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打工时代的文学抑或走向“后打工文学”?
(一)打工文学的困境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底层写作,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景观之一。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急剧的社会文化转型,必然伴随着阶层的分化、利益的重组、价值的转换、精神的裂变,这需要我们的文学对此作出客观的反映和深刻的思考。打工文学的出现为反映和思考当下的社会文化变迁与人的心灵嬗变提供了契机和某种可能性。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恶劣的文学生态给打工文学带来的话语困境是十分严重的。如何突出重围,走出困境,这不仅是打工文学作家,也应是评论界必须认真应对的重大问题。
打工文学遭遇的话语困境表现为:
首先是消费主义的侵蚀。有担当、有抱负、有追求的作家,在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解至上的后现代文化的入侵下,越来越少。从打工者的身份认同出发,批判社会不公、呼吁人类正义、揭露人性畸变为旨归的作品,也渐渐失去过往的锐气。
其次,以“成功”为标榜的当代主导意识形态对打工文学的渗透,使打工文学自觉认同“黄金世界”的谎言,改变了打工文学的批判特质和话语独立性。由于题材的特点,打工文学最容易受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成为成功人士和财富神话的鼓吹者、倾慕者,成为乌托邦谎言的认同者和盲从者。打工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揭露底层社会的生存真相,探究诘问底层打工者的心灵困境,而打工文学一旦被新意识形态话语招安或劫持,它的这种话语特质就会被失去,打工文学的话语独立性和话语批判力量就会丧失,这是打工文学的绝路。
其三,被新左鼓吹的阶级论迷惑,被教条的阶级仇恨、虚假的公平正义许诺所绑架,以怨恨情绪的发泄替代文学性表达,从而走向文学之为文学的反面。在社会转型中,因阶层分化和利益重组,整个社会呈现暴戾之气,仇富仇官甚至同类相残,仇恨意识和仇恨情绪在社会中滋生蔓延,这种情绪对打工文学产生腐蚀,使得不少打工文学失去了起码的独立判断和人性良知,也加入这种仇恨大合唱之中。如果打工文学的价值立场是以阶级为本位,那就倒退回了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思维,退回到了早已经臭名昭著的农民起义的水平,而文学本不应该以阶级论出发,而应该从人性出发,从人类的精神出路出发。
其四,在文学进化论、文学血统论的偏见下,打工文学往往受遮蔽、受打压、被妖魔化、被污名化,从而导致打工文学已有的地盘,正在受到剥蚀、流失,打工作家也自觉选择了放弃。在典型的二元对立的城乡体制下,城市总是优于乡村,城市市民总是高于农村村民,城里人更有尊严、有面子、有财富、有地位,而农民包括农村出身的打工者或小城镇、小城市出来的流动工,则是无知、落后、愚昧、肮脏的代名词。这样出身的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打工者写出来的文字,怎么配登大雅之堂?这样的一种傲慢与偏见,势必对打工文学的狂飙心有不甘,阴阳怪气,不惜不择手段打压、污蔑。处于这样的困境,打工文学要想不迷失,不妥协,不自我阉割,就特别有必要重整打工文学的旗帜,重新厘清打工文学的边界,重新照亮打工文学的前路。
打工文学困境突围迫在眉睫,这是提出“后打工文学”的第三个理由。
(二)怎样的“后打工文学”
为了既不否定打工文学的合法性又不狭隘地画地为牢,我们主张建构“后打工文学”理论体系。张伟明等打工文学代表作家也正为此进行着概念探讨及创作转型,但应者尚稀。近10年前出现过“劳动者文学”的官方背景的倡导及尝试覆盖,近3年来,又出现了“素人写作”的新的命名。都显示出这一文学现象和思潮的历史感和现代性。当然,“打工文学”“有其自身的逻辑性及历史语法,部分地已进入当代文学史,从而也就不可能轻易被改辙改名,从而“后打工文学”反而是极具想象力的一个理论方向及批评策略。是“接着说”。
“后打工文学”是在打工文学的基础上融合后现代的文艺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写实主义,它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当下生活。为了达到客观真实地反映当下生活,打工文学注重社会的当代本质真实,敢于揭露社会存在的种种当代问题。为了达到真实的文学效果,他们主张让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在直呈现实的情节描写与人物塑造中真诚地流露出来,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重视人与后现代社会语境的关系的描写,塑造典型语境中的典型个性,以此作为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作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往往注意这个形象的整体生存语境,兼顾它的过去,预测它的未来。作品应避免单一性、线性的形象,而追求形象的鲜活生动性、多元性,每个人物形象都与他独特的经历和语境息息相关。作家对真实的追求,使他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出社会生活和人类心灵的全部复杂性、多维性和复合性,所以他的人物具有更强的时代生命力。
深刻地分析和展示文学形象的多重精神世界。人物形象是外部世界(物理领域)和内部世界(心理领域)的双重组合。“后打工文学”的创造性和文学性不仅表现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多元性上,而且表现在内部心灵世界的深刻性、震撼性上。
多样性的文学表达。可以从写什么与怎么写、形势与内容、语言与叙事的范畴进行把握。写什么?除了仍要写打工者、底层人物的人性和人生、状态和灵魂,“后打工文学”可以另外加入一个维度:凋敝后、空心化、荒漠化的乡土的维度,在城市与家乡、在地与田园、天空与大地的互文、对照中,展开更广阔的的文学对话与思考。怎么写?文学发展发展到今天,打工文学显然不能继续停留在传统现实主义一尊,或者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的控诉与呼叫、呐喊与彷徨、批判与抗争,不能停留在平面展示或照相现实,城市文学早已进入多远、先锋、前卫的文学性表达,时代变了,读者变了,创作主体变了,媒体也变了,对“后打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势必提出新的要求,可以说,但凡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法技法风格流派依然有效,中国古典的传统、西方文学的传统、中国新文学百年的现代传统,都依然有效,值得继续汲取营养,进行参照和创新,当前尤其需要倡导要发挥文学以虚击实的特性,发挥文学自由表达的特性,发挥文学以想象力超越现实困境的特性,把打工文学写得更像文学,小说更像小说。这种全面性的文学性的提升,是“后打工文学”的应有之义。
40来,打工文学尽管不受重视,甚至被侮辱被损害被歧视被污名化,被文学阶级论、阶层论之类新旧文学血统论所笼罩,但始终以顽强而倔强存在,逼迫所谓 主流文坛和社会各阶层不得不面对、正视、表态,以至于成为一块试金石,是否具有道德良心、是否正视社会公正缺失的试金石,对打工文学包括对底层的态度,甚至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分化。打工文学以其坚韧的存在,历40年而没有湮灭,甚至完成了自身文学性的成长。今天,打工文学呈现式微态势,或者说打工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从官方和主流文坛的可以淡化、打工文学鼓吹者的退出文坛,以及打工文学领袖人物的角色转化找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应该从打工文学自身找原因。打工文学显然并没有形成自身有效的审美规范,没有持续的支持有效的文学美学,甚至没有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所必须的理论口号和自觉追求,更没必要一批自觉担当重任的作家持续发力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从事同人式的创作。当今之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迄今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打工人群、打工身份、打工者主体意识也已经不同于过去,所以非常有必要重新界定新阶段的打工文学。“后打工文学”命名的提出,就是对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打工文学的新变进行当下的反思。
(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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