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为打工文学？

自杨宏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打工文学”这一概念以来，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就一直意见不一。白烨从写作主体层面对打工文学进行界定，他认为“必须是打工者群体写的，才算‘打工文学’作品”。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是雷达，他认为“打工者写的文学”才是打工文学，即“打工者写的文学，写打工者的文学”。陈建功基本也持此论，他眼中的打工文学，也是由“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但李敬泽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仅仅把打工文学看作是打工者自己写的文学，“这在学理上讲不通，就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书写一样，这样的观点，未免狭隘。” 他认为打工文学这个概念，包含着不同方向的精神运动：通过文学，通过个人的书写，打工者们逐渐探索和形成自我意识；通过命名和评论，通过对“打工文学”的争论和评说，社会对横亘于内部的这个沉默人群获得意识，试图作出指认和反应。洪治纲认为“打工文学应该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这样界定可能比较科学”。何西来也认为“‘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题材概念”，“只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无论谁写的，都可以纳入‘打工文学’的范围”。在题材问题上，黄修己进一步认为，“所谓‘打工文学’，就是‘蓝领文学’，不包括白领。已经走出了蓝领阶层，跨入了白领，就不应再叫‘打工文学’”。

尽管上面的争论给了我们种种启发，但总起来说，打工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怎样界定，打工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坛的话语独立性和话语地位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似乎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恰切而明确的说法。不过，专家们要么着眼于打工文学的题材，要么着眼于创作者的身份——是打工者本人发声，还是知识分子代言，按照有些专家的思路，非农民工出身的打工者创作的作品，即使表现的是打工题材，仍不能算是打工文学。显然这种纯粹化的指认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做法。问题就在于，难道只有农民工才是打工者吗？从城镇或小城市出来，有城镇户口但无工作、也并无社会保障的流动人口，流动工人或者说候补流动工，就不是打工者？这种边界的收缩或者纯粹化的努力，实际上留存下来的大抵只是文学半成品或类文学作品，无法把写打工者生活的优秀作品纳入视野，这场打工文学的狂飙，最终只能为社会学提供若干口述或笔述素材，而不是真正思潮、流派意义上的文学运动。不妨采用一个更宽泛但又不是无限放大边界的“打工文学”界定：农民工、流动工写的反映自身打工生活的作品，以及作家文学中表现打工者生活的作品，都应是打工文学，边界在于题材，而不是身份，否则，身份的认同危机，身份政治的意识形态歧视，只能会使打工文学陷入越做越小的困境，文化的、身份的、政治的困境。我们看到，大多农民工身份的作家，往往抱怨打工是个带有歧视性的用词，他们以被称为、被命名或被归类于打工作家而有耻辱感。有些城镇、县城等中小城市出身的作家，尽管自身从流水线打工或从临时工性雇工起家，但把他们归类到打工文学作家，他们更是啧有怨言，总在寻找一切机会撇清——因为是他们出身或身份是城里人。

有专家称赞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底层写作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写作伦理：孟繁华在《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中指出，专业作家和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反映底层生活的写作才是直面现实的真实文学，他们的文学所崇尚和坚持的是未被污染的淳朴和诚实，是底层生活的本真、善良和博大。蒋述卓在《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中指出：当前的底层写作与底层意识的表现超越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限制，而将笔触深入到对社会转型期阶层的分化与身份的转移、社会改革带来的生存困惑和道德困扰以及许多还难以一时作出好坏对错判断的难题。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中指出：“底层生存写作” 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强化了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论题。这些记录底层人群生活状态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叙事”，改变了其虚伪造作的现状，字里行间给人以灵魂的震颤，具有丰富而厚重的表现力。

对于打工文学的前景，雷达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打工文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陈建功将打工文学与知青文学相对比，指出30年前知青文学、反思文学的产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积压了十年的情感、生活积累一下爆发，形成了文学大潮”。而现阶段的打工文学，也积累了全国各地的情感资源，不知不觉中与三十年前的文学大观形成了呼应。

李鲁平在《城市化进程与打工文学》一文中，也将“打工文学”与“知青文学”对比论证，指出“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持续过接近30年的时间长度(当然，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这一时间长度)，而农民工现象在当代的历史进程中注定将要持续更长的时间跨度，其社会影响也不言而喻。既然知青文学是可以接受的，打工文学何以不能接受？以关注几亿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和生活、反映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为己任的打工文学，是可以光明正大成立的，无论他们的作者是打工者自己还是职业的作家。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

当然，笔者认为，打工文学的意义，其实还可以更放开来谈：在城与乡、现代与传统、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乡民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打工文学打起了一座桥梁，或者说呈现了一个镜像，乡村何以凋敝，乡土何以空心化、荒漠化？底层何以陷落？乡土文化何以日趋破产？乡民何以没有了尊严？而进入城市化，何以不适应而艰难适应？城市文化何以具有吸引乡村的魅力？打工者何以在城市进退失据、进退维谷、遭受价值和良心的拷问？或者何以从淳朴到作恶没有过渡，没有犹疑，出现了大量的哈姆雷特、唐吉可德，出现了大量的拉斯托涅、伏脱冷，也出现了大量的行尸走肉？为什么？文化的、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伦理的、宗教的，中国人的密码、中国文化的全部复杂性都在打工者群体中、在打工文学中可以找的痕迹，也需要打工文学继续深究细描，打工文学任重道远，打工文学作家当有报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写东西，写出中国的心灵，中国一代人、几代人的精魂！写出历史文化的重负和涅槃。

（三）提出“后打工文学”的第一个理由。

进入2000年后，尤其是2005年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一代人，主要是80后、85后出生的一代新生代打工者进入社会，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现象开始进入后打工时代。

学者王春光的研究指出，新生代打工阶层群体已经形成，他们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认同，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试着（或者说努力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实现对流入地社区的认同。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纪韶教授的调查也发现，新生代打工阶层呈现出“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 

种种调查研究表明，新生代打工阶层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他们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状态，只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态。新生代打工阶层具有一些新的特点：80后尤其是85后这一代新人，知识有所提高，成长环境进入消费时代，生活改善，思想解放，价值崩解，传统宗族文化对他们缺少了内在约束，他们更追求个性解放和奉行自由选择，更追求物质享受和民主公平，而不像他们的父兄逆来顺受，他们甚至不甘于在流水线工作，不甘于常年从事同一种职业，哪怕做工条件已经大大改观。这是与时俱进、城乡趋向一体、价值观城乡接近的一代，从而作为表现他们这一代生活、情感和思想的打工文学，势必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新生代打工阶层的登堂入室，发出声音，这是提出“后打工文学”的第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