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特区文学·深圳评论》总第10期

文/陶东风

本次研讨会的议题是“建构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美学史”，高建平给其所主编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写的“总序”标题也是这句话。这句话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意义，对此，建平先生有这样的描述：“对许多西方学者来说，中国就意味着古代的中国，中国美学就是中国古代美学。有一个流行的公式，西方等于现代，而中国等于古代。同样的公式，也适用于其他一些古代文明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研究者从事着两种美学的研究，一是西方美学，二是自身的传统美学。这些国家中的现代形态的美学，却很难被认可（第一卷，第3页）。”这段话非常精辟地点出了“现代”“中国”“美学”三者之间微妙的紧张。其实，西方学者的这个“偏见”也普遍流行于中国学界，中国现代的文艺学和美学也被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是模仿和照搬西方的，是没有自己话语的，是丧失了自主性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中国的。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美学，也不被国内这些学者所认可。

 

这种紧张不会在西方出现。比如，西方学者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如何建构既是现代的又是西方的美学？因为在他们那里，现代的就是西方的，不存在两者之间的紧张。所以，“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这句话实际上道出了中国学术的特殊的现代境遇，或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语境：现代性是外源的而不是内生的，因此常常被等于西方；而中国本土的又是非现代的或前现代的。这是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遭遇的一个普遍问题。具体到美学，同样存在现代和中国的紧张。现代形态的美学概念、美学学科确实是外来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古代没有“美学”，因此也不能撰写严格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美学史”，只能写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美学“观念”史。即使是美学的“思想”史、“观念”史，也是先有“美学”概念的建构，然后才能追溯、建构出美学“思想”史、“观念史”，否则你都无法确认哪些中国思想属于“美学”思想。

 

那么，有没有现代的中国美学史呢？这里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古代中国的现代中国美学是否存在？”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的美学是现代的，这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它是不是中国的。换言之，现代中国美学（乃至其他人文知识）有没有相对于西方的那种自主性、本土性？这是现代美学史书写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以为高建平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自觉的尝试。当高建平着手书写“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时候，他已经肯定了一个基本前提：中国有自己的现代学术，当然也有自己的现代美学；有自己的现代美学，当然也能够书写中国现代美学史，它既是本土的、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这是中国自己的现代。要证明这点，就必须用大量的事实：尽管“美学”这个概念、这个学科是从西方引入的，但使用这个概念的过程、建构这个学科的过程，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机械照搬的过程，也是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那些认为中国现代美学照搬西方的学者有一个失误，就是没有能够仔细考察西方理论——概念、范畴等——在中国的具体使用过程，没有仔细考察这些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美学、中国现代的社会文化的互动，而是简单地因为中国现代文论，美学的概念、范畴等来自西方，就认定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论和美学“没有自己的话语”。就像李庆本教授在《中国美学何以可能》中说的，话语不等于“术语”，中国美学话语不是对术语的直接引用，而是对术语的语境化表达，只要进入中国语境，与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对话、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碰撞，外来术语必然转化为中国话语。当然，在此过程中，用西方理论误读中国是存在的，但反过来，用中国传统概念、术语误读西方也是存在的。

 

《20世纪中国美学史》始终坚持上述基本立场，比如第一卷讲到：无论是王国维的意境论，还是蔡元培的美育观，都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或者“以中证西”，而是“以中化西”，使西方理论中国化。“经蔡元培阐述过的美育理论，其形而上学的色彩大大减弱，而中国式的道德意味大大加强。”宗白华的美学思想既受到康德、柏格森等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又融入了中国古代的生命美学思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现代美学的中国性不是与西方思想隔绝的、绝缘的中国性，它必然是也只能是一种与西方思想融合的中国性。

 

说到自主性，我想概括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文论界、美学界关于自主性（包括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问题，以及形成的三套自主性话语。第一套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个时候文论界、美学界大谈文学艺术、文艺批评的自主性、自律性，“为文艺正名”，强调的是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研究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自主性，尊重艺术规律和学术自由，其背景是告别“文革”时期的“工具论”文艺学。第二套出现于90年代初期到中期，随着文艺和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到来，“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开始讲人文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美学研究相对于市场/商业的自主性，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成为他们的批判目标。第三套出现于1990年代中期，1995年前后，有一批学者认为中国现当代的文论、美学话语照搬西方，而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或者说，没有自己的话语、理论和方法，当务之急应该是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

 

这三套自主性话语中的第一套和第二套有一个共同特点，针对国内政治和经济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干预，呼吁文学和文学理论要与政治与经济保持距离，维护自己的自主与独立；而第三套不同，它是对外的，站在中国、中华文明的立场，呼吁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其矛头所向是以西方国家的“他者话语”“文化霸权”。可见，这三套自主性话语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其中第三套自主性话语的背后，其实是要解决民族认同和文明认同的问题。

 

把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国特色”相联系，在“自主”前面特别加上了“中国”，很明显是强调这种自主性是相对于西方的，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特色。但是，中国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好，中国美学的本土话语建构也好，都必须建立在对现代中国美学已有成果特别是其自主性的认可与肯定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其的否定之上。否定20世纪中国美学的自主性，就是否定现代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特殊贡献。这是一种现代中国美学虚无论，在这个虚无论的沙漠上，根本不可能有中国美学的未来。

 

 

【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