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令鹏

众所周知，思想认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而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对于文学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对其影响广大精深，而且具有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哲学与文学融合激荡，交相辉映。在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学演变，都是潜在于一切文学里的哲学变化的结果，是社会变革孕育和引发的结果。以哲学社会科学为背景及脉络对文学史进行考察、研究和书写，是文学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经典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都蕴含着哲学之美，具有深刻的思想认识，比如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鲜明特点是哲学有力地打入了文学，使文学在人文观念和审美观念两个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作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思想指导与根本遵循，深入历史时代和社会现实，创作出影响力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包蕴文学之变的思想观念、世界观和方法论纷繁激荡。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者，是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创造了世界发展史、经济发展史、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孕育了很多新的思想观念，开时代之先风，启大众之心智。深圳作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必须立足和扎根深圳，眺望中国和世界，将文学创作与哲学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不断提升与时代相匹配的思想认识能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深圳文学的新局面。

新时代是摆在文学面前的最重要的课题，它奔涌向前、汪洋恣肆，远远超出五四以来所谓的新文学的传统内涵，刷新我们固有的思考路径和文学经验。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想象世界和认识自我的方式正在不断重构，14亿人的想象汇聚成流，却又不断冲刷个体的思想观念、经验感知、日常情感，如卷起千堆雪一样激荡着纷繁的中国故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人息息相关，生活在各个地方，处在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职业，遭遇各种境地的人，是主角，也是动力。在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刷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也在悄悄嬗变。新时代对于人们的思想认知提出新的挑战，也提出了更多关于“人”的新课题。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一方面，新兴技术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先进而便利的手段，为我们融入世界提供了更多载体和平台；另一方面，新兴技术正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数字化、虚拟现实等又制造重重迷雾和陷阱。人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割裂，表面上看是人通过技术和信息获得更多主动权，但人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主观与客观不断适应的过程，客观世界日新月异，复杂多变，给人类的认知带来不少困难。未来，随着机器人及仿真人的进化，人类和机器也将共同或混合存在于现实当中。虽然这增添了大量与往常不同的文学对象和故事，但“它们”如何与“我们”和谐相处，无疑又成为一种严峻的挑战。

伟大的历史时代容易产生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历史变革、世界变化、社会演变，无时无刻地激荡着人们的思想，人们也无时无刻在思考，在追问，在行动。具体到文学，世界的变化和社会的变革为作家带来的最主要的是思想认识难度，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有人批评现在不少所谓的重大主题创作，流于应景式、项目式、快餐式的创作，投机取巧、浮光掠影、无病呻吟，尽管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根子上的问题是“怎么看”“怎么想”的问题，是作家的思想认识能力欠缺的问题。我国著名翻译家叶廷芳先生说过：“志向高远，视野开阔，不受狭小地域的局限思考问题，这是歌德和席勒的共同特点。两位智者都是因为放眼世界，拥抱人类，并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作最高的价值追求，故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观察、思考和发现问题，并常常表现出超前意识的哲学深度。”可见，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一个思想家，是对人类的生活和命运提出“真问题”的作家，用文学的方式提出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和真知灼见的作家，是一个“头脑中有思想”“心目中有时代”的作家。比如歌德，他不仅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参与了德国文学的崛起，投身于矿业、农业、地理学、城市文化管理等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沉浸在康德、谢林、席勒、叔本华等哲学家和门德尔松、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的世界中，最终思想激活了他，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了世界，创作的《浮士德》，成为一首闪烁着思想光辉，具有世界容量的诗。相反，如果缺乏这些能力，在认识人、认识世界的时候就容易导致盲人摸象、雾里看花，就会陷入一种无措、迷茫的境地，甚至无助、迷失——就有可能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却空有表面材料和肤浅故事；有可能在文学创作时沦为一个“技术派”或者“技术控”并在作品中贩卖技术知识；有可能在科技现实中热衷于书写失败的人或者颓废的人而无力建构人的精神主体；有可能用老旧的思想观念来判断新颖的事情，用老套的语言来描述新鲜的事物；有可能在现实世界的瞬息万变中手足无措转而“向内”挖掘小我的世界；也很有可能抓不住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人物真实的思想表情，变成了被世界改造的作家而非改造世界的作家。

以思想认识的提升来开拓深圳文学的新局面，首先要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文学的嬗变过程，进入深圳文学、深圳故事以及深圳人所经历的精神、思想、生活和情感世界，解决对深圳“怎么看”的问题。对深圳故事的“梗概”“脉络”进行粗略地观察，会“看到”背后藏着南方中国精神文化的“隐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深圳文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阶段。启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题，个体与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质疑、探索、追寻成为八十年代文学的普遍精神。这个时代的深圳文学，一样具有这样的“普遍精神”。1986年正当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年轻作家刘西鸿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讲述了那个年代的一些年轻人追求新潮时尚，追求个体独立，同时又怀疑既有的生活状态，思考如何选择人生，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你样样都这么老派。真没意思。”“有青春，就什么都有了。”“我们只有青春，什么都没有。”——像主人公这样，既敢于抛弃旧的事物，又对新的事物感到迷茫，既拥抱青春和未来，又不信任它们，这种矛盾的思想观念，当时在特区的年轻人群体中非常流行。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性在南方城市的一种表达。1990年，郁秀写下了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花季•雨季》。作品以一个女中学生的眼光观察经济特区的社会生活变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是一部典型的描绘青年成长、观察时代和城市的青春的作品。青春，或者说青年，对于像深圳这样的以年轻人群体为主的城市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实际上深圳文学的确涉及了大量描绘青年生活，书写青春，叩问命运，碰撞思想，探寻价值等基本命题。

整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引进“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大力发展制造业和电子产业，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工厂和工地，这两个劳动力密集的城市空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打工者，打工故事成为深圳这个年代最重要、最精彩的“青春之歌”。我曾经提出，1985年提出的打工文学实际上就是脱胎于80年代的后现代意识。《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别人的城市》《下一站》《我们的INT》等打工文学代表性作品本身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现代生产机器这种“物”以及现代工厂制度、工业流程的统一性，给外来打工者带来了严酷的侵入性和掠夺性，由此年轻打工者对现实世界产生强烈的割裂感、荒诞感、不安全感，与他们对生存、生活、生命的价值期望形成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他们年轻气盛，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和反叛精神，另一方面充满焦虑和困惑，感到动荡和迷茫——这就构成这个广泛群体的后现代的特征。1993 年，石岩一群平均年龄20来岁的工友创办了一份简陋的油印报纸——《加班报》，喊出了打工者自己的命运，“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郭建勋的《天堂凹》揭示了“农民工”坎坷起伏的人生命运，他们以自己的青春和血汗“喂养”城市，等城市的“翅膀”硬了，他们却无奈地颓然离去，返回到农村，失落地面对曾经的城市生活。这部写于2008年的长篇小说，是对农民工命运的深情回望与深刻省思，是深圳打工者“黄昏的挽歌”。而就在此时，作家盛可以徘徊在深圳的十字路口，她的长篇小说《北妹》如同一声叹息：内地来深圳打工的年轻女孩儿（被称为北妹）在现实打工路上，一次次将年轻的身体短暂地交给不同的“他者”，一次次陷入无奈和迷茫的境地，她们的悲伤逆流成河，青春的身体像河流中打磨消损的石块。吴君将自己的呼吸和命运与笔下的主人公血脉相连，她的笔以不同的角度聚焦深圳，试图在城市图谱中找到边缘和角落中那些微亮的光点，《亲爱的深圳》《二区到六区》《皇后大道》《万福》《晒米人家》等小说塑造很多具有深圳特质的典型人物形象，揭露了他（她）们不为人知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不在中心、不能牢固、不可想象”，城市这个庞然大物揭开了它那遮盖的彩布，“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吴君对深圳的书写具有很强“历史耐心”，可以说，她的写作行为本身就是文学精神的体现。邓一光在龙华的一个超级工厂看到成千上万的打工仔打工妹洪流般从厂门口走出来，如同一头巨鲸在深海之中缓缓地吞吐鱼虾，他在小说《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中写道：“三色工衣大军潮水涌出巨大的厂门，气势汹汹朝天桥涌来，上万名红色POLO，加上万名蓝色POLO，再加上万名白色POLO，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涌出厂门。” 一幅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画面定格在文学作品当中。这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工业文明的城市画面，出现在离我们不远的那个时代的南方中国。

制衣厂女工邬霞在诗歌《吊带裙》讲述了“我”深夜在包装车间流水线上加班，完成一道道制衣工序时内心的独白，“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显然，诗人在劳动过程中代入了自己的情感，她集聚所有的手温，意味着个体在机器面前的觉醒和反向传导，试图赋予工业产品的感情。但是注意，我们千万不要将它想象成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赞美，要注意到诗人敏感的内心正在纠结和挣扎，她在“不爱”深夜劳作生活的同时期待爱上一个陌生的她者，这是一种身体和感情的移置。在许立志的《一颗螺丝掉在地上》中，某个加班的夜晚有一颗螺丝“垂直”地掉在地上，如同一个年轻人发出苦闷与哀叹。这不仅是文学，也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浮萍般飘荡在城市叙事当中。郭金牛曾在富士康上班，有一年他被派去安装“防跳网”。不难想象，安装“防跳网”，阻止更多的“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 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节选自《纸上还乡》）。郭金牛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来自乡村的农耕文化的“古典抒情”与朴素的人文关怀，支撑着诗歌的修辞，另一方面，他的诗歌蕴含着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主体的失落与悲伤，诗人没有办法制止而只能防范现实的悲剧，虚无感与无力感伴随着他的行动。与许立志一样，他们在工业区均看到了生命当中的“最短距离”，少年和一颗螺丝“垂直”或者“直线”地坠落。这是另一种空间的后现代性视角，一种后工业化城市的个体存在状态。

2012年开始，全民写作计划、社区文学、睦邻文学出现在深圳城市文学的版图上。“所谓人文关怀，就是邻家传来的焦锅味儿”，表面看来，这就是一种新的深圳生活和深圳故事。得益于泛文学浪潮的兴起、写作行为的社会化，以及网络平台和创意写作的推动，文学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文本样式，文学创作不再是少数作家的权利，“文学”与“写作者”都开始了觉醒和追寻，写作者从“社区”这个文化地理找到出发点，他们的精神和价值返回到社区，牵系于社区，所有的叙事就形成了新的动力机制和生命力，他们涌进了在地性的文学，而非精英化的文学当中。他们在邻家这一网络平台上，以一种新的写作理念与传播机制与城市文学接上轨，深圳故事便有了多声部的欢唱，碎片化的集合体——“群岛”出现了。讲述深圳式奋斗和创业的故事（陈彻《合伙人》《春天短暂而漫长》），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打工人的艰难处境和心灵简史（段作文《再见，固戍》），城市商业浮沉与潮商嬗变的商业故事（陈卫华《回家》《乌金》）；一部可以称得上是浪漫和悲情交融的城市边缘的现代“山海经”（王顺健《我有一个岛》），一部于纷纭变幻的人事、城事和家国大势中讲述在深圳偏安一隅安放动荡心灵的“都市话本”（水去先生《深圳卷帘人》），一个外省三代在深圳拼搏、极具城市格调的南方移民故事（游利华《短河长岸》），一个小公司里的年轻人的日常失态及身体和城市变形（憩园《立体主义年轻人》《失眠诗》）……邓一光认为深圳的全民写作计划“让全民在这个平台上表达自己，连接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找到了个人写作和群体阐释以及传播的途径”。作家徐则臣“看到了来自平凡、素朴、沉默的生活的热气腾腾的文学力量”。评论家于爱成认为“以文学为方法，顽强地介入了历史，激活了记忆，从而也就记住了历史，形塑了集体记忆，形成一时一地和一区一城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可见，这样的邻家社区写作，的确在现实和虚拟世界的社区中形成新的“共同体”，越来越多的人写城市社区或人文风情，那么城市便能真正构建起来——即“用文学，砌一座城”。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城市是一座座孤岛组成的群岛，这样的文化结构视角下的叙事，其实很难形成“社区”，因为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一座立体主义的岛屿，如果用力漂向大陆与之结合，那么他也就实实在在地消失了。

正如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王安忆《长恨歌》、刘心武《钟鼓楼》、金宇澄《繁花》、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构呈现的独特风景，深圳青年作家林棹的《潮汐图》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百年孤独”，更是后现代性在南方的重要回响，比如小说将岭南古风—— 满载南粤山川物象，与粤港澳大湾区新调—— 蕴含中西交融文化，熔于一炉，绘就一幅粤港澳大湾区“山海经”般的地理图志，比如小说那种瑰奇的粤式想象、新南方特质，特别是后现代的语言——建立在南方的世界观之上，挖掘南方的历史地理人文（岭南文化），用传统的南方语言（以古粤语为主，融合潮汕语、客家语、西语等），南方的杂合型结构（时空混合交织、中西完美合璧、平民化主客视角灵活切换，如同南方一些侨乡特有的建筑风格），打破了叙事与语言的边界，形成杂糅交织和动荡荒芜的现代南方世界。当代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然意识的觉醒，城市中的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以各种方式参与自然。南兆旭对深圳“自然”和“附近”的重新发现，掀开了深圳故事的新篇章，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深圳现代故事”。开始他是用户外徒步的方式走遍深圳的山林，接着他用摄像机近距离地观察丛林的一切，然后以知识考据、归类整理、标本储存、绘图注解、传播等方式发现自然。他是一个自然科普学者。在这基础的工作之后，他开始自然写作，融合文学、科学、考据学等语言写《深圳自然笔记》《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南寻深圳》《南科大自然笔记》《十字水自然笔记》……比如他写道：“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恰到好处的雨热环境，造就了四季常青、适宜万物生长的生态福地。它虽然只占地球总面积的十六万分之一，却以其多样的地理景象，包容了无数物种的繁衍与栖息。”“面积这么小的深圳，它的物种非常之丰富，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模样。只有深圳，在狭小的地理空间里，给予了迁徙者多样的生存机遇，给予了筑梦者宽广的探寻之路，给予了万千物种一个共生之地，因此它是‘微尘上的唯一之城’。”“站在山脊上才知道这座城市多么美”——这就是深圳的自然故事，也是自然的深圳故事。

以上这些故事涉及工业化、后工业化、青春城市、身体和欲望、女性主义、城市空间和自然等现代及后现代叙事语境，折射出南方中国城市40多年的生活和命运的多彩图谱，它们不仅仅是城市现代文化的镜子，还是南方中国精神文化的“隐结构”，这种隐结构内嵌于现代城市文化肌理之中，如同邓一光所说：“以城市发展史考量，几千万上亿新老移民在城市里生活过，对城市塑造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这是城市基因，构成城市的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