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香港大公文汇

图：南翔─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

从历史上看，香港与深圳都是两座后发的大都市。深圳尤其后发：一九七九年三月，改宝安县为深圳市，一九八○年八月，建立深圳经济特区，这才步入城市建设发展的快车道。

 

我第一次去香港，尚在一九九三年。彼时去香港是「过路」，目的地是星马泰及越南。我当时在南昌大学中文系任教，此前参加过一次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结识了一些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故而得机跟着深圳的朋友首出国门。朋友出国经商，我则跟过去回访在会上结识的文学圈的华人朋友──准确地说，这些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朋友，亦商亦文，譬如泰国的司马攻、孟莉，马来西亚的陈春德，新加坡的黄孟文。我给他们都做过专访，述说他们在海外坚守华文教育、坚持华文写作的艰难。现如今司马攻、陈春德皆已故去。三十年之前的访谈，却历历如在目前。

 

因来去都走香港，我对于香港的文学界所知不多，一直引以为憾事。心想何时到香港参加一些文学活动，结识一些香港的文学圈人士才好啊！

 

待得我一九九八年底自南昌大学调入深圳大学任教，此事如墨落纸，逐渐洇开了。

 

记得第一次受邀去香港参加文学活动，大约是二○○○年，一场文学活动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受邀的内地嘉宾比较多，主办方组织得井然有序，提前很长时间，就有几次信函往返，以为确认。给我最深印象的不是内容──天长日久，内容不复记忆，而是「议事规则」：主持人宣布每人发言六到八分钟，提前一分钟会有铃声提示。到点铃声再次响起，讲者即便没讲完也得交出「话语权」。此画面为何给我留下持久的印象？概因我在内地无论是在铁路工作过的火车站，还是大学、报社、机关开会，几乎没有遇到过主持人控场（时间）的经历──或许以为那是不礼貌的。殊不知，那种汩汩滔滔、漫无边际言说之人，恰恰是对其他与会者的不尊重。

 

那以后，参加过潘耀明、张诗剑等朋友举办的香港、深圳两地作家的交流、座谈等活动，有些活动就在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期间举办，给炎炎夏日带去一抹书香的温润与清凉。犹记得一个细节，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深圳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是一位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江西大学教过的成人班的学生打来，他太太曾是南昌铁路医院我女儿的接生医生，他们全家后来移居香港。他在香港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篇我的文字，讲的是山西应县木塔的过往。于是我俩相约在深圳见面喝茶。一晃跟他未能再见，又过去十多年了。

 

再后我陆续结识了香港《文学世纪》的主编古剑，《城市文艺》的主编梅子等。《文学世纪》主要刊发评论，我是在珠海偶遇古剑的，在他手里刊发过《千江有水千江月──白先勇小说的美感特征》等华文作家的评论。珠海之后却没有再见古剑的机会，前不久得知他病逝在家中的消息，闻之愀然。梅子交往了多年，因他评论家的身份，请他过来深圳做客我担纲策划兼主持的深圳书城晚八点周五书友会（现改为「文学谈」），他讲过香港老作家刘以鬯、舒巷城、黄碧云等，得以让深圳作家了解香港文学的过往。至于有「律政诗人」之誉的古松，曾请来深圳大学给学子们讲过不止一次「法律与文学」，他的作品解读与幽默感，有效调剂了法律门坎的森严底色。黄灿然则不仅是香港诗人，还是翻译家，请他做客深圳讲坛，无疑打开了一扇了解各类优秀诗歌的窗口。

 

我参与策划的深圳福田图书馆「穿越世纪的目光」活动，每个季度解读一位华语界健在的文学或文化长者，在解读的香港文化大家里，就有饶宗颐、刘以鬯和金庸等，还有白先勇、王鼎钧等名家在列。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评论家刘剑梅，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作家葛亮都来做客过此地讲坛。

 

二○一七年，我参与策划过深港两地「首届深港两地文学作品书评作文集」，此次征文，面向全国征集评论深圳、香港两地作家作品的评论，收到数百件作品，优选作品除分获一二三等及优秀奖之外，还结集出版了厚厚一卷《蛙声集》。书名取自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甲辰夏令已到，我们期盼听到深港双城更多更美更嘹亮的文学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