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同一反传统倾向下五花八门的创作流派，这主要是指第三代诗人。“第三代人”这一广泛使用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在1985年四川青年诗人万夏主编的民间诗刊《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上，它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如下：“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人/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第三代人自己认为“五四”时期把诗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的诗人算是第一代，改革开放初期，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的朦胧诗人算是第二代，他们这些把诗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的诗人算是第三代，“女性诗歌”可以看作一个旁支。看来，追求个体意识是第三代诗人自觉的追求。所以他们不仅在共同反传统倾向下打出不同流派旗号，而且在同一流派下也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1986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这本书中展出的诗派，除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海上”“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新传统主义”外，还有“新感觉派”“阐释主义”“莫名其妙派”“新口语派”“日常主义”“撒娇派”“超感觉派”“极端主义”“病房意识”等总共60余家诗派。在同一流派中，诗人创作也各有差异。比如在非非主义中，它的代表人物周伦佑是解构性写作，蓝马是超语义写作，杨黎是物化描述性写作，梁晓明是超现实写作；又如在“新传统主义中”，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唐晓渡先生说：“在今天，任何尝试建立新的诗歌偶像的企图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几乎是把握当代新诗潮的一个绝对起点。怀疑主义只是其否定的提法，肯定的提法则是个体主体性的全面确立。”

 

还有就是他们大规模的民间出版方式。“1986——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抗拒的年代’，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的所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这种民间刊物遍地开花的态势，的确让我们眼花缭乱。但这正是异于以往诗人在官方刊物编辑部前排队候决的现象，他们有了更多展现的机会。当然，这种方式也有许多弊端，有些刊物鱼龙混杂，有些刊物有名无实，有些刊物雷声大雨点小，有些刊物放一两次空枪就不见了踪影。但这并不妨碍这种出版方式存在的意义。正如诗人燎原所说：“当今的诗集出版状况虽不尽如人意却似乎有着更大成分的合理因素。在众多诗集通过出版走向社会后，它们所接受的将是一个社会的读者、诗人、批评家、学者这不同职业和艺术趣味者的共同鉴别，它们也会因此而受到最大可能的公正评价。”

 

有些评论家将第三代诗歌称为诗坛上一次“美丽的混乱”，而我想用“混乱的美丽”来评价新生代诗歌。新生代诗歌并不是诗坛上一颗稍纵即逝的星，今天的诗坛上，我们看到部分诗人仍然活跃的身影及新诗人的加盟，这说明了它持久的生命力和相当的魅力。

 

新生代诗歌在诗史上有它独特的价值。

 

首先是“后朦胧”诗歌传承了五四新文学精神。他们关注社会、抗拒世俗，他们关心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命运。他们关注西方哲学，并从哲学层面积极探讨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等形而上的东西，在社会急剧变革和中西文化交锋中的诗坛上体现出可贵的精英意识。我们以海子的诗为例，海子的诗作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类：麦地诗、爱情诗、东方史诗。先说他的麦地诗，以《熟了麦子》《麦地》《五月的麦地》《麦地与诗人》等为代表。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浓郁的乡土情结，对麦地的眷恋、感恩，包括沉思等，这正是他潜意识中始终坚守的民间立场的显现。还有骆一禾，在燎原的一篇文章中他们被称为“孪生的麦地之子”，当然还有其他诗人不再一一列举。我在此想表达的是，海子们的“麦地”诗并不是要寻找一个躲避世俗的世外桃源，而是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工业时代到来，农业文明所面临冲击的思索。他们的诗作影响了当时许多诗人，这可以从诗人西川比较戏谑的一句话中得到证实：“那篇文章（指燎原的《孪生的麦地之子》）帮助许多有劲没处使的血性青年抓住了海子诗歌中的‘麦子’意象，并由此在他们自己的诗歌里大面积地种下麦子……”我还想谈一下他的长诗和“新生代”其他诗人的长诗组诗。燎原——海子好友西川认为海子传记的最好书写者，在传记的数章中论述并激赏海子的长诗；谢冕、唐晓渡在他们二人合编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中专列一册《与死亡对称·长诗组诗卷》来论述长诗，其中入选的有一半为“新生代”诗人。在这本书的背面简介上这样写道：“最能体现诗歌艺术价值和生命深度的是长诗和组诗。长诗是对现实最完美的赞颂或最刻薄的批判，组诗是对生活最深刻的揭露或对纯梦境的分解。长诗和组诗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重新思考，对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意味的最深情的展露……”单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大部分“朦胧诗”那种抒情短章的超越。

 

其次，是“第三代诗人”对“平民意识”的倡导。他们以“朦胧诗”和“后朦胧”为反叛对象，与海子们倡导的诗歌理念不同，他们更倾向于民间世俗的一面。他们尽管流派众多，但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五反”，即“反文明”“反文化”“反理性”“反语言”“反艺术”，追求诗歌的“原生状态”。他们主要接受了西方20世纪生命哲学、直觉主义和各种非理性主义，乃至60年代兴起的“反传统”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于坚的《尚义街6号》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被他们分别视为“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语言意识的觉醒”的成功范例。这已被无数论者引用过。尚义街6号是男大学生宿舍，于坚所描述的不是高雅的意气风发的激昂上进的大学生活，而只是写男生宿舍中琐碎而庸俗的一面，与世人所想的天之骄子完全不同。但经历过大学生活的男生都知道他描写的生活是真实的，是无数大学男生宿舍生活的缩影。这部作品显示的“尘俗化”创作倾向正是这类诗歌的独特之处：把目光投向世俗，关注人生活中普通的一面。当代诗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以前都是政治化诗歌，关注社会风云，关心时势政治，即使是“朦胧诗”也是政治化诗的一个变种——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政治在诗中的投射。第三代诗歌对此是一个扭转。它无疑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与创作题材，使诗摆脱了沉重的政治使命。

 

我们再来看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不带感情色彩的冷静叙述，消解了大雁塔的历史人文色彩，也消解攀登大雁塔时人们所应具有的庄严与神圣。这正是“第三代”所追求的“口语化”叙述状态。第三代诗人大多数是大学生，与学院有关，他们应该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语言功底。但是他们创造出大量口语化诗歌，这是他们主动自觉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清醒的策略。他们的语言没有“朦胧诗”的晦涩难懂与朦胧多义，也与他们所要表现的内容相适应。“第三代”诗歌还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来的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强调“生活原生态”和“零度情感”与第三代诗人的主张简直就是如出一辙。

 

再就是惊世骇俗的“女性诗歌”。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女作家寥若晨星。翻开中国20世纪文学史，80年代以前也只是有冰心、丁玲、萧红、庐隐、张洁等为数不多的几个闪光的名字。到了80年代中期，女作家开始大量出现，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女作家的创作蔚为大观。虽然数量并不代表质量，但至少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参数，表示了文坛上长久以来缺乏女性声音状况的一定改善。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在文学史上最大的价值便是对女性意识的大胆书写。冰心、丁玲等作家，其作品固然表现了一些女性自身特征，但这是有限度的;新时期以来的舒婷开了诗界先导，以她的一首《致橡树》表现了现代的爱情观，但那还是含蓄的;对传统反叛更为决绝的是后来的翟永明（组诗《女人》《黑房间》《静安庄》等）、唐亚平（组诗《黑色沙漠》等）、伊蕾（组诗《情舞》《独身女人的卧室》等）。她们大胆书写女性基于自身的内在经验，因而被称为“躯体写作”或“身体写作”。“女性身体写作”，是由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首先倡导的，她说：“从身体出发，通过自己，妇女将回到自己身体，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肉体讲真话”“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诗人翟永明也说：“作为女性，身体的现在进行时，也是她们感悟和体验事物的方式之一，对美的心领神会，对形式感本身的特别敏感，使得女艺术家的参与和制作方式，既是身体的，也是语言的。”也许这种方式的写作过于大胆和直露，她们的创作还不够成熟，但她们倡导了一种新的写作倾向，这在诗坛上无疑是新鲜的；她们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实践着创作主张，并且一直不间断地探索，到了90年代，与女性小说家一起构成“女性写作”的潮流，显示了持久的生命力。

 

新时期以来，诗坛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应该是源自“朦胧诗”的新诗潮的崛起。“朦胧诗”因为广泛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经验而成为新时期诗歌，打破当代诗歌长期以来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局面的标志。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论争，“朦胧诗”终于为大家所承认和接受。然而，更坚决地举起“新诗实验运动”大旗的是继“朦胧诗”之后的“新生代”诗歌。“新生代”诗歌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上更进了一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后现代主义。“新生代”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是丰富而复杂的，但它无疑是当代文坛多元化的艺术格局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混乱”既给我们带来了不知所措，也带来了审美观念的冲击，它提供给我们的思考与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使它成为诗坛上一颗独特而美丽的星。

 

【作者单位】 深圳市宝安区文汇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