耀扬(1834—1898)，官至两广提督，咸丰年间，授三品游击将军。晚年致仕归里，在邓家蓢村“将军第”(今万丰村仁爱路)之侧，修建了一幢专为唱戏用的“八音楼”，适时召请戏班前来演出，赏大戏，听粤曲，怡身心。至今村中“将军第”“将军井”及戏台犹存。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戏曲研究会原副主任郭秉箴在《粤剧古今谈》文中写道：明朝归有光编写的《庄渠遗书》中，记录了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钦差魏校的谕民文告，内有“粤曲”等谕句。戏曲研究专家郭秉箴认为，这是距今400多年前，广东人出现粤曲粤剧活动的最早记载。这则史载，恰好与邓家蓢（今万丰村）潘楫《律吕图说》及八音粤曲发展年代相近。

据1937年《黄贝岭张氏三房华文祖枝谱》载，明永乐八年，张氏先祖梧峰公从大鹏叠福迁至罗湖隔塘（今水贝）立村，后繁衍为湖贝、向西、黄贝岭等张姓村子。湖贝村村史记述，清朝中叶，该村村民喜乐尚武，建有“八音队”舞麒麟和武馆，村中张美祥、张耕、张兆稳等民间乐手，吹奏唢呐，敲击锣鼓锵钹，专为村中红白喜事操办或者节庆神诞活动表演。

明末清初，深港地区盛行民间粤乐其时，也出现了咸水歌、采茶歌、竹枝歌等。著名岭南学者屈大均（1630—1696），在他的《广东新语》书中记载：“诸疍以艇为家，是曰疍家。其有男未聘，则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梢，以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迎，男歌胜则夺女过舟。”此处指的“蛮歌”即“咸水歌”。

又有一说，客家山歌起源于先秦民歌和竹枝词，有“山歌闻竹枝”之称。至明代，江西左布政使祁顺曾到宝安，写有竹枝歌《宝安水乡即景》：断岸平沙水绕洲，小溪都入大溪流；渔翁贩得鱼虾卖，日日鸣榔船步头。

竹枝歌是吸收民歌的四句七言诗，可伴笛击节，可歌且舞。由此可见，深港地区的咸水歌、采茶歌、竹枝歌等民歌已经流行。

在深圳西部沿海的南头、西乡、福永、沙井、松岗乃至公明等地，民间艺人藏有多个版本的采茶歌和咸水歌、木鱼歌的长篇传统歌册，可得到明证。

有一则旧消息，生动地说明采茶歌和咸水歌当年如何受到深圳人民的热爱。1956年7月19日，中国民间艺术团赴香港公演胜利归来。在归途中，经广东省委决定，艺术团在深圳做了一次慰问演出。当天下午，还未到7时，深圳镇人民广场（今罗湖地王大厦）已经坐满了12000多位观众。观众中，有驻深边防守军官兵，有边防检查站、海关和各级政府机关干部，有工人和来自附近各乡的农民、居民等。7时50分，中共宝安县委书记朱德全致欢迎词后，旋即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开始了精彩的演出。艺术团第一个节目是采茶扑蝶舞，引起当地群众的共鸣和极大的兴致，接着上台表演对唱咸水歌、舞狮、京剧唱段、女声独唱等10多个节目，每个精彩的节目都博得了台下观众频频喝彩和好评。有的节目谢幕了，台下还是掌声不绝，直至团员们再演出，再谢幕才得转下一个节目。表演一再延长到10时50分才结束。结束后，由解放军深圳边防部队文工团和机关代表向艺术团献花，表示感谢党中央、省委对边防人民的关心和慰问。

深港地区将客家人唱的民间歌谣称为“山歌”，将沿海广府人唱的渔歌、咸水歌、木鱼歌、南音歌、龙舟歌等称为“水歌”。深圳地区客家“山歌”相对比“水歌”出现得稍晚，但也至少有300多年的历史。

清初，朝廷为了防止沿海民众接济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将东南沿海居民前后两次强制内迁共80里，深港地区首当其冲，招致百业凋零，民不聊生。7年之后，原广东巡抚王来任眼见当地百姓因迁界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冒死上谏朝廷，力陈迁界之害。清康熙八年（1669），朝廷下令复界，以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吸引了赣南、闽西、粤东等地山区人民来宝安垦荒填海。这批被中国历史上称为第五次移民潮的移民，相对于“本地人”来说，称之为“客家人”。

清末民初，深圳地区的民歌和各地移民带来的山歌、渔歌、采茶歌以及皆歌等相互融合，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因斗争需要，编山歌、唱渔歌、演戏剧成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手段，这也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做出了贡献。比如，1938年4月，南头中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梁金生在进步刊物《宝安抗战周刊》《宝安青年》报上发表他编写的《赶快团结练武装》《送郎参加自卫队》《民兵御敌立功劳》等抗日民歌民谣，并且组织学校宣传演出队深入乡村宣传演出。

1937年夏，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派严尚民、叶锋、刘宣等先后带领两批“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到大鹏、坪山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同年8月，共产党员袁庚组织大鹏地区左翼青年成立“惠宝沿海青年抗日同志会”并担任会长。同期，大鹏城、王母墟、葵涌地区的进步青年成立“海岸流动话剧团”，在大鹏乡地下党支部书记赖仲元组织下，到各村、渔寨教唱歌、演讲、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冲过敌人封锁线》等，积极开展民众抗日运动（见《宝安县志》1997年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活跃在石岩一带的游击队员用客家山歌号召民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龙华观澜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战士以及解放战争年代的库坑、大水坑、大布巷游击区的游击队员，都运用山歌唤醒民众，与日伪顽敌作殊死的斗争。

1938年12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属下的“东江流动歌剧团”，是活跃在东江地区的第一支专业文艺队伍，为游击区群众演出《长城谣》救亡歌曲、《放下你的鞭子》等一批剧目。此后，1939年夏，安南（越南）华侨青年国防话剧流动宣传队19人回国抗战，参加东江游击队，编为政工队，在坪山、龙岗、横岗一带巡回演出。1940年10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流动宣传队配合部队开展抗日宣传和民运工作。1943年，活跃在广九铁路以西地区（简称“路西”）的“东江流动剧团”和1944年7月路西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东宝行政督导处”领导下的政工队文艺宣传队，创作演出《狮子打东洋》等活报剧、民歌演唱等节目。位于宝安公明的东江解放区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战时中学——东宝中学，成立“五四”剧团，足迹遍及东（莞）宝（安）城乡宣传抗战，深受群众欢迎。1944年10月，以“拖拉机”为代号的东江纵队政治部政工队在大鹏湾王母墟成立，政工队所属宣传队演出《插秧谣》《朱大嫂送鸡蛋》节目和本队创作的《桐柏山下》《转变》等话剧。东纵文艺工作者经常用广州方言、客家方言演剧，用客家山歌、龙舟等民间艺术宣传演出，同时创作出了客家方言歌《东江水》《反抢粮》《唱春牛》、广州方言歌《人民军队来啦》等。1946年6月底，东江纵队奉命北撤烟台后，由部分随军北撤的文艺战士改编成“东江纵队文工团”，随后又改编为“两广纵队文工团”。当时没有北辙的文艺战士，在党的领导下转战香港，与当地文艺工作者组成“中原剧艺社”，投入新的战斗。

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创办的《大家团结》报和《新百姓》报合并后，仍以《新百姓》报出版，刊发大量的游击队战斗信息和宣传发动群众的抗战歌谣。1941年3月，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油印的《新百姓》报，经邹韬奋提议更名并题写报头《东江民报》。1942年2月，部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3月，总队将《东江民报》改名为《前进报》。报纸刊发抗日歌曲、山歌民谣、街头活报剧，为宣传、鼓动群众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气象、新生活激发了全县文艺爱好者的热情，许多山歌、渔歌、粤曲歌唱者放开喉咙高唱新变化、新事物和新风貌。1951年，观澜乡农民张明、黄平、黄官祥写的山歌、民谣、散文刊登在《华南文艺》杂志第1、3、5、6期；固戍村农民姜国洪、谭英的咸水歌、诗歌发表在《华南新农村》第8期。

1953年，龙岗皆歌歌手罗观球（1925年出生）、黄丽英（1931年出生），曾代表龙岗参加粤东行政区专员公署在汕头市人民公园的大同剧场举行的会演，演出用皆歌改编的《半夜鸡叫》节目，获得三等奖。《惠阳地区民歌集》选载龙岗镇解放初期描写人民翻身做主幸福情景的歌曲《皆歌一唱闹洋洋》。《惠阳县志》记载：“1954年中秋节夜晚，惠阳县文化馆在龙岗地区举办山歌擂台赛，有竹板山歌、皆歌、渔歌等。”1959年，龙岗皆歌《歌唱蔡娇娘》参加了广东省业余民间文艺汇演。

1956年，盐田山歌王李天生进京参加“全国首届农村文艺调演”，这是盐田山歌首次走出广东省，在当地传为美谈。1958年，盐田村村民薛观带改编客家山歌剧《刘三姐》并主演男主角，参加广东民间艺术汇演获优秀奖。1959年为庆祝国庆10周年吴标（1926年出生）、薛官带两人被选送随广东省文艺演出团赴北京演唱山歌，成为宝安山歌唱到北京第一人。

1950年代至1970年代，石岩、龙华、观澜、布吉、盐田、横岗、龙岗、坪山等地群众，每逢中秋节晚上自发组织山歌会、山歌擂台，热情的歌手“对歌”对到下半夜；石岩、观澜、龙岗等地群众甚至自发“斗歌”，连续“斗”两三个晚上还欲罢不能。

1983年，深圳市文化部门根据群众深爱民歌的积极性组织了“首届深圳山歌会”，山歌会经过全市100多名选手多轮角逐，最后决出“深圳山歌王”刘天生（龙岗选手），“深圳山歌后”何穗生（深圳市艺术中心选手）。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使深圳的民歌民谣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