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特区文学·深圳评论》总第10期

一、是普希金教会了我怎样抒情

陈智富：“我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一直伴随着自己，这或许也是我能够不断创作的源泉。”“我的童年时代生活在农村，那是非常艰苦的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既吃不饱饭又没有书可读的年代。因此，我对自己的童年既怀念又惋惜。”您的很多作品都写到了乡村童年生活，请您展开谈谈您的童年生活。

徐鲁：我小时候是在山东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山村里度过的。我的老家即墨县城是一座古城，经考古确认，6000年前已有先民在此定居；建城史也近1500年，曾经是齐国的国都。我在老家时，即墨还属于烟台地区，现在已经划归青岛市，成为青岛市即墨区。

我在即墨的小山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是贫穷的年代，书是十分珍贵和稀罕的，有时候打听到了哪个村里、谁的家里有一本书，就要走十几里路，去央求着人家借给我看看。我能记起来的，小时候读过的书，有《高玉宝》《闪闪的红星》《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苦菜花》和《普希金童话诗》等。还有一本民歌风格的儿童故事诗《草原上的鹰》（后来知道是老作家杨啸先生的作品），写的是一个蒙古族小英雄莫日根的故事，我几乎能把全书背诵下来，可见当时能拥有一本书，总是多么珍惜。没有书读，那就听故事吧。我小时候的大部分时光，是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所以，祖父祖母是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最大的人。祖父是一位老护林员，一生勤俭劳苦。那时候小村庄里还没有电灯，只用煤油灯或豆油灯照明。北方冬天的夜晚很长，乡下睡觉也很早，所以一到晚上，我就会缠着祖父祖母给我讲故事。他们能讲很多民间故事。记得祖父用韵语给我出过一组谜语，每一句都要猜出一种动物：“上山直溜溜，下山滚粸馏，摇头梆子响，光洗脸不梳头。”“粸馏”是一个方言词，那是我们老家胶东的一种用红薯面、玉米面或黄豆面混合做成的窝窝头，是“粗粮”。这四种动物分别是狐狸、野兔、驴子和猫。祖母给我讲的故事就更多了，什么“金粪筐和银纺车的故事”“小红点的故事”“灯花姑娘的故事”“狗尾巴草的故事”等。长大后我开始写作了，老祖母讲的这些故事，都被我写成了一首首美丽的童话诗。夜晚里，祖母讲故事时舍不得点油灯，所以留在我记忆里的这些故事，总是伴着映在纸窗上的月光和摇晃的树影。这种情景，和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小时候在夜晚里听奶妈给他讲“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俄罗斯民间传说的时光，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后来我去俄罗斯访问时，还特意去过普希金小时候住过的那个村庄，为的是去看一看小普希金经常坐在老椴树下看书和幻想的那块林中空地。那里有一株孤零零的老椴树，普希金曾说它像童话里的“树王”。一本好书，一个美丽的故事，就像一根小小的划燃的火柴，照亮童年时漆黑的夜晚。

陈智富：您出生于山东即墨，是什么原因让您远赴湖北内陆求学？海边生活和内陆乡村生活，是不是有显著不同？

徐鲁：离开胶东的原因，主要就是当时家乡的贫困，山村的日子更是难过。我上完初二之后，因为家庭困难，生活拮据，家里几乎无法供我继续念书了。在我勉强读完了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之后，我面临着要辍学的实际困难了。这是故乡留给我少年时代的最冷酷的记忆之一。但我不服气。我决心离开家乡，到外面闯一闯，到外面去寻找我的前程。当时我已经读到了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还读过一本不太完整的艾芜的小说《南行记》。我记住了书里面的这些话：“生活条件越是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发坚强。……人是在不断反抗周围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我当时甚至做好了精神准备，哪怕去过一种高尔基和艾芜式的流浪生活，也总比辍学在家，死守着那个贫穷的村庄要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位在湖北工作的叔父，把住在胶东的我三伯家和我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吧，全部都迁到了鄂南阳新县。我跟随家人到了湖北后，得到我叔父的帮助，转入了阳新县第一中学文科班继续念书。我曾怨过故乡，恨过故乡，但最终还是深深地怀念着故乡。毕竟，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她贫瘠的怀抱里度过的。她是我们一代乡村孩子的辛苦的母亲。在那个最冷酷的年代里，却埋藏着我们的最好的年华。我曾在童年回忆散文集《青梅竹马时节》最后一章的结尾写道：“离开家的时候，胶东半岛正是冬意料峭，雪花飞飘，满目苍凉。而当大上海从我的目光里消失后，轮船载着我进入了辽阔的长江航道之时，俯在船舷上，我看见长江两岸的树木和堤坝都是绿茵茵的，仿佛春天已经来到。渐渐地，遥遥的江南岸近了。滔滔大江从我身边流过，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此也永远地结束了。”就是说，离开了故乡，我就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我渴望能够开始一种自食其力的、自立于人世间的生活。到了江南，因为有了重新读书的机会。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一年时间的读书机会，彻底地改变了和影响着我以后的生活道路。

陈智富：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征兵，但是因为身体过于瘦弱而未能如愿。您身上始终葆有中国文化人的家国情怀。当兵梦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徐鲁：是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羡慕戎装，很想参军入伍。因为我的父辈中，大伯、二伯都是抗战时期牺牲在家乡的武工队员，我们家属于“烈属”；后来我的四叔也成了海军战士，曾在北海舰队工作。我记得他服役的那艘军舰叫“高邮号”；我15岁那年，听到了公社征兵的消息，兴冲冲跑到公社所在地皋虞镇上去报名。家庭出身、个人品质、身高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体重远远不够。人武部的干部笑着说：瘦得像个螳螂。结果，在公社这一关就被淘汰了，当兵的梦想从此休矣。当兵入伍的梦想没有实现，这是终身的一个遗憾。近几年我写了好几部英雄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和长篇非虚构作品，如《天狼星下》《远山灯火》《爱比天空更辽阔》，其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不同时期的革命军人，包括红军战士、解放军战士、志愿军战士等，大概跟自己从小的梦想有关吧。

陈智富：您在1977年前是处于书荒的状态，改革开放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您喜欢读哪些作家的哪类作品？这些作品在您的创作道路上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请您谈谈阅读经验吧。

徐鲁：虽然少年成长期是处在一个“书荒”的年代，但毕竟还有少数的几本书，伴随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它们就像那微茫的星光，为我照耀过夜行的小路。或者说，它们就像一粒粒种子，落在了我幼小的心田里，悄悄地发过芽、开过花。这有限的几本书，对我最初的心灵世界，对我人生之初的精神趋向和后来逐渐形成的价值判断，是起过作用的。它们甚至也影响着我一生的性格和气质。首先是一些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小说。如中国的《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烈火金钢》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四高度》（又名《古丽娅的道路》），以及前苏联红军作家盖达尔的几本具有同样主题的儿童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盖达尔小说里关于“什么是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那一段话，也都一直留在我的心头，成为我的“座右铭”之一。它们甚至被我写进了入团申请书里。今天，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一想起它们来，一种高尚的情怀和壮丽的理想，仍然会给我温暖，让我激动。其次是几本充满抒情色彩的小说和童话，如《茶花女》《安徒生童话选》《普希金童话诗》等。它们都是一位来我们村插队的小姐姐送给我的。这是我在童年时代所得到的最大的和最珍贵的馈赠。我在童年时期有幸读到了它们，虽然那时候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书中的深刻的思想和艺术上的美，但它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培养了我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强化了我的同情心，而且也激发和培养了我最初的幻想，使我从那时起就对“诗意”和“美”有了一种敏感与向往。

说到我所接受的文学影响，主要来自于苏联和俄罗斯诗人、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蒲宁、叶赛宁、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盖达尔以及较晚时才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等。可以说，是普希金教会了我怎样抒情。在我的心中，普希金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也是一切诗人的最高标准。此外，诗人戴望舒翻译的法国诗人果尔蒙的一组“西茉纳集”，也曾使我沉迷了许多年。还有海涅的歌谣、泰戈尔的抒情诗，也曾让我流连忘返。中国现代诗人中，我喜欢、因而读得最多的是艾青、臧克家、戴望舒、何其芳和曾卓、彭燕郊等“七月”派诗人的作品。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是鲁迅先生，还有刘白羽、孙犁等作家。

二、《悄悄话儿》是我个人创作道路上的“一大步”

陈智富：在湖北作家中，您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武汉师范咸宁分院中文系）、从事文学创作的科班作家。您当年就是冲着作家梦而选择中文系吗？

徐鲁：我是79届大学新生。我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如愿考进了大学，此后的人生道路也由此得到了改变，我的文学梦想和人生理想从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开端。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把散文家何为先生的一篇散文《第二次考试》改写成一篇记叙文《陈伊玲的故事》。文章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爱好声乐、心地美好、在挫折和厄运面前不言失败的女青年。在第一次去参加声乐比赛前夕，因为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一场突发的救灾活动，为帮助他人而劳累失音，当然也失去了被录取的资格。幸运的是，她碰上了一位慧眼识珠的音乐教授，她的命运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今天想来，仿佛有某种因果联系，高考作文中的主人公，也在为我，以及当时像我一样贫困的乡村少年，讲述了一个真理：不要轻言失败，更不轻易“弃权”。

我读的是师范专科，当时国家对师范学院的学生有很多优惠条件，比如学费基本全免，每年有一定的助学金，等等。这对许多家境困难的、来自农家的学子来说，就是雪中送炭。在阳新一中，我们那一届有11个班，前10个班都是理科班，第11班是文科班，我读的就是这个文科班。当年我们这个班考上了包括我在内的6名大学生。“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现在看来，我的这几个同学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各自的成就，有的人你可能也认识。比如陈树林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倪子林曾在武汉市政府担任领导工作；成佳刚先后在黄石、十堰、襄阳等地担任领导职务；万春桥在咸宁市担任领导工作。还有一位王志刚，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财政部工作。当时我选择读中文，倒不是想当作家，主要就是因为读的是文科班，再加上读师范学院，有学费和助学金的保障。

当时我们那个文科班已经有了很好的“文学氛围”。语文老师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给我们讲语文课，对一些文学性很强的课文，讲得是那么生动，至今使我难忘。比如他讲徐迟先生《哥德巴赫猜想》时，“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那一段，还有描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手稿的那一段：“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对于这样一些段落，老师讲得很细，一边讲一边发出赞叹：这才叫文章啊！工整有力的对仗，淋漓尽致的排比，铿锵有力的音节，何等精彩的文笔啊！我还记得，他当时还告诉过我们，老作家徐迟是位精通英文的人，他写《哥德巴赫猜想》是先用英文写成，然后再自己译成中文的。而且为了写好数学家，作家自己也苦攻了一番高等数学。当然，那时候，我的老师、同学和我自己都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竟成了徐迟先生的“关门弟子”和工作助手，几乎每天都可以面对面地听他谈创作，谈生活经历。正是在中学时代第一次知道了“徐迟”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也将会影响着我今后一生的创作。除了《哥德巴赫猜想》，我记得当时最爱读的一些课文还有《包身工》《长江三日》《古战场春晓》等现代散文名篇；还有朱德的《母亲的回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的一个节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几乎通读了小林多喜二的全部作品，如《蟹工船》《转折时期的人》等，很是喜欢他这些描写底层劳动人民斗争生活的“无产阶级文学”。还有夏衍的《包身工》，有意或无意地让我记住了这样的一些句子：“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多有力的语言啊！读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我首先记住的也是作者引用过的那些诗一般的语言，如“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啊！”“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佛龙克，用得着我来跟它们告别？不，它们会跟着我走的，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都会跟我同在！”等等。受着这样的语文课的熏陶，我们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对文学产生了兴趣。

我们当中学生的时候，社会上还流行着一些手抄本小说。因此我们一度也十分热衷于手抄本。我们就像《爱的教育》里的那位小抄写员一样，于夜深人静之时，秉烛疾书，抄抄读读，如痴如醉，竟往往抄得不知东方之既白。我最早抄过的几种手抄本，包括长诗《茨冈》在内的《普希金诗抄》《裴多菲爱情诗抄》和《海涅诗歌选集》。还有一本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作家丁玲的作品，我们都当作者是“莎菲”。我还和成佳刚同学分工合作，抄写过一本完整的《包法利夫人》，我从第一部开头的“我们正在自习，忽然校长走了进来”抄起，一直抄到第二部结束：“他们在圣·爱伯朗胡同口分手，这时教堂的钟正打十一点半。”成佳刚接着抄完第三部。《第二次握手》这部长篇小说，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归来》。

不过到了1978年春天，还没等我们找来手抄本，《中国青年报》已经公开连载这部小说了。它的作者是张扬。我们班上有一份《中国青年报》，报纸一到，因为大家都想抢着看。《第二次握手》我们就是这样读着报纸上的连载看完的。小说中讲述的苏冠兰、丁洁琼和叶玉函这几位科学家的命运纠葛和爱情故事真是曲折动人。我曾经手抄过其中的几封信，并且在与故乡的同学通信时，模仿过它的语言句式，直到今天还记得。这本写科学家的小说，似乎与我近些年特别喜欢写科学家的题材，也不无因果关系。

陈智富：据了解，您的处女作最初是发表在《儿童时代》。您还记得创作的篇名和内容吗？这对您以后走上文学道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鼓励作用吧？

徐鲁：我的处女作不是毕业后教书时发表的，而是在读大学期间发表的。1980年，我18岁的时候，开始学着写一点儿诗歌和小评论文章，并试着向上海、北京和武汉的一些报刊投稿。1980年至1982年前后，我在《咸宁报》文艺副刊《映山红》上，发表了好几首诗歌和几篇诗歌评论习作。1981年我的第一首印成铅字的诗，刊登在阳新县人民文化馆编辑的文艺杂志《富河》（1981年第1期）上，题目是《致富河》。1981年12月，我的第一首短小的儿童诗《悄悄话儿》在上海《儿童时代》半月刊上发表。之所以向《儿童时代》投稿，是因为我在家乡胶东念小学时读过这本儿童刊物，印象很深。可惜的是，发表我这首小诗的这期刊物目录上，诗歌栏目下的作者名字，只有“圣野等”的字样。这一个“等”字，就把这篇对我个人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处女作”的作者署名给“等”掉了。所幸的是，在刊物的正文里，《悄悄话儿》的诗题下赫然印有“徐鲁”二字。这首只有短短六行的小诗，对于中国当代儿童诗创作而言，当然微不足道，却是我个人创作道路上的“一大步”。我也一直采取“藏拙”的态度，没有把这首小诗当作我的处女作。我想，它也许将一直埋藏在1981年第22期《儿童时代》（半月刊）里，永远不会再有人知道了。然而不料在二十多年后，我突然收到一部印制精美的《中国经典儿歌·新儿歌》（尹世霖主编），该书选编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05年的原创儿歌200首，其中1981年度共选了五首。令我惊奇的是，我的这首鲜为人知的处女作《悄悄话儿》，竟然就在这五首当中。也是在1981年，山西省的文学月刊——马烽先生主编的《汾水》（1981年5月号），还发表了我的一篇诗歌小评论《叠音字的巧妙运用》，可算是我正式发表的文学评论“处女作”。1982年5月，我在湖北出版的《布谷鸟》月刊上又发表了一组诗歌《一束小山花》，我一直把这组小诗作为自己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处女作。我的创作从此开始。

1982年大学毕业后，按照当时师范院校的分配政策，我被分配回阳新县教育部门，从1982年至1985年，我在阳新县城关镇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员。我在前面讲到了，这期间我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这些作品陆续在《诗刊》《长江文艺》《布谷鸟》《萌芽》《芳草》《湖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1983年9月，我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诗歌《故乡送小月》。不久，黑龙江的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也选入了我在《诗刊》上发表的另一首抒情诗《二月兰》。《长江文艺》在1984年6月又用两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了我的组诗《让孩子赞美我们》。

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特别多，在我的周围，也聚集着小县城里的许多诗歌和文学热爱者。我成了那座小城里一位知名的青年诗人。那几年，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几种报刊，我还有一些习作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七色虹》、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报》、武汉师范学院的《青年写作》等大学生刊物上。这些生命短暂、印刷简陋的油印或铅印刊物，成了我青春时代最美好和最珍贵的文学记忆。

1984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湖北省作家协会前身）和《长江文艺》杂志在当时的沙市举办了一次全省文学创作会议，我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文学会议。在沙市，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老诗人曾卓先生，还有骆文同志和他的夫人王淑耘老师，还有画家周韶华先生、诗人熊召政兄。徐迟先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那时我还没有机会认识他老人家。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饶庆年、梁必文、郭良原、华姿等诗友一起，到曾卓先生的房间里拜见这位老诗人。曾老说了许多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话，也谈了一些自己写诗的感受。会议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有数千字的散文《阳光下的抒情——老诗人曾卓散记》，发表在这一年的《书窗》杂志“诗歌特大号”上。这也是我写的第一篇人物访问记。1985年，由诗人熊召政推荐，诗人王家新、饶庆年做介绍人，我加入了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算是正式进入文学界。

我从1984年开始，有幸拜曾卓先生为师，受到了他切实的影响，也得到了他热诚的指点、扶掖和帮助。后来曾卓先生又介绍我担任徐迟先生的工作助手，成为徐老的“关门弟子”。徐老对我后来热衷非虚构文学尤其是科学家题材的创作，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