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东小小说创作中的“自我指涉”特征

雪弟

作为一个小说家，徐东的创作成就无疑更多体现在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创作上，目前已出版短篇、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十多部，曾获新浪最佳短篇小说奖、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和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等；但毫无疑问，在徐东的小说创作中，小小说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数十篇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转载，《父亲》获林语堂杯小小说大赛优秀奖，《同事》（又名《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入选“改革开放40年：广东最具影响力的40篇小小说”，《陌生人的欠条》获《小说选刊》2019年度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作为一个以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创作为主的非“小小说创作专业户”，徐东的小小说创作有何特点呢？一句话概括，就是鲜明的“自我指涉”特征。主要体现在：故事人物多以文人（主要是作家、编辑、记者、画家）为主，故事发生地多集中在深圳、西安和北京等地，这与作者的身份和生活地高度吻合；主题内涵多是对文人精神的书写和对创作本身的探讨、反思，这与作者的人生追求和创作观念极为一致；叙事人称多为第一人称，作者即“我”，“我”即作者，两者相互交融，合而为一。

人物身份、故事发生地与作者身份和生活地的高度吻合

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徐东小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多是文人，包括作家、编辑、记者、画家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作家，有时它以小说家的身份出现，有时它以诗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它就以作家或写作者这种统称而出现。如《同事》中的“我”和李更是编辑、小说家；《陌生人的欠条》中的“我”是个小说家；《帽子》中的人物，有诗人、小说家和画家；《大师》中的“我”和大师是小说家；《耻》中的“我”和李校长是诗人；《请让我再想一想》《我想请个女秘书》中的“我”是作家；稍加留意，我们还会发现，徐东小小说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地多集中在深圳、西安和北京等地，尤其是深圳，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如《陌生人的欠条》《请让我想一想》《别让好人吃亏》《搞笑的房子》《二十年后再见面》等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地就都在深圳。当然，由于一些作品故事时间跨度较长，可能会涉及多个故事发生地，正如《别让好人吃亏》中写到的那样：“二十年前，我和丁国歌都二十出头，在西安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后来我去了北京，在一家纯文学杂志当编辑。不久他也来到了北京，在一家时尚杂志做编辑……十五年前，我离开北京来到了深圳。”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徐东的身份和生活地。徐东出生于1975年，18岁参军。退伍后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陕西日报》《女友》做记者、编辑， 2002年，去《青年文学》杂志社做编辑。2003年非典之后，徐东又回到西安，不久又从西安杀回北京，先在《小说精选》，后在《长篇小说选刊》做编辑。2005年徐东到了深圳，就职于宝安日报社，负责编辑《打工文学》周刊（后改名《宝安文学》周刊）。有一段时间，他从宝安日报社辞职，在家专心写作，后又回到报社，编辑《宝安文学》周刊至今。

以上可清晰看出，徐东小小说作品中的人物身份、故事发生地与徐东的身份和生活地可谓高度吻合。对此，固然可以从“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一写作观念入手来做出合理的解释：多年的记者、编辑和小说家身份让徐东非常熟悉文人的生活，把文人作为叙述对象自然成为他创作的首选，而之所以多把故事发生地放在深圳、西安和北京，也是因为他在这几个城市生活得较久，比较熟悉这几个城市，尤其是深圳的生活。但除此之外，徐东多把文人作为叙述对象和多把故事发生地放在深圳、西安和北京，恐怕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和目的。

倘若对徐东的小说进行全面考察，我们会发现，除了小小说，徐东的不少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同样把文人作为叙述对象，也同样把深圳、西安和北京作为主要故事发生地。也就是说，多把文人作为叙述对象和把深圳、西安和北京作为主要故事发生地已成为徐东的一种写作习惯，甚至是一种写作思维。而这种写作习惯或写作思维，毫无疑问是作者某种心态、情绪、意识的反映。因此，我认为，徐东之所以多把文人作为叙述对象和把深圳、西安和北京作为主要故事发生地，是想通过人物身份、故事发生地与自己身份、生活地的高度吻合，来进行“自我指涉”： 多把文人作为叙述对象，是力图经由这些文人形象的塑造，来建构出作者的自我形象，进而以文人的形象发出一个文人应有的声音；而多把深圳、西安和北京作为主要故事发生地，一方面是经由故事发生地与作者生活地的高度吻合让小说更真实，另一方面是力图通过对这几个与自己生活、命运紧密相连的城市（西安是徐东读书和最初工作之地，北京是徐东梦想和创作福地，而深圳则是徐东生存和发展之地）的强调和强化，让它们成为自己独特的生命标记。从效果达成来看，徐东做到了。作为读者，我已经把徐东小小说作品中的文人形象看作徐东的影子或化身，而深圳、西安和北京，这些徐东笔下的故事发生地，也无缝对接地成了徐东的生活地。

主题内涵与作者的人生追求、创作观念极为一致

徐东的小小说的主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文人精神的书写，即在文人的精神与世俗层面（包括物质、人情等）的纠缠、较量中，或正面凸显文人的悲悯、傲骨和良知，或反向揭露、批判文人的妥协和世故，但归根结底，是对文人精神的肯定和颂扬。如《二十年后再见面》中，只要“我”愿意帮大学同学苏文举写一部小说，就可以换来100万的回报，这样，生活就会像“我”妻子说的那样：“我们就轻松一些了啊”，但最终，“我”还是坚决地拒绝了。拒绝的结果不难想象，那就是“我”和妻子将长久地做着“房奴”，但“我”没有丁点的后悔，因为“我”深知，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交换，其实是以牺牲文人的傲骨和尊严为代价的。“我”的一句“我决定了，不卖”，斩钉截铁，把文人的精神十足地展现了出来。又如《陌生人的欠条》中，面对一个走投无路的陌生人的求助，“我”借给了他500块钱，而在12年后，他欲以50万、100万，甚至500万作为回报时，“我”又拒绝了他。尽管“我”在当初的借和后来的拒绝的态度上有些犹疑，但一个文人的悲悯情怀和高尚情操还是显而易见的。此两篇可谓正面颂扬文人精神的代表作，类似的作品还有《同事》《帽子》《请让我再一想》等，《别让好人吃亏》则属于另一种情形。这篇作品以人情世故处理为叙述重点，展现了一个小说家“强迫着自己在改变、在适应，在做一个众人眼里的所谓好人”的过程，真实揭露了一个文人向现实世界（在这里，主要体现为人情）妥协、投降的生存图景。但在内心深处，“我不喜欢世俗的、随波逐流的自己”“我也鄙视自己做一个所谓的知恩图报的人”。由此，可清晰看出，自我揭露和批判是这篇作品的主基调，它反向揭示了文人精神的丧失，同时也发出了重塑文人精神的呼喊。

那么，现实中的徐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追求呢？作家徐则臣评价徐东说：“在当下，像徐东这样抱着坚定的文学理想不撒手的人已经极为罕见了。他把文学放在生活之上，几年来我看到他为此四处奔波，物质生活降到很低，把高昂的文学的意义时时矗立在自己面前。”（见《欧珠的远方·评论》，华文出版社，2007）作家童仝评价徐东说：“文学在他的眼里远远高于生活。可以住得差点，可以吃得差点，但只要能写，就会觉得很幸福。”（见《欧珠的远方·评论》，华文出版社，2007）作为与徐东交往多年的朋友，我非常认同徐则臣、童仝等人对他的评价，徐东确实是一个怀揣理想、至真至纯的人，他最大的人生追求就是力争成为一个好作家。而一个好作家的标准，除了创作出好作品之外，无疑就是要具有以悲悯和良知为核心的文人精神。对此，徐东说：“对一个作家来说，如果你是清醒的就应当战胜物质享受的诱惑，战胜你身边的人和事对你的绑架。”（见《写作是我想做的事》，《嘉应文学》2019年3月上半月）但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人们大多都不同程度地被绑架了。对此，徐东又自我揭露说：“我是软弱的、合作的、无力的，因此我只能承受，虚伪，苟且。如果我想做自己呢？想必定会有一些人会被冒犯，会受伤、会痛苦，然后会嘲讽我、反对我、远离我。”（见《写作是我想做的事》）由此，不难发现，徐东与《二十年后再见面》《陌生人的欠条》《别让好人吃亏》等作品中的文人是多么相像啊，其人生追求与肯定、颂扬文人精神的主题内涵也极为一致。正如作家王棵评价徐东时所说：“他将内心的纯净、质朴、直白、忧伤、执着，不打折地输送到他的言行与文章里” （见《欧珠的远方·评论》），从而使得这些作品带有了作者鲜明的“自我指涉”特点。

徐东的小小说的主题的第二个层面是对创作本身，包括创作的功用、动力、状态和秘密等问题的探讨、反思，力图阐明何谓真正的创作以及如何创作出经典。《同事》通过“我”与李更在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反差——李更在首都买了七八套房子，我虽说发表了不少作品，却也只能勉强生活，也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我——揭示了创作的无用。但《读者》又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创作的大用——“我”的小说先是改变了一个读者的命运，后又缓解了这个读者失眠的症状；除了探讨创作的功用，《读者》还探讨了一个作家创作的动力，文中的人物“我”是这样说的：“虽然我也很需要钱，但不该我得的我一分也不会要。我之所以愿意写，是因为你是我的读者”，意思是说，作家写作的动力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读者对作家的需要。《我想请个女秘书》从时间和性别入手，指出作家状态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大师》通过畅销书和文学经典的对比，对创作类型的价值高低做出了评判，并揭示出创作最大的秘密：不会生活和闲着的人就不适合写作。《帽子》《无处不在的女孩》等作品也对创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反思。

在小小说作品中，对创作本身进行探讨、反思的，徐东应该是第一人。他如此创作的目的是什么？作品中对创作诸问题的探讨、反思，与徐东对创作的认知一致吗？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有个关于徐东的情况，必须先交代一下，那就是，徐东是一个非常善于反思的作家，他在创作大量小说、诗歌的同时，还创作出了大量的文学随笔。如果仔细爬梳，我们就会发现，徐东小小说作品中对创作本身诸问题的探讨、反思，其实都能在文学随笔中找到影踪。如关于创作功用，徐东写道：“要想因为写作获得名利，未免显得天真可笑了。”（见《写作是我想做的事》）；关于写作状态，徐东写道：“如果可能，我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写作者，不为写作之外的事情操心操神，那样我或许会写出更多有质量的作品，但现实生活不会让人称心如意。”（见《写作是我想做的事》）；关于写作秘密，徐东写道：“心要放平，不要太急。守住气很重要，不要让气跑掉。”“写作，不要太快了，一天写三千字，算是多的了。”等等。搞创作的人都清楚，文学创作最不适宜做的就是探讨抽象的理论问题，那是文学评论（包括文学随笔）的任务。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徐东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为何偏偏逆行而上呢？当然，这与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多为文人）有关，文人相聚，必然会谈到创作诸问题。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这便是前面多次提到的作家的“自我指涉”。 在小说创作中，对创作诸问题进行探讨，更加强化了作家徐东在文本中的存在。如果说，多把文人作为叙述对象和把深圳、西安和北京作为主要故事发生地的“自我指涉”还多浮在表层的话，那么，此种“自我指涉”已经进入到了深层，个人独特的生命标记愈来愈明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