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 著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本文载于《外国美学》37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23

现代美学肇端于美学的主体性转向。通常学界所公认的“美学”（Ästhetik/esthétique/aesthetics），最初源自德国莱布尼茨-沃尔夫唯理派哲学家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的博士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nonm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1735）中创造的概念“aesthetica”。这个拉丁词的希腊文词源αίσνησις意谓“感官知觉”或“感觉的印象”。后来他以aesthetica命名了被美学界尊为现代美学开山之作的《美学》一书，并且在他的这部代表作中明确把aesthetica界定为“感性认识的科学"（Scientia congnitionis sensitivae）。这意味着，鲍姆加登所奠基的现代美学学术体系，究其本质而言是近代认识论的衍生物。鲍姆加登毫不讳言，感性低于理性，所以aesthetica本质属于一种低级认识论（gnoseologia inferior），更准确的译法应为“感性学”。

△《美学》

鲍姆加登开创的“感性学”（aesthetica）其后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判断力批判》中得到系统的改造、完善和提升，成为与知识学和伦理学并驾齐驱的学科体系。康德的工作使现代美学以感性论为基础的学科性质得到根本强化，这导致现代美学的主流导向成为强调人类审美认识主体性的“审美学”。“审美学”强调的是主体审美的各种理论面向，习惯于将美看作某种独立的价值（即夏夫兹博里和康德等人强调的“非功利的审美”），因此无任何功利目的的鉴赏判断在审美活动中被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趣味和欣赏成为现代审美学关注的重心。但这种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纯粹审美观念对于18世纪以前的世界来讲是极为陌生的。

△《判断力批判》

现代美学家普遍认为，在鲍姆加登《美学》（1750年第一卷出版）问世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为“美学”（“感性学”或“审美学”）的独立知识体系或学科。如果这种解释成为不易之论，那么西方美学史的主要成就恐怕就只能局限在最近两百多年的“审美学”学科发展史上面。但所有的西方美学史，无一例外都将学术源流回溯到了古希腊时代。那么，如何理解18世纪“美学"（aesthetics）出现之前23个世纪的西方美学思想，成为美学史书写必须正视的问题。

如果从以感性论为内核的“审美学”出发审视18世纪以前的西方美学传统，的确很难看到太多“成熟的”美学著作或体系，于是现代美学家们难免将其看作美学之某种“史前史”，某种“不成熟的”或“前科学形态的”美学思想。但这种美学史结论对西方美学思想两千多年的古典传统来讲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于是，这促使我们不得不开始反思西方美学史书写背后的美学史观。

18世纪以来现代美学知识体系诞生的标志性特征，首先是美的价值独立，其次是感性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跃升，再次是美学理论的体系化；最后是艺术的自觉与艺术哲学地位的提升。现代美学的标志性特征，并非凭空产生，其出现与人类精神的主体性转向（集中体现为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密切相关。如果将其放在两千多年的西方美学历史宏观脉络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转变，即从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的转变。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西方主流的美学家都讲美善合一（καλοκγαθα/ kalokagathia），美、善几乎就是同义词”，至美就是至善，美几乎从来不被当作一种独立的价值来强调。在古典形而上学中，美与真、善一样，是存在（being）的先验属性，其本身是与真、善一体的，统一于存在。在这种圆融的本体价值观下，美感体验活动本身就不太可能成为一种“独立而纯粹的”审美活动，美感体验的对象也不太可能成为一种“独立而纯粹的”审美对象。在古典美学中，美感体验活动多数时候都是跟欲求（eros）关联的，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欲求活动。这种欲求活动，被统称为“爱美”。因此，古典美学自然无法像现代美学那样从哲学、神学体系中独立出来。现代美学能够首先作为“感性学"（“审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门知识体系或学科，根本就在于美与存有的疏离，与真、善诸绝对价值的分裂。这种形而上学层面的价值决裂，固然为现代美学在感性维度的理论扩张和知识系统化打破了桎梏，释放了艺术的创造力（最典型的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客观上造就了现代美学的理论喷涌以及现代艺术的繁荣局面。但是，美从形而上学体系中剥离，将理论重心放到感性领域，同时也造成了“美”的观念的狭义化——狭义化为“审美”的观念，“美本身”（auto to kalon）不再成为现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其结果就是，现代美学重视感性审美、艺术审美，轻视德性审美、理性审美、灵性审美，鄙弃审美的实用价值，从而沉溺在感性世界中难以自拔，审美精神也日趋世俗化，古典美学中追求的那种价值的丰富性、精神审美的超越维度和神圣维度逐渐难觅踪迹。世俗的艺术审美则成为现代审美生活的中心，现代美学不得不依靠世俗艺术来获得价值超越的锚点和学科支撑。然而，20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在很多情况下为追求标新立异和自我超越，却无情地抛弃了“美"（ beautiful/ graceful/elegant）这一核心价值，拋弃了美学。而在古典美学中，艺术审美和感性审美，从来都不是审美活动的最高级形态。因为古典美学拥有更加丰富的、更高层次的、更永恒的、更具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即美本身或神圣者本身。古典美学内在于（神）哲学的形而上学维度，在现代美学中也几乎丧失殆尽，因此现代美学尽可以在感性世界横向拓展，却无力在德性世界、理性世界、灵性世界纵向突破，这也是导致美学在现代（神）哲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的重要原因。现代美学的知识学困境，根本上讲就是美学本体论缺席的困境，为此，美学不得不承受在现代学科分化中不断边缘化的命运，甚至带累美淡出人类的终极价值视野。

基于这样一种感性化或狭义化的现代美学立场，自然是无法全面诠释并客观评价18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美学传统的。所以十多年来，论者一直倡导研究古希腊罗马美学和中世纪美学首先必须反思、扬弃现代美学史观。论者认为，无论中西都存在自己的古典美学传统，古典美学作为区别于现代美学的美学知识形态，完全有其体系自足性，而且拥有化解美学现代性危机的思想资源。对西方古典美学来说，其拥有存有论作为其形而上学基础，感性论只是其形而下层面的一个思想维度。至少从学理逻辑上讲，古典美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比现代美学更丰盈，它拥有为现代美学弃若敝屣的存有本体论，因此可以为古典美学的超越性、神圣性、崇高性提供形而上学保障。

古典美学的存有论基础固然是其区别于现代美学的主要特征，但就算是在形而下的经验领域，古典美学也与现代美学截然不同。现代美学标举的美感体验活动是一种将体验对象的美学价值从一切功利目的中剥离出来的“鉴赏”或“审美”，其追求的是单一纯粹的“趣味”“美感”或“审美价值”；而古典美学中的美感体验则往往是一种混合了真、善、美诸种价值的综合性生命体验，它一般情况下都与生命存在的基本欲求能力“爱”相关。所以，在美感体验层面，现代美学呈现的通常是相对单一价值维度的“审美”，而古典美学呈现的则通常是复合价值维度的“爱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者赞同科瓦奇（Francis J.Kovach）等学者借用修昔底德（Thucydides）、狄奥多罗斯（Diodorus of Sicily）、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等先哲使用过的φιλοκαλία/Philocalia（爱美）一词，仿照Philosophy（哲学）的构词法——以 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爱智慧）为词根创制Philosophy（爱智之学）——将“美学”的英文名称重新命名为Philocaly（爱美之学）。而将鲍姆加登以降的现代美学主要归为主体性美学或认识论美学的传统，因此将Aesthetics对应译为“审美学”，并视之为“美学”（Philocaly）的形下面向。

“爱美之学”是建立在西方古典美学知识传统之上的，其与“爱智之学”其实血脉相通。西方古典美学肇端于古希腊，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哲学的古典美学，基督教神学兴起以后，神学的古典美学（神学美学）逐渐占据主流，并最终成为中世纪美学的典型形态。如阎国忠所讲：“基督教神学给了美学以新的契机、新的生命，美学在神学的庇护下进入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以神学方式完善和展现自身的时期。”尽管一般美学史都将中世纪美学看作西方美学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但实际上中世纪神学美学的古典美学范式并没有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