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金黄色的向日葵——评王芳的《有舟如系》

一

女人如花，如果要用花来比拟王芳，那么她应该是一株向日葵，她有金黄色的人生底色，热烈而奔放。她是北大中文系一九八九级的才女，当年湖南省高考的文科状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现在高校的中文系都改名叫文学院了，只有北大还叫中文系，所以“中文系”成为一种象征，一个精神符号。多少年后，这位女状元不仅没有泯然众人矣，而且更加摇曳生辉、姿态盎然。从北大毕业，到南下深圳，二十多年来，她是职业经理人、自由文艺人，还是职业公益人，在不同身份的转换中，她实现了女性的自我精神成长。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与王芳的第一次见面，当时在中心书城，我作为对谈嘉宾参加邓一光老师的新书发布会《人，或所有的士兵》，当对谈结束的时候，观众席上站起来一个女孩，她的语言表达非常有感染力，像一束光一样照亮每个人。后来王芳在她的随笔集《有舟如系》中写道，这部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她用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读完，她被《人，或所有的士兵》所传递的思想深深打动：人性的脆弱需要被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有恐惧的权利。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我这个以清冷自持的人，渐渐被她的热烈温暖融化。

王芳的随笔集《有舟如系》是她二十多年来的创作集成，包罗万象，内容涉及城市、亲情、爱情、家庭、旅行、教育、文学、书法、足球、古典音乐，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她丰富盎然的人生。看似散落的篇章实则编织成一张女性成长的经纬网。在“舟”的隐喻下，作者将自我探索的漂泊感与扎根现实的勇气巧妙融合，既是一本个人生命史的记录，亦是一部当代女性精神觉醒的微观史诗。

《有舟如系》的书名令人玩味，她与庄子、苏东坡的“不系之舟”形成了悖论。庄子提出的“不系之舟”出自《庄子·列御寇》，象征着不受束缚、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庄子认为人应该超越物质、他人和自我，达到物我两忘的状态，如不系之舟般自由。苏东坡的“身如不系之舟”则是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用此句表达自己漂泊不定、无法掌控命运的无奈，但同时也带有自我调侃和旷达的意味。虽然表面看似消极，实则体现了他面对逆境时的超然态度。王芳则反其道而行之——“有舟如系”，与庄子、苏轼形成鲜明对照，意在探讨“系”的积极意义，强调的是“系”的重要性，即有所依托或责任。庄子主张完全的自由，而王芳可能认为适度的约束或联系是必要的，如家庭、责任、人生与理想等，带来另一种形式的安定或归属感。如果分析一下这三者的关系，庄子的不系之舟是理想状态，追求绝对自由；苏轼在现实中用来表达无奈中的豁达；而王芳从现代视角出发，认为适当的“系”能带来稳定。三者反映的不同人生观，庄子是超脱，苏轼是逆境中的转化，王芳强调的是现代语境下的平衡与重构。“有舟如系”更接近儒家的“中庸”或存在主义的“自由与责任并存”，即在约束中寻找自由的可能，而非一味否定“系”的价值。例如，苏轼虽自比“不系之舟”，却在贬谪地修堤、行医，以行动“系”住对百姓的责任，展现了“系”与“不系”的辩证统一。王芳的现代回应则是重新定义“系”的价值，主张在约束中实现动态平衡。有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叫《稳稳的幸福》，正好与“有舟如系”相吻合。

《有舟如系》中的王芳作为一个独立女性，首先是经济独立，其次是精神自由，最终她实现了性别自如，她并没有因为作为女性这一性别感到抱歉。她是一个有责任的作家，不管她的性别如何，她既没有站在女性的角度，也没有站在男性的角度，而是站在人类的高度上去观察和思考。这让我想到我朋友的女儿，十三岁被送到国外读书，在那里，她参加了棒球队，教练告诉她，在这支棒球队里，没有男队员，也没有女队员，只有队员。男性与女性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状态，应该是一个彼此尊重平等的状态，彼此尊重各自的特质。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主义并非让女性成为强者的思想，而是一种寻求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得到尊重的思想。她强调，女性主义的目标不是取代“男性权力”，而是创造一个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受到尊重的无权力状态的社会。她认为，女性主义对所有人都有意义，因为每个人最终都会成为弱者。女性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弱者，这种思想可以应用于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老龄化、就业不平等。王芳的思想与上野千鹤子不谋而合，她提出，“对于国际教育里倡导的‘领导力’教育，改变世界的使命感有怀疑，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不需要更多的领导，但实在太需要每个生命都找到意义”，我心亦有戚戚焉。

二

如果把王芳的《有舟如系》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女性文学发展史的框架里看待，我们可以发现一条隐形的线索，可以看到女性形象的变迁。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形象的典型是娜拉，娜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只是丈夫的附庸，最终选择离家出走，追求独立和自由。鲁迅认为，娜拉的出走象征着她对传统家庭和社会束缚的反抗。但是出走后也产生了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缺乏经济独立和社会支持，出走后的娜拉可能面临生存困境。鲁迅认为如果社会制度不改变，娜拉的出走只会让她陷入另一种困境。女性要真正获得解放，不仅需要个人的觉醒，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变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性形象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形象，社会倡导“男女都一样”，可是却没有正确地履行这一概念。在某文学作品中，女性在生理期和男性一样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劳动，这显然没有尊重女性的特质。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像男性一样，意味着成为统治者、歧视者和压迫者，这与女性解放的目标背道而驰。

八十年代的女性形象是，“我必须作为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首诗表达了一种平等、独立且相互支持的爱情观。诗中的“木棉”和“橡树”象征着两个独立的个体，彼此尊重、并肩而立，而不是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诗人反对传统的依附式爱情，强调爱情中的双方应该是平等的伙伴。诗中提到“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象征着双方在精神上的共鸣和支持。这种爱情不仅是情感上的依恋，更是精神上的契合和共同成长。

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有陈染、林白等。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社会环境是不同的，八十年代是文学的时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这一时期，“爱，是不能忘记的”，而九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已经是市场经济的环境，女性主义有了新的变化，她们不再是理想主义的呼喊，知识女性已经完成了经济的独立，更需要的是完成精神上的满足感，于是她们退回到内心的小宇宙里，诉说着个人的思绪，完全是“一个人的战争”，是“私人生活”。她们的救赎来自超然，来自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去，与其说是一处精神家园，不如说只是一处对社会无从认同、无从加入的孤岛，所以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救赎成为一个未完的预案。

而到了王芳这里，我们则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女主的形象，经济独立、充满智慧、能把控自己的生活，在事业上风生水起，在感情上有舟如系，热爱艺术与旅行，精神世界独立而自由。当八十年代的作家还在讨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新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女性已经懂得：你终会明白，前途比爱情重要，你还会明白，爱情比前途更难得，但最后你会明白，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有舟如系》中的爱情与个人成长是平衡的，她重新定义了爱情与个人成长的关系。传统叙事中，爱情常常被描绘为女性角色的终极目标，但在王芳这里，爱情只是角色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梁永安认为，女性的幸福不应该仅仅依赖爱情，而是可以通过事业、兴趣和自我实现来获得。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一直作为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对于她个人来说极端特别，它高度地内在于她个人生命经验当中，它在她个人自己的成长岁月当中极大地帮助她战胜很多困惑，战胜很多迷惘。王芳未名湖的初恋，延续至今，琴瑟和鸣，让人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牵绊，无所谓对与错，“我”与“你”之间是一座秘密的花园，“我们”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