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真实基础上的“合情合理”的想象

陈智富：在此之前，您还写了被誉为“长江女神”的白鳍豚的长篇自然生态小说《追寻》。《追寻》以长江流域和洞庭湖所独有的中国珍稀鲸类动物白鳍豚濒临灭绝的百年历史为大背景，用细腻的笔触再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保护白鳍豚的动人故事，表达了追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浓烈的人文情怀。董宏猷评价：徐鲁以诗情画意的调子为几代科学家立传，题材比较少见，“白鳍豚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整个世界”。《追寻》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收获。您当初是怎么萌生创作念头？

徐鲁：这也是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何龙社长和编辑胡星推荐给我的一个题材：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的几代科学家保护和研究中国珍稀鲸类动物白鳍豚的故事。但这本书，我写的是虚构小说，不是纪实性质的报告文学。虽然不可能完全不反映一点中国白鳍豚保护和研究的过程、现状和成就，但说实话，这并非我写这个小说的目的。我只是借助这个题材作为叙事主体。从事白鳍豚保护和研究的科学家们，也许最终并没有如愿追寻到更多的白鳍豚，但是他们有的付出一生甚至付出生命，唤醒了人们对自己的乡土、对长江母亲河、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之心；王小月也许最终也不能把所有的孩子都留在自己的家乡，但她心怀梦想：总得有人给家乡留下几粒种子，留下几根“绿树枝”；比如我在小说写道，生活在洞庭湖边的玉娥，在异乡也追寻不到自己的明天，最终也回到自己家乡，融入家乡的变革进程中。我写这个作品，一是希望读者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们为保护和研究白鳍豚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感受到科学家身上的一种热爱理想、追寻梦想的励志精神；二是给孩子们一些关于白鳍豚的科普知识，也让孩子们看到白鳍豚的生存现状与濒临灭绝的命运，感受到长江、洞庭湖的自然环境保护的必要性、紧迫性，唤醒孩子们的环保意识。我与出版社商量，在小说末尾附录了一份比较准确的科普性质的东西，例如“白鳍豚保护小常识20问”或“白鳍豚保护小贴士”之类，作为对这本书的故事的“补充”。毕竟，要考虑到小说在叙事上的流畅与明快，不可能在故事情节里夹杂太多的科普知识。但是可以作为“附录”，起到补充故事的作用。

陈智富：事实上，书中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野外科考队队长“刘俊”，原型就是白鳍豚专家刘仁俊。对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有很扎实的采访，对水生生物研究的科学家也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写出这么见学术功力又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科学小说来。看得出来，您特别尊崇科学家及科学家精神。您是什么时候种下这种科学家精神的种子？

徐鲁：小说里的刘俊、徐教授、皮埃尔这几位科学家，都是有真实的人物原型的。其他人物全是虚构。当然，即使是有人物原型，我也做了大量的虚构，不能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我认为，我写的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当然更不是幻想的童话。为了写这本书，我和编辑胡星去采访了刘仁俊老师等多位水生科学家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也去长江边的岳阳、石首等地采风数次。小说里关于洞庭湖的一些民俗风情、方言等，都是采风获得的。湖南的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教授看过后曾跟我说，里面写到的洞庭湖风情和方言等一些细节，写得还比较“地道”。我听了不仅莞尔，感到欣慰。小说出来后，获得了2019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中宣部2019年“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2019年度“桂冠童书”、湖北省第十届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项。至于什么时候种下这种科学家精神的种子，我在前面回答你关于写人物传记的缘起时，说到的那本《居里夫人传》，似乎也是一个“种子”。

但真正开始推崇科学家精神、热衷写科学家题材，这与恩师徐迟先生对我的直接影响有关。徐老晚年主编的最后一部报告文学集《成功启示录：中国杰出中青年科学家》，写的是当时一批风头正健的，包括白春礼、史培军、冯长根、刘增良、王珉等在内的中青年科学家。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科技战线上的领军人物或领导者了。我当时在徐老的指导下，为这部书写了一位遥感科学家林宗坚博士。后来徐老又指导我写了我国老一辈的高分子化学家钱保功先生。这是我非虚构写作的起步。徐老指导我写作时，有一些例子，我记忆尤深、很是受用。他说，报告文学要写得精彩，可以用歌德自传的题目“诗与真”，作为标准之一。“诗”就是它的文采、情怀，或者说它的“文学性”；“真”当然就是它的前提：真实性。写真实的人物，要做到“大节不亏、小节不拘”。主人公的大事件一定要真实，经得起检验，不能虚构，但小的细节上可以较为自由地做一些“文学化”处理，增强它的文学色彩。当然，前提也必须是合情合理的“文学化”。

徐老举了自己的两个小例子。一是写李四光的那篇《地质之光》，结尾处写到李四光在他的办公室里对同事们讲了一番他对中国地下矿藏的未来的畅想，然后写道：“说到这里，白发苍苍的李四光眨眨眼睛，笑了一笑，轻轻拨动他桌上一个地球仪，一下子使小小寰球急速地旋转了起来。”整个作品就在这里结束了。这很像一篇小说的结尾。这个细节，徐老说是他想象和虚构的，但是非常合理。后来我也写了一个李四光的故事。李四光的外孙女邹宗平老师带我去看李四光先生的办公室，我第一眼就看到，他的办公桌上依然还摆放着那架地球仪。我当时马上就想到，徐老笔下的那个细节是在真实基础上的“合情合理”的想象。

陈智富：这本书书名“追寻”，富有深意。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评价，《追寻》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是湖北省文学界强调的纪实文学作品。“这本书可以看到‘纯真’的力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展现，并传递给读者一种强大的对未来的信念。人类虽然失去了曾经的桃花源，但依然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心。”您想通过此书表达几层含义？

徐鲁：是的，李修文主席也参加过《追寻》的首发式，讲过一番对《追寻》的评价的话，讲得很精准，我印象很深。《追寻》这个题材其实包含了好几层主题意义：一是涉及长江水域和洞庭湖、鄱阳湖的自然环境保护，尤其是作为国家战略的长江母亲河的大保护问题；二是包含着中国科学家们追求科学理想与科学探索精神；三是白鳍豚这种世界珍稀动物鲜为人知的生存故事。我想，从这个故事里至少可以呈现和表达这几层主题。这是三代科学家毕生追寻、挚爱守望、温暖陪伴，最终含泪告别的大爱故事；是白鳍豚淇淇用22年远离家园、痛失友伴的生命孤旅，对人类良知发出的无声呼唤与最后警示；是科学家和白鳍豚淇淇共同谱写的自然与生命之歌；也是追寻梦想的科学家和热爱家园、铭记乡愁的人们，在母亲河长江上和洞庭湖畔播下的希望的“绿树枝”。“追寻”的本意，当然是写主人公之一的科学家刘俊，带领野外科考队在长江和洞庭湖上追寻白鳍豚的故事。同时，我想表现的“追寻”，还有科学家们在追寻自己的事业和理想。那位坚守在湖区希望小学的女教师王小月，也在追寻自己的梦想；哪怕离家出走的柳伢子的妈妈玉娥，不也是在远方追寻自己的明天吗？故事里的每个人，都在“追寻”各自的希望和明天。“追寻”的象征意义，大致如此。

陈智富：2022年7月21日白鲟被正式宣布灭绝。在此之前，白鳍豚已经许久没有露出芳容来，白鳍豚已经功能性灭绝大致为科学界所接受。我们现在提倡长江大保护战略。您对我们的物种保护，特别是水生生物保护，有怎样的期待与展望？作为一位作家，您觉得在用笔来唤醒读者的生态环保意识方面，到底还能做点什么？

徐鲁：作为一个作家，我并没有资格和专业背景，去对中国白鳍豚乃至现在的江豚保护和研究，做出评价和判断。这个不是我的任务。如果是写一部真实、全面反映中国白鳍豚保护和研究的报告文学，那也许需要去完成这个评价和判断，但作为虚构的小说创作，我觉得这个作品无力担负这个任务。

大家可能记忆犹新，2018年早春，正是长江两岸万物勃发之时，习近平总书记风雨兼程，再次来到长江岸边视察，一路望闻问切，勉励大家守护好这一江碧水。在三天两省四地的走访和视察中，总书记说过的一些话，可谓振聋发聩，言犹在耳。他形容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已经“严重透支”，“病了，病得不轻了”；要治好长江之病，还是应该用老中医的办法，“追根溯源、分类施策。开展生态大普查，系统梳理隐患和风险，对母亲河做一个大体检。祛风驱寒、舒筋活血、通络经脉，既治已病，也治未病，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总书记还指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这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守护好母亲河的一江清水，让它能够永远地浩荡东流，养育两岸的百姓和万物，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目标！细心的人们可能也会注意到，总书记亲自走访和视察到的许多地方，就是多年来一直在追寻和保护中国的“水中国宝”白鳍豚和江豚的科学家、研究者们心心念念、牵肠挂肚的地方，包括宜昌、荆州、岳阳城陵矶、君山码头、石首码头，等等。

198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把白鳍豚列为世界最濒危的12种动物之一。令人痛心的是，到了今天，白鳍豚已被该组织列入了“功能性灭绝”物种名单。白鳍豚的命运遭际，深深触动了我。在长江大保护这个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让更多的人知道白鳍豚的故事，也懂得保护我们的母亲河长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我觉得儿童文学作家也不应缺席。

《追寻》里的科学家刘俊与白鳍豚淇淇相伴相守22年，就像疼爱、养育和守护着自己的一个孩子。淇淇一天天长大、变老了，刘俊自己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直到故事最后，他仍然还在苦苦寻找和期待着，白鳍豚的身影会突然出现在长江的某个地方，或者在洞庭湖、鄱阳湖面上惊艳一跃，让世界重新看到它生命的奇迹。徐佩芬的人物原型、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九十多岁的陈佩薰老人也说过这样一段话，让我十分感动。她说，虽然多年来在长江上再也没有发现过白鳍豚的踪影，但是仍然不能就这样轻率地宣布白鳍豚已经“灭绝”。她认为，一种生物要断定它确已灭绝，至少要在二十年内再也没有它出现的任何记录。这种坚持，当然不是一位科学家的“固执己见”，而是出于对自己毕生热爱的事业和鲜活的生命的尊重与珍视。我在作品里写到徐佩芬与刘俊在黄昏的水池边，有过一段长长的对话，那是我在假借这两个人物的对话，抒写我自己对科学与生命问题的一些思考。

作家应该是美的追寻者和人道主义、生态文明、“大地伦理”的守护者。我心中的“追寻”，既是科学家们对长江中宝贵物种的守护与追寻，同时也是对生命的尊严、对科学真理、对美好理想的坚守与追寻。我想，这个创作“初心”，已经不仅仅在“环保意识”了。

陈智富：您有哪些传记创作的经验可以供青年作家和广大读者分享？

徐鲁：经验谈不上，体会是有的。我认为至少以下三点不可缺失：第一，没有对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无论是杰出的功勋人物还是平凡的奋斗者与普通劳动者）的真挚的敬仰与热爱，没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没有一种清晰和正确的价值观，是写不好这类人物传记的，它关乎文学，更关乎情怀和价值观；第二，无论是多么真实的报告、纪实、传记，都绝不意味着对文学品质和标准的降低或放弃，恰恰相反，它要求作者把这些真实的故事讲述得更加精彩动人。也就是徐迟先生对我讲过的“诗”与“真”，都不可或缺。有时候，只要描述得当，文学的味道也自在其中了。但如何描述得当，就是对作者的文学功底的考验；第三，人物传记乃至所有非虚构作品的题材，都不应是书斋和沉睡的史料的产物，而是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和采撷的鲜活的人物与故事。所以这类作品要求作者必须“接地气”，必须是深入生活一线，亲身用身体和脚步丈量和行走出来。

八、 从追慕华丽到回归平实的过程

陈智富：您青年时期以诗歌成名，年龄稍长则以散文、儿童文学驰骋文坛，近年来则以报告文学、传记文学颇受文坛关注。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创作体验。您曾坦言对孙犁散文的喜爱，也把这些手法运用到儿童文学创作之中。您更喜欢哪种文体创作？

徐鲁：目前，诗歌写得很少了；散文每年还会写一些；非虚构的传记文学、纪实文学，只要碰到合适的人物和题材，也还是每年会写一两部的；长篇小说，大致每年会有两部新作；其他就是一些论述性的评论文章了。相比之下，现在我更喜欢写非虚构的人物传记和长篇小说这两类。创作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只说其中一点感受吧。汪曾祺先生说过一句话：无论从事什么形式的创作，首先都需要把散文写好。一个写作的人连散文都写不好，很难想象能写好其他的文学形式。我喜欢写散文。

但几十年写下来，回头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从追慕华丽到回归平实的过程。不同的年龄段里，有不同年龄段里所心仪的文风。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开篇就说“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

我写散文大致也是这样，青年时代激情澎湃，写了很多语言华丽、感情上“浓得化不开”的抒情散文。后来渐渐厌倦了这种抒情，也慢慢认识到这种文风是浮夸和矫情的，文笔平实自然的，才是好散文。举个例子吧。我念中学时，课本上有一篇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节选，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数学家陈景润那“天书”般的数学手稿：“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工整有力的对仗，淋漓尽致的排比，铿锵有力的音节，这是何等精彩和华丽的文笔！我最早就特别喜欢这种文风。后来有幸承教在徐迟先生身边，成了他的秘书和助手，他是我的恩师。他告诉我说，这种文风的源头，就是马克思政论文的文风，非常有战斗的力量。比如《共产党宣言》开头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后来的爱伦堡等人，也是这种文风。那么，归于平实的散文语言是什么样的呢？在我心目中，就是鲁迅《朝花夕拾》（而不是《野草》）的文风，是叶圣陶、孙犁、汪曾祺的文风。也举一个例子。孙犁在《秋凉偶记》有一小篇“扁豆”，区区几百字，写战争年代里，他住在一位单身的老游击队员家里，结尾写道：“每天天晚，我从山下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经烧热的小炕上，吃他做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灶上还烤好了一片绿色烟叶，他在手心里揉碎了，我们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字真是归真返璞、洗尽铅华，一句话就能写出无限辽阔的意境和无限苍凉的心情。当然，无论是华丽还是平实的文风，前提都应该讲究描述的精确。越是精确的语言，越是生动传神的。这一点，鲁迅先生的散文语言可以成为我们永远的范本。

陈智富：翻阅鄂教版义务教育阶段一至九年级的语文教材发现，您的作品颇受欢迎，诗作《美丽的愿望》《大地巨人》和《献给老师的花束》分别入选了二年级（上册）、三年级（上册）和六年级（上册）。诗作《大地巨人》分别入选香港和台湾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诗作《一片红树叶》入选香港的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还有《华老师》《丑小鸭是怎样变成天鹅的》等作品出现在上海、海南等十几个省市中小学教材，入选教材种数最多的要数诗歌《献给老师的花束》。您因此被媒体称为名副其实的“教材专业户”。您喜欢这个称号吗？您对作品被选入教材是怎样的心态？有没有觉得责任重大的使命感？

徐鲁：“教材专业户”是媒体“赐予”的，我自己从没觉得这是一个“桂冠”。比我的作品更多进入教材的儿童文学作家，多的是。作品能选入教材，可能也意味着要达到一些“标准”，比如，作品里的价值观是积极向上和正确的；你的作品语言，用汉语语文的标准来衡量，应该是纯正、优美、规范的；作品的构思、结构、篇幅，比较巧妙、清晰、适中，适合给中小学生做“范文”；等等。我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也都是基本遵循这些准则的。因为我的读者是少年儿童，我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不能草率和随意，更不能在价值观、道德观诸方面误人子弟。这就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感吧。

陈智富：在短视频、碎片化阅读、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文学面临各种娱乐方式的严峻挑战，文学边缘化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谈了几十年。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学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您所追求的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怎样的？

徐鲁：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社会风尚和趣味如何堕落，我们对文学的基本信念，不应丧失。文学不会死，文学的力量也将是永恒的。好的或有价值的写作，一定有赖于作家身上的某种道德完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语）。如果说文学创作也存在着“比赛”与“竞争”，那么，它最后的比赛与竞争，必定是作家的道德、境界、情怀和人格修养的竞争，而不仅仅是文学技巧和艺术水平上的竞争。

儿童文学也是如此。它不是空中幻城，也不是与世隔绝的玫瑰色的童话城堡，而是带着作家的体温、气息、血液、泪水和汗水的那种鲜活和坚实的生活的反映。任何文学必须对生活、对生命、对世道人心等做出自己清晰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必须富有社会良知和悲悯情怀，能够用作品给人们带来光明、希望和幸福，应该去张扬善良、温暖和崇高的人性之美，传达出富有鲜明的民族精神、富有充分的道义感、能够获得最广阔的认同的清晰的价值观，而不能躲避这些严肃的课题，更不能去制造混乱、低级和庸俗的价值观。世界上没有渺小的体裁，而只有渺小的作家。

儿童文学要成为一种“大文学”，必定出自大情怀、大境界和大手笔。如果一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作家的情怀并不崇高、并不温暖，其思想成分和精神高度也极其稀薄和低矮，甚至根本谈不上对思想深度、精神风骨的追求，那么，这本书即使再怎么畅销，这个作家再怎么热闹和走红，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的成功，而仅仅是作家世俗生活的成功。这种成功，最终代表不了儿童文学的高度与博大。儿童文学的博大与丰富，也来自作家对他所写的故事、人物、时代、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洞察、体验与描述的独特、深刻与精准，来自他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的文化融通能力、广博的知识谱系与厚实的文化素养。

儿童文学作家也不能推卸唤醒和培养小读者对自己的母语的热爱之心，让小读者从儿童文学阅读中学习、感受和享受汉语之美的神圣责任。优秀的儿童文学一定也是语言的艺术，富有汉语文学的纯正、优美、准确和典雅之美。有的儿童文学语言即使是清丽的“浅语”，但也应该像熠熠闪光的钻石一样，散发出现代汉语迷人的魅力。这些都是我对文学的力量的期待与信念。

陈智富：您著作等身，写了300多本书，涉及各个文学门类，近千万字的著作量，在文坛算是高产作家。您的勤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您有什么样的写作习惯？

徐鲁：著作等身谈不上。英国大作家威尔斯年届八十的时候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那宏伟的文物圣殿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目录里，可以找到在‘威尔斯’名下的著作达600种。”凭着这皇皇600种留给后世的著作，威尔斯是应该感到自豪的。已故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张威廉老先生，生前曾颇为惋惜地说过，南京大学图书馆曾花费重金购进了一套143卷本的原版《歌德全集》，但是长期以来却只有他一个人借阅过，真是太可惜了。姑且抛开张老先生的惋惜不说，我从他这里第一次知道，原来，歌德留给我们的全集竟然有143卷之多！歌德作为世界文化巨擘，由此也可得到证实了。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我国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红学家顾颉刚先生的《顾颉刚全集》，也有62卷、2500万字之多。这个数量在中国近代学者和著作家当中也是少见的。遥念故人，应知羞惭！没有一种孜孜不倦地执着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的精神，哪里能有如此的收获和成果。歌德在逝世前曾这样写过：“从根本上看，只有辛苦和工作，别无其他。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在以前75年的生命旅程中不曾有过真正的舒适生活。一切好比一块应该步步向高处滚去的巨石，永不停息地朝前滚动。”这才是真正的勤奋吧。鲁迅先生不是有个说法吗？他是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用来写作的。我的一个做法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一切不必要的社交应酬活动；尽可能地不受外界的影响与支配，做自己的时间的主人。没有特别的写作习惯。我也从不熬夜写作。如果一定要说出一条习惯，那就是叶圣陶先生的一条经验：当日事，当日毕，尽量不要拖拉到明天。

陈智富：请您谈谈您的未来创作计划吧。

徐鲁：有一些计划，但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地完成。比如，“与幼小者传记三部曲”（冰心、叶圣陶、陈伯吹），这个已经完成；长篇小说，我也有好几个“三部曲”的计划：“美丽乡愁三部曲”已经完成了《爷爷的苹果园》《小菊的茶山》两部，还差第三部；“灯火三部曲”已经完成《远山灯火》《白雪灯火》两部，还差第三部；“追寻三部曲”仅仅完成了第一部《追寻》，还差后面两部。这几个小说三部曲，我希望在未来两三年里都能一一完成。

【作者单位】 徐鲁，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陈智富，湖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