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讲深圳作家的时候，必然要把自己当作中国作家，讲深圳文学的时候，也要将作品视为中国文学。也许我们很难将自己放置于世界的维度，但仍可以将“中国”作为世界观的实践场景，把自己放到中国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当中，甚至可以将中国作为方法来进行文学思考和作品创作。当然，我们也要从整体中国观的角度来提升思想认识能力。

哲学经典常常把“世界是什么”“如何认识世界”“我是谁”“为了谁”等问题作为思考的起点，作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往往也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世界的各种变化。马克思把世界历史总体性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孤立事件的堆砌，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因此，作家要置身于总体性世界和历史之中，不断开拓总体性的视野，与世界形成一种多维交织、密切融合的情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揭示社会和人的巨变。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洪子诚、陈平原、谢冕等一批文学理论家就提倡用理论意识和整体意识、总体性的历史意识、世界的文学、现代性等视角来对待中国文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作家要思想精深、见识高远、知行合一，倾听世界的声音，洞察世界的变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除了文史哲知识，还要对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城乡社会、工商业、创新、国际问题等方面有更广阔、更丰富、更新鲜的了解，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在总体性世界中构思故事情节，塑造人物，这样才能持续创作出格局高远、故事精彩、情节独特、形象饱满、立意深邃的好作品。

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去认识和思考。对于中国作家而言，认识和思考的对象首先就是“中国”，是大历史观下的中国——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中国；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的中国；南方、北方、大城市、小乡镇的中国；农民、工人、工程师和企业家的中国；世界的、亚洲的、陆地的、海洋的中国；活力的、多元的、美丽的、绿色的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作家要努力地整体认识和把握“中国”，理解个体与中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与身边的人、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奋力书写具有中国基因、中国经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世界看中国，又从中国看世界，写中西部的小乡镇，能够看到大城市的影子；写中国的城市，既有浓厚的国际化都市的气息，也有乡土的经验和味道；写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一件小事，折射出更多人的普遍性的大事——理解了中国，包孕了世界，作家在阅读国外经典文学作品，构思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塑造穿透时空的人物形象，体会人类的共同情感时，才会多一分收获，深一层境界，创作的文学作品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从纷繁万象中把握人的新变化。科技创新日新异，人类在不停地进化，每个人每天都面临新的变化。比如智能手机的“机器思维”正悄悄地植入人的行为和习惯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借助数字化的体验和交互，尝试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基因、大数据、超算、机器人等技术翻卷经济社会的浪潮与洪流，试图重新定义、解释，甚至塑造一种个人和他者的关系。随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广泛普及并迅速进化，人和机器的价值如何对齐？人的主体性走向何方？各种“类人”“超人”“模型人”的到来，又将增添怎样的新奇景象？作家只有坚守本源道心，细心捕捉“变化的人”和“人的变化”，纵深他们的现实处境，弘扬引领新时代潮流的精神，才能抓住文学的“牛鼻子”，取法乎上。比如目前科幻文学如火如荼，作家纷纷角力科幻题材创作，《三体》《恐惧机器》《中国轨道号》《火星孤儿》《银河边缘009：时空画师》《野未来》《现实顾问》《北京折叠》等作品，关注人类的新变化、未来的新现实和新处境，探索人类文明甚至是宇宙文明可能面临的“未知”，为文学开辟了广阔新天地。

把文学写到中国大地上，写到人的心底里。人类意识和家园意识是中国人文精神中璀璨的明珠。无论是改编成影视之后引起热烈反响的《我的阿勒泰》《繁花》《人世间》《大江大河》，还是近几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北上》《雪山大地》等作品，都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之上的人民群众艰辛奋斗的宏阔叙事，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谱写了人与时代交相辉映的史诗般的交响曲，备受人民群众喜爱。因此，作家表达的思想情感，塑造的典型形象，展现的时代精神，挖掘的人事关系，都要放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放到你来我往的社会中，放到磅礴宏阔的祖国大地上，放到洪流滚滚的时代大势中，才能更加真实，更加突出，更加美妙，更具有鲜活而持续的生命力。作家的创作与人民的生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要把个别和具体还给总体，把大地和自然还给现实，也要把心灵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梦想之美写到人民的心底里，更加真切地体验文学与现实的交融，更加深情地触动人类的心灵，更加努力地填补世界的坑洼，在“我”与“中国”、与“世界”之间，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文学新局面，吹响时代号角，开启时代先风。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文学，即深圳文学，也要将其与总体性的深圳、中国和世界紧密结合起来，融合整体的中国观，建立整体的深圳观，构建深圳叙事学，从而形成一种新时代的“深圳文学”。对此，本文试图从以下方面简单地做一个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首先，思考城市的“先行先试”与文学的先锋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前文讲过，深圳是一座先行先试的城市，那么，它与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与文学的先锋性，具有怎样的关系？很多作家理解的“先锋性”，往往停留在欧美二十世纪文学思潮，停留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小说和诗歌的先锋文本当中。那些新的思想和诘问，那些耳目一新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那些伴随社会发展的新的叙事对象，成为当时评判先锋性的主要参照，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将那时的先锋性生搬硬套地用在我们当今时代，就很容易造成我们这个时代失去先锋性，或形成先锋性的某种错觉。我们不禁要问，先锋性过时了吗？评论家李振认为，激活先锋文学及至其他一切文学样式在当下的突破性力量，不是对外在形式照猫画虎地“继承”，而是将其中的反叛与实验性置于新的历史时空进行重新理解，这才是先锋文学存留下来的最大的意义。可见，先锋文学一直存在多种可能性，是动态的，需要与时俱进地“重新理解”。我们要站在时代的洪流里，关注那些开风气之先的事情，关注那些新鲜的创举，将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源泉。深圳经济特区以“杀出一条血路”“大胆试、大胆闯”的特区精神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文化观念著称，一千多万外来移民的力量和智慧不断突破方方面面的樊篱和阻碍。今天的先行先试、综合改革仍然如此，特别是在百年历史未有之变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领域必将发生各种各样“先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必将充满“先锋”气质——没有先锋气质，谈不上改革和创作。所以当前对于深圳文学而言，最重要的是确立艺术生命的来源，革故鼎新，创新探索，在“新时代”与“新小说”之间生长出一条“脐带”，以此打通更多新鲜的艺术实践，写出更多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抓住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进行深刻地挖掘和书写，这样自然就有了先锋的底蕴。

其次，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城市，“特色”叠加“特区”，“湾区”是“深圳观”的独特内涵，也是深圳文学的独特现实性的回应。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脉。无论是我们现在提倡的新现实主义，还是科技现实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最大的现实主义，中国的国情是最大的现实主义实验场，脱离了这个基础，就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许多小说家对西方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情有独钟，对中国的长篇小说却不感兴趣，原因有很多，主要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以为对那些中国小说描绘或即将描绘的现实了然于心，甚至以为只要写自己身边最熟悉的、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现实就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文学了。怀揣这样想法的读者或者作家，都存在很大的局限。中国地大物博，14 亿人口，56个民族，了解情况都很不容易，何况把握所有的现实。现实既有客观现实，也有心理现实，既是无穷的，也是相对的。对于作家来讲，要时刻保持对现实的敬畏之心。具体到深圳，改革开放40 多年发展进程，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和精彩的深圳故事，也为深圳文学提供了丰饶的创作资源与难得的叙事红利。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有蛇口的故事、罗湖的故事、湾区的故事、滨海客家的故事、基建工程兵的故事、深港的故事、打工的故事、企业家的故事、创新创业的故事、华为和腾讯的故事、房地产的故事、商业财经的故事、义工的故事等，都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点睛之笔。尽管如此，也并没有包揽这座城市的现实。更何况深圳的人口规模大，移民的特征和内涵，决定了广大市民携带着中国几千年文化基因，城市面貌和现代科技日新月异，这些都导致深圳的城市现实是变动不居的。但是，只要敬畏现实，让自己低到现实的尘埃里，真实地做一个现实的人，接触和了解现实，不断拓宽知识和视野，观察和记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圳的生动实践和风貌，现实性就会鲜活地映照在我们的心灵中，转换在我们的小说中。

再次，深圳的中国式现代化回应文学的现代性。评价一部小说，常常会提到“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性？西方一位著名哲学家说，现代性体现为“理性之精神，自由之意志”，落实到现实世界就是人的世界观。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认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这一观点的要点是，现代性首先是一种对世界、环境和人的行为关系的再发现。那么，对于作家而言，现代性仅仅是写出来的吗？要阐释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好是先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进程。如何理解“现代化”，关系着作家的现代性，小说的思想文化高度，也决定着小说的深度。

与中国现代化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就是“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们先解放思想，形成现代的思想观念，持续推动发展现代的生产力。我们仍然以深圳来进行观察。改革开放伊始，深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观念变革等举措，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物质世界变得丰富，加上又是经济特区、移民城市，是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窗口，也由于毗邻当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相比内地城市更早接触了解到西方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城市弥漫着现代性气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文学具有强烈现代性意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以及在工作生活中陷入“现代性困境”的写作者，创作了像打工文学这样的在城市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叙事。比如王十月，他不仅是特殊时代中“深圳”的亲历者、观察者、见证者，也是“深圳”的虚构者、忏悔者，在他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开冲床的人》《国家订单》《变形记》《在深圳的大街上撒野》《不断说话》等作品中，可以窥见千万打工者的命运、精神和情感遭遇。特别是《收脚印的人》以及新近的《不舍昼夜》，以超凡的写作勇气深入到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裹挟的“罪”，又以这种勇气写下个体的完成与未完成。时至今日，城市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们的现代化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现代主义文化深入到城市和人的最深处，比如邓一光以深圳为叙事对象的“南方故事集”就呈现出南方中国后现代性的景象——那是城市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资本发达等背景下，历史的“虚无化”与“脸谱化”、现代文化空间的崩塌和重构、地理空间的游离、个体存在的朦胧、“精神遗产”的转嫁、文化和观念的异变等。特别是科技变革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重要的关键变量，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生产关系随之剧烈变化，这一切都推动了现代化的加速演进。新的现代性由此而生！它将不再仅仅是人的现代性，而是“类人”与“超人”、现实和虚拟现实、人和人工智能、“新—人文”和“新人—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充满无限的不确定性，一种新技术或技术崇拜很可能带来某种新的现代性内涵。近几年，ChatGPT 展现出对文字、文学、图像、视频等内容的强大创作能力，让我们对未来的文学既兴奋又迷茫，人工智能在与人类互动中持续进化，会不会导致AI生成式叙事和无限生成式的现代文化？认识新时代文学的“整体观”，也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

最后，从“深圳故事”到“深圳叙事学”。深圳故事能否寻找到一种叙事伦理，作为南方中国现代性叙事在深圳的对应？如有存在的话，不妨称之为“深圳叙事学”。没有叙事，生活是晦暗的，生命气息也是虚弱的。叙事不只是讲述曾经发生过的生活，也讲述尚未经历过的可能生活。叙事基于背景，正如说话基于语境。深圳的地理位置，深圳的城市社会学意义，深圳的改革开放实践，深圳人的故事，构成深圳叙事学的基础背景和对象。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生成式的，未来随着深圳继续向前，深圳叙事学也将与时俱进地面对新的背景和对象。为什么是深圳，为什么探讨深圳叙事，这是由深圳这座城市的独特基因和特殊意义决定的。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缺失了深圳叙事，它的版图是不完整的，就像中国的当代历史叙事不可能脱离深圳一样。那种以“短、平、边”的视角来看深圳文学——认为深圳城市发展时间短，文化积淀浅薄，时至今日也只有海派文学、京派文学，至多也只有粤派文学——持这种认知的人多半对深圳和深圳文学缺乏深刻认知和理解。我以为，叙事不但可以忽略物理时间，而且可以超越时间、重置时间，刹那也是永恒。深圳的文化也有其可贵之处，如城市移民的文化脉络传承与融合演化，每个移民其实是某地域某文化细流上的一点，进入深圳之后与之发生勾连关系，便有了叙事的文化资源和坚固支撑。而所谓的“边缘”，更是来自于中心权力的排斥和漠视，首先深圳在地理上并非边缘，它南望浩淼南海及东南亚，对此它就是中心，其次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当中，深圳经济特区非“中心”莫属。

作为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叙事同时建立在实践和伦理之上。所谓伦理，按刘小枫的观点，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筋脉的生命感觉，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叙事伦理学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 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20 年）由此，我们会问，深圳叙事的伦理是什么，深圳的生命感觉如何？

总的来说，深圳叙事伦理与城市发展实践息息相关，比如当打工者面对工业生活、个体遭遇、城市和家乡时，会产生的种种生命感觉，记录而成为深圳叙事。当我们面对吴君的四部长篇、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而这些小说几乎都是写深圳、写深圳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大体的判断—— 这可能是一种深圳叙事。从《亲爱的深圳》开始，吴君就为自己确立了一种叙事伦理。尽管她并未以某种“伦理”来预设小说的走向，但至少是某种感觉和情感的依恋，从她的小说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来自何方，涌向何方，哪个群体、是谁激起故事的高潮，如何安放“深圳”。一个个人物相继涌现，白领的身份焦虑，打工者的命运弦歌；外来移民的“深圳梦”，原住民的“功利”和“放逐”；写字楼里的轶事风云、城中村中的出租人生；商场的钩心斗角，社区的共同富裕；灯盏霓虹的成功喜悦，街边小巷的愁眉泪目……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构成了吴君的深圳叙事。再比如，钟二毛的小说《死鬼的微笑》，写了一个建筑农民工从脚手架坠亡之后，他的老婆从农村来到城市，拿着赔偿金去高档酒楼点最贵的龙虾，住最贵的总统套房，去找小姐按摩，而这些事情，都是她为了替丈夫实现生前的愿望，从没来过城市的她，借助一张照片替他消费享乐，以慰在天之灵。最后她在丈夫坠亡的楼下祭奠，她看到了“死鬼的微笑”。像这样的超越苦难、身份，甚至超越生死的个体生命感觉，就是一种典型深圳叙事伦理。当然，深圳叙事文本可以拉出一串很长的清单，包括邻家社区文学、“我们深圳”系列丛书等。前者有3 万人参与、40 万篇次文章，记录深圳近2000 万人40 多年的浮世生活、心灵万象；后者迄今出版了40多本书，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漫长的、庞大的深圳故事，包含人物、自然、地理、科技、艺术、创意、历史、人文等主题，作者都是深圳特区的建设者和亲历者，他们以其个体经历为线索记录了深圳历史的各个瞬间，与每个深圳人的生命和感觉状态紧密相连。（见《晶报》：故事讲了8 年出版了40 余册，《我们深圳》丛书关乎“我们”系于深圳）也包括陈秉安、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廖虹雷的民俗写作，邓康延的历史叙事，以重大事件和重大题材为切入点，为深圳留下宝贵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记忆。2019 年以来邓一光陆续创作的深圳故事，不断丰富新的叙事资源，是观察当代城市的一面镜子，也是观察中国的一面镜子，与深圳、与当代中国形成了相互解释的关系。

【作者单位】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