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工文学是深圳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工潮的兴起，是20世纪重要的社会变革，是文化的重要转型。

打工群体催生了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与我国改革开放所催生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打工文学”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4年以来深圳开始推出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以反映打工生活为己任，受到打工者的欢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打工作家，如林坚、张伟明、安子、黎志扬、周崇贤、缪永、黄开林、麦知妹、海珠、黄秀萍等。发表大量打工文学作品的杂志《佛山文艺》发行量曾经达60万份，深圳的打工刊物《大鹏湾》发行量也曾经创造10万份辉煌。安子的纪实文学《青春驿站》呼唤“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这是广大打工者的心声；张伟明笔下的打工者离乡背井到异地他乡，“东家不打打西家，勇敢走向《下一站》”。林坚执着地在《别人的城市》里寻找理想的家园。打工文学作者大都是从生活底层出来的，他们的创作是“心灵的呼唤”，是一种“真实的文学”，有那种“毛茸茸的生活的感觉”。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中国改革开放专题片《20年•20人》，称安子为“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

百万打工阶层涌入深圳，使深圳成为打工文学的发源地，成为广东文学的独特现象，其影响辐射到各个领域。为数众多的打工阶层“在乡村与城市之间飘流”，于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撞击，迸发出打工群落在转型社会中既矛盾冲突又精彩纷呈的浪花。

“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从宗族血统走入契约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漂泊生涯。作品反映鲜活的现实，表现底层的人生，与时代主潮、民族经验息息相关。打工文学展示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吸引，两种文化形态的对撞、交融，以及置身其中的人的呐喊与彷徨，写出了社会文化转型期进城农民的生态与心态。精彩与无奈，构成了打工文学的文化性格。“打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本人大都是打工的，他们对打工生活稔熟于心，素材丰富活泼，他们对这种情感有独到的体认，创作时信手拈来，无需为文造情去编排玲珑透剔、千回百转的故事。而且随着生活场景的转换，他们也在创造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打工文学的文学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打工文学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相对独特的城市经验。怀抱梦想的农民工在进城之后不仅身处边缘地位，更受到来自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抑，打工文学写出了种种落差催生的他们面对城市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身份认同的焦虑。其次,打工文学显示了一种超越苦难的可能，不纠结和沉溺于目下的灰色现实，能够以一种乐观、坚定的生活态度，超乎其上放眼希望和将来。很多作品写出了支撑他们对抗都市的物欲洪流得以继续前行的重要力量。这些对于人性深处的精微开掘，为打工文学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力，提升了其文学境界。再次，写作技巧上，打工作家大多表现出非常真切的体验和情感，对人物、场景采取白描式的勾勒，体现了一种真正来源于底层生活的原生态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其实，打工文学以其独特的语境、鲜活的故事情节，体现着对时代的认知，对大众的关怀，对社会的忧患，其价值实际上已超乎文学之上。时至今日，打工文学产生数以千计的打工作者，数以百计的优秀作家，并从中诞生出几十人的佼佼者如张伟明、林坚、王十月、戴斌、徐东、卫鸦、曾楚桥、于怀岸、叶耳、郭建勋、郭海鸿、陈再见、程鹏、唐诗等。尽管打工文学在多种力量的争夺、兼并和自身创作周期、创作规律的影响下，正逐步走向它的泛化期，但这并也不意味着它的消亡，只要伴随市场经济派生的“打工”现象依然存在，打工文学就有可能继续发展，只要打工现象存在，只要存在城乡、地区差异而导致人员的流动性，只要城乡二元体制不消除，任何时期的打工者中都可能产生出代表自己阶层、自己时代的作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打工者的主动表达，弥合了原来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底层写作中表述者和被表述者之间由于身份、处境的差异而存在的裂缝，也为城市化的文学语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主体资源。当然，打工文学者一旦进入到主流作家圈，是继续在底层生存，为底层写作，还是以丢弃原来的创作本色，墨守圈内规则为代价，这个问题将是打工文学今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我们从目前几位打工文学主将创作的转型，已经印证了这种判断。

对打工文学至于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除了打工阶层出身的精英化作家，如盛可以、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柳冬妩、谢湘南、戴斌、郭海鸿、陈再见、郭金牛、许立志等之外，还有就是孙慧芬、荆永鸣、迟子建、尤凤伟、王安忆、徐则臣等知识分子的作品，而且随着打工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反映打工生活，表现打工者的人生命运，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作家势必难以绕开的一个题材，比如邓一光的《宝贝，我们去北大》，贾平凹的《高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伤悲》等。打工生活和打工题材，已绝非打工出身的作者的专利。

泛打工题材的写作时代已然来临，这是提出“后打工文学”的第二个理由。

（二）打工文学与深圳新城市文学主潮

深圳这座城市容纳了形态多样的文学写作，形成了众语喧哗的都市文学景观。从早期移民文学到打工文学到青春文学及城市文学青年作家群的形成，可以大致看到深圳城市文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文学界曾提出过“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尽管迄今为止这一口号的内涵和外延仍不甚清晰，也未上升为创作和批评界广被认同的学术话语，但今天来看，如果要给深圳文学树一面旗帜的话，“新都市文学”显然仍有其生命力。如前所述，考虑到都市更多着眼于城市规模、影响，新都市文学容易令人看重“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群，而忽略当代中国全面的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嬗变和文学生长；同时深圳原本是一座新兴城市，并没有辉煌的都市文化的历史，只有40多年的城市文化的脉络——没有旧，故曰新。因此，笔者也愿意用“新城市文学”来为深圳新文学形态命名。

任何文学的风格或流派的形成，都离不开本土文学运动的萌生与发展。新城市文学是在深圳本土文学运动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容纳了“移民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深圳文学形态（尽管它们之间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关）。笔者认为，用解读深圳文学文本的方式，探索新城市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应当是一个脚踏实地而避免空泛的尝试。

总体来讲，就深圳城市性文学的“新”，首先表现于深圳文学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较早表现了个性觉醒；较早表现了现代化行进中的劳资关系，比如打工文学；较早表现了开放城市青少年的独立观念，比如郁秀的作品；也较早表现现了边缘女性及更广泛范围内的都市女性在资本和性别政治中的觉醒，比如缪永、盛可以等的作品。此外，深圳文学中的底层写作，还较早表现了劳资冲突和现代化公平正义矛盾，比如曹征路的作品；较早出现了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主题，比如吴君、戴斌等的作品。其他，谢宏、刘静好、丁力、央歌、梅毅、厚圃、毕亮、蔡东、刘利、钟二毛等的作品，也都写出了自己观察到包括体验到的深圳人的生存面貌。在文学形式上，深圳作家更是各显神通，各有特点，不相雷同，其丰富性、先锋性、多元性，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的文学版图中都是少见的。由上所述，我们不能看到，深圳文学对于深圳经验的文学表达和文学叙事，其实打工文学和底层写作占据了半壁江山。

而所谓底层写作，与打工文学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开。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哪里有什么底层文学？无非是劳工文学、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当代复活，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延续，是文学载道正统的回声。而打工文学则是实实在在新的时代和家国经验的叙事，也只有打工文学才真正构成底层写作（如果权且认可这个概念）的最核心内容。打工文学显然已经成为深圳文学的盐，成为所有深圳作家都无法绕开的元素或者起码是参照。

因此，新城市文学中的深圳，不单是白领金领的深圳，不仅是工商巨子、高富帅白富美的深圳，不仅是富贵、冒险、悬空、奢靡、颓败的深圳，也不仅仅是欲望化叙事、时尚、奇观的深圳，还有原住民的深圳，流水线上的深圳，打工者的深圳，在路上的和流动中的人群的深圳，深圳文学要有以深圳城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出去的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深圳之为深圳 ，就在于吸纳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寻梦者、逃难者、失败者，就在于给本无可选择的中国人以选择的机会，以重新开始的舞台，以实现自我的期许。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深圳人”，没有从来如此的“深圳人”，这是这座城市的“新”。如果文学写不出这个“新”，而停留在阶级论、阶层论、厚此薄彼的身份论上，对底层的作者，对流水线上的题材，统统以等级尊卑草草打发，认为深圳不需要打工文学，认为打工文学遮蔽了深圳文学的光荣、矮化了深圳文学的形象，那就大可不必了。

打工文学当然是城市文学、城市叙事，而绝不是乡土文学、乡土叙事。这是事实。而且这种文学，经过了自身的40年的发展，已经在文学性上大大提升，比如王十月、郑小琼、戴斌、曾楚桥、陈再见、郭金牛等作家，显然都早已跃入当前国内最优秀的同龄作家行列。当然，对作家的出身、对作品的题材进行划分，是历史的产物。我们需要的是，赶走文学上空笼罩的阶级论的幽灵，重新回到文学就是文学，作家就是作家的基本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