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宇

艺术家的每一次创作行动就是一场自我意识与艺术生成之间的揣摩、试探、角逐，二者间持续较量直到意境达成，情绪释放并归于平静，方能获得皆大欢喜。所以对艺术创作过程的评判和剖析如果能够深究到创作者自我意识的层面，顺着自我意识对作品生成与展现如何产生影响这样一条脉络探究下去无疑能得到更本质的东西。而个人自我意识的层次又与个人的经验积累及外在环境的影响分不开。从我个人的艺术经历来看，从幼年学画至今，历经了“文革”后的社会巨变，并跨越到21世纪至今，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及美学观念的建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及艺术思潮的影响紧密相关。

梁宇作品《信号·远方 》200×160cm 2011

梁宇作品《月台·列车》 120×90cm 2019

80年代初期，我应届考入大学，那时恢复高考没几年，师生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整个艺术界心思单纯，心无旁骛地沉浸于对艺术本体、艺术经验的执著探索。虽然模式化的美术创作和苏联现实主义美术传统在高校的美术教育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一些先锋者已开始了摆脱原有束缚的行动，他们将法国米勒乡村写实、美国超级写实、怀斯风等语言形式与个人创作经验相结合，并以面貌一新的艺术语言将中国本土风情饱满地表现了出来。本科阶段，我系统地学习了造型和色彩运用技巧，这一时期西方以及本土的艺术新思潮风起云涌，西方艺术大师们的作品以及黑格尔、尼采、萨特、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及艺术理论著作被译介过来，中国出现了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美术运动，提出了观念更新的口号。作为一名年轻学子，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触动，不想放弃任何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于是整个青春期几乎都在狂热的绘画实践和理论学习中度过的，尽管这种狂热可能混杂着个人的现实焦虑和迷茫，但新艺术观念的导入使得我更加关注内心深处的思想，更加关注自我实现的价值，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主张变得明晰，主体性变得突出，我的艺术创作中注入了更多个体化的思想、情绪和体验。

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从被本我挟持的状态上升到被现实的自我所监管、被道德的自我所引领的状态时，他的情绪和对事物的感知将进入相对客观和通达的境界。在经历了本科期间绘画激情的充分释放后，自我意识中被压抑的部分得到了缓解，放下了自我，可以说研究生期间的绘画进入了一种更加从容和达观的状态，视野更加广阔，对艺术的评价形成了自我的判断标准，创作中能够更加有节制地将情感、精神或状态抒发到对物象的自由表达之中。《蓝色古尔古纳河》《玛尼和她的驯鹿》等一批作品正是这种创作状态的体现。这些作品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又不是对客观的真实写照，创作的主观性明显，从形式到内容都经过了主观的高度提炼和加工，打破了时空的局限，不同时间和场域的情景被安置在平行的二维空间里，从形式到内容都做到了与画面内涵的高度契合，更难得的是，通过这批作品的尝试，初步找到了一种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创作道路。

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我一路南下，踏上了深圳这片“敢为天下先”的热土。从文化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在市场经济、都市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多重社会语境之下，中国的现实主义美术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都市生活、都市题材成为文化语境中的热点话题。初到特区的我，视野所见到处都是建设的工地，我不假思索地拿起画笔，在一批老屋被拆迁之前，以写意、抽象的油画笔触画出了一批“老屋”。之后是写意、抽象的“工地系列”，我将目光聚焦于扳手、电线这些工地上的小物件，从主观意识上想要借助于一个实体的物象，通过创作过程中色彩和形式的主观处理，使其产生一种超脱于物象外的精神之境，使画面具有某种精神性的表达效果，隐喻地表达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推陈出新，以小见大。绘画风格从之前的写实转变为抽象和写意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理应如此，当时的感觉是唯有如此才觉恰当。正如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所言：“每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都在表现‘人确定的与世界的关系’，每幅画都是这些关系的‘模式’，而世界的变化、人和世界关系的变化要求造型的颠倒，由一种语言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这种颠倒的规律构成每个时代的艺术语言代码。”[1]

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留下深刻印记的童年早期记忆会长久沉淀在个体的潜意识中，会长久而潜在地影响着个体，当自我意识放松警戒时，那些沉淀于潜意识深处的记忆会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提取出来。在刚进入21世纪的某一天，我童年目睹过的“信号灯”、“旧站房”、“老火车”突然清晰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画面感极强。在这个记忆的牵引下，我开始了“信号灯”系列作品的创作，并一发而不可收，使得创作真正成为了一种自觉的“不可避免地想要创作的结果”。寻找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这一点也许不很难，但有意义的艺术作品还应该能够包含时代性的共同记忆，并触发共振的情感。当“信号•远方”个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评论道：“梁宇站在物象的历史时空和自我心理的当下感受的双重维度之中，在对物象的存在状态投入关注的同时融入个人的切身体验，反映出他独特的思维和探索的勇气。他作品中的历史感和语言表现的当代性有机融合在一起，显得单纯而富有力量。”在武汉美术馆“信号•2019•梁宇”展览现场，策展人、评论家冀少峰认为：“作品留给观者的不仅是一种对工业时代的记忆，更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同时又是一种悄然告别，告别的是农耕文明和传统文明，迎来的是加速的社会，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更寄寓着对未来的畅想。”

在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旋涡中，面临多重选择和抉择的困惑。因此我时常思考艺术的功能和艺术家的职责，思考艺术家在自我意识的引领下践行审美的“非功利性”态度，通过作品审视过去，关注现实，探讨未来。通过创造性的艺术表现在虚构的作品世界中再现生活的可能性。而创作“信号灯”系列的意义也在于通过符号性的叙事情境，营造出了一种差异化的表达方式，并借由这种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完成对内心渴望的表述。一切与历史相关的东西必然伴随着某种时间的经验，因此，用空间中的物象来描绘时间，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表现旧物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其时代性——能把相对古老的过去变成现在，成为可触摸之物，在消解过去的过程中又构成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