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儿童文学在我，已经变成了一种自觉、自信和自律

陈智富：您曾见过儿童文学的“老祖母”冰心先生吗？冰心是一位“儿童崇拜者”，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对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事业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徐鲁：我没有见过冰心老人。他们那一辈作家里，我只见过陈伯吹、严文井等，还有冰心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徐迟先生，还有“冰心奖”的创办人之一、童话名家葛翠琳老师。十年前，2012年秋天，“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十二届双年会暨海外华文文学论坛”在武汉东湖畔举办时，邀请我做过一次演讲，我的题目是《在冰心先生的慈辉里——华文女作家对儿童文学的引领与贡献》。我讲到，冰心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也是第一代华语儿童文学作家中的“精神领袖”。从20世纪初叶迄今一百多年来，不仅仅是儿童文学作家，几乎是所有的作家，有谁没有做过她的“小读者”？谁的心灵没有被她笔下的那盏闪烁着橘红色光芒的小橘灯温暖过、照耀过？谁的情感和文字里，不曾接受过冰心《寄小读者》里那涓涓春水的润泽？谁的记忆里，不曾珍藏着和闪烁过冰心那宝石般的繁星的光芒？冰心把博大的爱心献给了一代代“小读者”和赤脚幼童。她毕生热爱孩子，崇尚母爱和大自然。她的作品所呈现出的最耀眼的光芒，是美与美的光芒。冰心生前一再寄语儿童文学作家们：从事儿童文学，“必须拥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儿童文学，应该给世界爱与美”“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这些谆谆教导，被一代代儿童文学作家奉若圭臬。在华文儿童文学领域里，一直有“三大母题”之说，即：爱的母题、童年母题、大自然母题。细读冰心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三大母题，都在她的笔下得到了深情的和优美的表现。毫无疑问，我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有冰心的爱、善、美的春水的润泽。

陈智富：您创作这么多儿童文学作品，有什么诀窍或者方式更深入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并了解孩子的需求，为您的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徐鲁：能有什么“诀窍”呢？没有。一定要说有什么诀窍，那就重复一下冰心老人那句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儿童文学事业，是纯净的天使和仁慈的圣母般的事业；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是真善美的文学，是流淌着温柔的母性和母爱的文学。冰心先生那一代儿童文学先驱们所创建和奠定的一些伟大和美好的传统，正在新一代作家手中薪火相传。儿童文学的涓涓春水，也使得不少像我这样的男性作家，渐渐变得柔和、安静和细腻起来。或者说，儿童文学在我，已经变成了一种自觉、自信和自律。“金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道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由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儿童文学也许是一条人迹稀少的小路。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渺小的体裁，而只有渺小的作家。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是将会默默地、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陈智富：过去三十多年，您的写作重心应该还是放在儿童文学创作上面。写出了一大批为读者喜爱的作品，比如《为了天长地久》出了几次修订版。这是您最满意的儿童文学作品吗？请您谈谈儿童文学创作情况吧。

徐鲁：《为了天长地久》是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但不是我“最满意的儿童文学作品”。严格地说，这也不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而是一部青春文学作品。因为里面写到了青春少女的成长，写到了朦胧的少年恋情，也写到了青春男女的爱情。所以后来再版时，一度改名为《男孩女孩含羞时》。我的儿童文学涉及了长篇小说、散文、非虚构的纪实文学和人物传记、儿童诗、童话诗、童话、图画书等多种体裁，题材上也比较宽阔，出版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我的成人文学创作。目前有各类作品单行本、选集等300多种吧。著名学者、评论家韩进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我的条目里，写到我的“代表作”，有儿童诗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祝福青青的小树林》、散文集《小鹿吃过的萩花》《故乡的七夕》、长篇小说《罗布泊的孩子》《追寻》《远山灯火》、长篇传记《冰心的故事》《叶圣陶的故事》、长篇纪实文学《万家灯火》、文论集《追寻诗歌的黄金时代》《童书评论集》《三百年的美丽与童真——徐鲁儿童文学论集》等。其中《七个老鼠兄弟 ·徐鲁童话诗》（1998）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图书奖；《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追寻》获2019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第十届屈原文艺奖。有儿童诗集、儿童小说、散文集、图画书等十多种作品被译成俄、英、法、意、韩、日、瑞典、西班牙、阿拉伯、尼泊尔等译本在国外出版。20世纪80、90年代里，我的创作以儿童诗、儿童散文为主。出版有儿童诗集《歌青青·草青青》（1989）、《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90）、《世界很小又很大》（1996）、《小人鱼的歌》（1997）、《散步的小树》（2002）、《世界早安》（2002）、《祝福青青的小树林》（2008）、《少年人的太阳》（2022）等。校园、童年、大自然、亲情、乡愁、理想，是我的儿童诗和儿童散文里常见的主题。90年代开始转向散文创作，新世纪以后基本是纪实文学创作；进入新时代则以长篇小说为主。1993年出版首部散文集《飞翔的蝉声》，此后有《你的快乐在远方》（1994）、《青春的玫瑰》（1995）、《青梅竹马时节》（1996）、《与十六岁对话》（1996）、《童年的小路》（1997）、《旷野上的星星》（2002）、《小鹿吃过的萩花》（2012）、《故乡的七夕》（2015）等散文集陆续问世。我的散文主要取材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以及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人和事。90年代末期，我越来越感觉到“诗歌写作超越不了自己”的时候，开始告别“抒情期”，转向叙事性的小说和非虚构的纪实文学写作。主要作品有《冰心的故事》（2016）、《陈伯吹的故事》（2017）、《叶圣陶的故事》（2019）、《钱学森：月亮上的环形山》（2019）、《屠呦呦：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2020）、《此生属于祖国——功勋科学家黄旭华的故事》（2021）、《万家灯火》（2022）等。1999年，第一部长篇小说《为了地久天长》出版。这是一部浪漫、纯情、充满诗意和理想色彩的成长小说，是新世纪之初的一代少男少女的精神画像。这部小说与稍后问世的《再见，小恩》（2015）、《少年识尽愁滋味》（2017）、《少年行》（2017）等小说一道，大致确立了我“青春文学”作家的身份。韩进先生说：“此后，徐鲁主动调整创作思路，自觉对标时代要求，关注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用儿童文学参与到伟大时代的‘创业史’和重大主题的思索之中，践行‘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用儿童文学呈现磅礴的时代力量。”这主要指的是我创作的《罗布泊的孩子》（2014）、《追寻》（2019）、《远山灯火》（2021）、《爷爷的苹果园》（2021）、《小菊的茶山》（2022）等长篇小说。

陈智富：您不仅在写儿童文学作品，而且也特别关注其他作家写作，还在文学评论方面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武汉大学出版社接连出版了《湖北儿童文学评论集》《三十年阅读小说记》等。作家写评论，需要奉献精神，因为写评论就减少了创作的时间。您为什么一直都坚持写评论？您的评论的主要关注点是什么？

徐鲁：我尝试写评论文章，几乎与文学创作同步。我在前面讲到过，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在《咸宁报》《汾水》上发表过一些文学短论。目前能找到的第一篇印成了铅字的儿童文学评论短文，是写于1986年春天的《野菊花正在盛开》，刊登在阳新县人民文化馆编印的《富河》上，是为一位小学女教师写的一组校园诗写的短评。后来调到省里进入出版界，成为一名童书编辑，同时也慢慢地成为“书评人”。从时间上算来，不知不觉地，我写书评也已走过40年的历程了。我写书评最多的时期，应该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一直到今天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主要是写了一些论述文、作家和作品评论、经典作品鉴赏性质的文章和著作。在这方面出版的文论集有《24堂经典阅读课》（共6卷，2015）、《三十年阅读小说记》（2015）、《追寻诗歌的黄金时代》（2016）、《童书评论集》（上下册，2017）、《三百年的美丽与童真——徐鲁儿童文学论集》（2019）、《儿童文学的光芒与远方——徐鲁儿童文学论集》（2023）等。我没有特别的“关注点”，因为我不是专业评论家，我不靠这个“吃饭”和安身立命。我写这类著作，主要来自自己阅读的兴趣。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一生兼有作家、文论家、编辑出版人等多重身份，他是这么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因为在出版社工作，我花在别人的书上的时间比自己的书多得多，我并不介意。任何消耗在有益于以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务上的精力，都是适得其所的。”这段话甚合我意。

陈智富：您一直倡导用心写作，歌颂爱与美。您说从事儿童文学必须有一个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您对青年作家有怎样的殷切期望？

徐鲁：我做不了别人的“导师”，也轮不到我来对青年作家寄予“期望”。我曾在创作自述《写作的热情何在》中写道：“我追求这样的写作，渴望成为这样的作家：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仿佛对整个世界都怀有感激之情的作家，他对周围所有的人都富有善心和好奇心，他到处寻求那种能够使人类提高到内心完善境界，并且把幸福和爱情给予人类的灵感和力量。他热爱生活和生命，他是一个美的寻求者与追逐者。”这是我的文学理想，也是我试图通过儿童文学创作而孜孜以求的创作境界。我希望能有这样的“同道”。我也赞成诺奖获得者奈保尔的一句话：好的、有价值的创作，一定还有赖于作家的某种“道德完整”。价值观不清晰、不明亮、不正确，也就很难有正确、明亮、清晰的文学观。

六、两本书为我埋下了创作传记故事的种子

陈智富：近年，您的很多精力放在了报告文学创作，特别是英雄人物的传记。比如最近出版的《万家灯火》《爱比天空更辽阔》、去年出版的《此生属于祖国——功勋科学家黄旭华的故事》等。当然，您前几年还写过《钱学森：月亮上的环形山》《屠呦呦：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冰心的故事》《叶圣陶的故事》《陈伯吹的故事》《普希金是怎样读书和写作的》《徐迟：猜想与幻灭》《载不动，许多愁——徐迟和他同时代人》等人物传记。您为什么会爱上这类人物传记的创作？

徐鲁：说起来这跟我少年时代读过的两本传记故事有关。在贫寒的高中时代里，我曾跟同学借阅过一本商务印书馆版的《居里夫人传》。这本传记文笔清新生动，在那个年代里，对我这个乡村少年确实起到了励志的作用。后来又读到了叶君健先生写的一本传记故事《鞋匠的儿子》，篇幅不大，写的是童话家安徒生一生的经历。似乎正是这两本书，让我最早体会到了名人传记感动心灵、励人心志、润泽成长的价值，也为我埋下了创作传记故事的种子。所谓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已有了。我在写《陈伯吹的故事》的时候，看到陈伯吹的儿子、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在回忆自己父亲对他的教育时也说过一个细节：他上中学时，有一部电影《发明大王爱迪生》正在上海上映。当时陈伯吹很忙，少年佳洱也在学校住读，可是父亲专门把他接了出去看了这部传记电影。又有一天，电影院里在上映另一部传记故事片《居里夫人》。那天正好下大雨，陈伯吹又一次把少年佳洱从学校里接出来，陪儿子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后，陈伯吹对儿子说：“你要是能像居里夫人那样，将来在科学上有所发现，能够对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那该多好啊！”父亲的这些话一直留在陈佳洱的心里。也许正是因为居里夫人、爱迪生这样的人物传记电影起到了“励志”作用，陈佳洱长大后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真的成为对祖国、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所以我在写“与幼小者三部曲”时，也会不断提醒自己，不可忽视了对青少年的“励志”精神，更不要忘记了对青少年们的积极、正确、健康的人生价值观的引导。我希望自己所写的不仅仅是三本富有故事性和文学色彩的人物传记，更是献给少年朋友们的“励志之书”。加拿大的女学者利丽安·史密斯，在那本讨论儿童文学与成长关系的名著《欢欣岁月》里写道：“阅读历史和杰出人物的传记，可以矫正孩子们短视的人生观。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时代，只是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之始到未知的将来这一漫长旅途上的一小段路程时，就会产生了解其他时代、其他国度和人物生活的愿望。”我很认同和赞成利丽安•史密斯的这个说法，她的话也坚定了我在这个领域里的创作信念。

陈智富：您是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的作者之一，也多次为广大中小学生做了题为“作家教你写先锋”的主题讲座。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创作黄旭华先生的传记？

徐鲁：是的，近几年来，我尝试着为少年儿童们创作和出版了不少非虚构的人物传记，涉及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画家等方面的人物传记和人文故事。我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创作了一套以中国科学家为主人公的图画书故事，包括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邓稼先、郭永怀、陈景润、黄旭华、屠呦呦、袁隆平、黄大年等10多位科学家；为中华书局、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大型人物故事丛书“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创作了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屠呦呦、林俊德、潘建伟等科学家的传记故事，还有雷锋、张富清等英模人物的传记故事。这些杰出的人物，无论是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英雄人物，都像是闪亮的星座，他们是人类的群星，在照耀着我们，指引着我们，也引起我们的敬仰、向往、梦想和渴望。所以我想象着，孩子们在阅读我写的这些非虚构的科学家故事和人文故事时，也就是在仰望人类的群星闪耀的时刻。因此，我的一个思考就是：成长中的阅读营养，需要“水果”，更需要“坚果”。科学家等人物传记故事以及很多非虚构的人文故事，就是儿童阅读中的“坚果”。有幸撰写黄旭华院士的奋斗故事《此生属于祖国：功勋科学家黄旭华的故事》，我感到无上光荣，也十分珍惜这个机缘。据说，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也是虚怀若谷的黄老唯一授权同意为青少年读者们撰写的传记故事。这部书是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何龙社长约我写的。黄老虚怀若谷，原本不同意人们写他，他一直认为他的功绩是整个核潜艇集体的功绩，他不希望突出他个人的作用。但出版社锲而不舍，最终说服了黄老，同意撰写此书。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曾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在“科学家的故事”系列里创作过一本讲述黄旭华和核潜艇故事的图画书《老船长和蓝鲸》（于鹤忱绘画）。听中少社的编辑说，黄老和家人对这本图画书还比较满意。为了故事内容的准确性，黄老还亲自审定了文稿。可能也是因为有这本图画书做“铺垫”，黄老对我的名字已不那么陌生。

陈智富：您说过，写作是一个作家思考和探索的过程，自己在创作中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实地采访，反复找资料并核对史实，作品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确保内容准确、权威。《此生属于祖国》这本书在采访收集素材并创作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让您感动的瞬间，可以跟读者分享？

徐鲁：黄旭华院士和他的战友们的奋斗故事，是一部主题明亮而崇高、内容丰饶而厚实的“大书”。从少年到老年，黄旭华个人的经历也可谓波澜壮阔，有涌动在大海深处的惊涛骇浪，又如一座巨大的冰山，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浮出在海面的那个尖顶。而为青少年读者讲述这位“赫赫而无名”的科学家的故事，如何取舍和剪裁内容，对我来说当然也是颇费思量。在这部长篇传记故事完成后，黄老不顾年迈体弱，抱病审阅了全书，还亲笔题写了书名，并在纸上写下了数条具体审阅意见。多么慈善、认真和一丝不苟的老人！从短短的几条审阅意见里，也不难感受到黄老高风亮节的人格。比如，对全书重点书写的主人公和他的同事们的爱国情怀、奋斗经历和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黄老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写得“很好”；对个别稍微突出了一下他个人的细节描写，黄老虚怀若谷，认为“愧不敢当”；对书中几个表述不太准确的地方，黄老也一一予以了更正，显示了一位老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如潜艇的“海通系统”，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通海系统”；创办于汕尾的聿怀中学，汕尾应是汕头；等等。

陈智富：要把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的事迹写好，自然离不开对于这些科学技术名词的学习与理解。您本身是儿童文学领域的著名作家，对于这种工科题材的创作，如何用文学性的语言来讲述传主的故事，还要让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喜欢阅读，对您来说是不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您是如何克服这些难点的？

徐鲁：我写这类传记故事时，有一位心仪的“宗师”，就是写《鲁迅的故事》的文学史家、散文家唐弢先生。唐弢在为青少年们创作传记故事时，给自己订了“约法三章”：其一，明确读者对象是正处在求知欲旺盛年龄段的读者，所以执笔的时候，“宁可写得稍微偏深一点”；其二，每一篇（即每一个章节）的故事自成起讫，同时要从传主生平事迹的真实性出发，“不能为求故事完整生拼硬凑，做一些不符事实的虚构”，运用材料一定要做到有可靠的根据；其三，采取鲁迅《朝花夕拾》那种夹叙夹议的写法，尽量写得“抒情一些”，“形式多样化一些”，每篇故事除了讲述传主的事迹，同时又能是一篇独立的散文，能带给读者一些文学艺术上的启发。这个“约法三章”，在我看来也是极具写作指导价值的经验之谈。跟着唐弢先生“学艺”，深受其惠。近年来我在为青少年们创作科学家、文学家和英雄人物传记时，基本也都是谨慎地遵循着上述“约法三章”。

陈智富：黄旭华是贝多芬的粉丝。在黄旭华看来，安逸、平坦的人生之路，造就不了真正的英雄。所有的英雄，必定都在各自艰辛和苦难的人生征途上，为了寻求真理和光明，为了抵达灿烂的创造、忘我的奉献之境，付出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献出毕生的精力，甚至宝贵的生命。从黄旭华对英雄的理解来看，请您展开谈谈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子。

徐鲁：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的眼前不时闪过从电视上看到的一幕：“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现场，90岁的黄老由两名手捧鲜花的少先队员陪伴着，缓缓走到舞台中央。当时还健在的著名剧作家、“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阎肃，以他抒写过《红梅赞》《绣红旗》的深情笔触，为这位老科学家和国家功臣献上了这样的礼赞：“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作为一位隐姓埋名三十余载的国家功臣，作为世界上迄今唯一一位伴随自己设计的核潜艇进行极限下潜试验的科学家，黄老早已把个人的名利与生死置之度外，而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献给了新中国核潜艇的设计与研制事业。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一代英雄儿女的百折不挠、奋发图强，才实现了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夙愿；也正是有了这一代英雄儿女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才换来了中华民族今日的乘风破浪与骑鲸蹈海。

在我心目中，黄旭华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位真正的当代英雄。黄旭华也是一位音乐迷，甚至可以说是一位音乐“发烧友”。他在少年时代就学会了演奏扬琴、小提琴、口琴等乐器，大学生时代是合唱团里最活跃的成员，并担任合唱团指挥。对音乐的爱好和音乐素养的培养，得益于童年时代他爱好音乐的父亲给了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黄旭华没有别的什么业余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只要一有点空闲，就喜欢打开唱机，放上一张密纹唱片，每一曲古典乐曲都能听得如痴如醉。他对西方古典音乐不仅十分着迷，而且颇为“专业”，尤其喜欢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被人称为“乐圣”的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黄旭华都很熟悉，不知道听了多少个演奏版本。在所有的音乐家中，黄旭华最推崇、最热爱的就是贝多芬。也算是机缘巧合，在写黄旭华之前，我早就写过一本贝多芬的传记《命运交响曲》（这本贝多芬传记故事迄今已经出版过六个版本）。我在《此生属于祖国》里，专门写了一章“英雄交响曲”，写的是黄旭华对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简称“贝九”）的热爱，以及他对“英雄”的理解。黄旭华对贝多芬的热爱和崇敬，除了他的那暴风雨一般无可阻挡的音乐天才，更主要的，是贝多芬用生命谱写的英雄的性格和命运。“世界不曾给过他什么欢乐，他却创造了永久的欢乐献给了世界。”黄旭华从内心深处认定，真正的英雄，一定是“忘我”“无私”的人，是善良、仁慈、对于所有的弱小者都充满了关怀与热爱的人。他认为，贝多芬就是这样的艺术家。

陈智富：您在创作这些英雄人物的传记时，是不是也相应地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滋养？

徐鲁：这是很自然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真切地、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写作，而是一次“精神洗礼”，是用文学方式向一位忠贞的共和国赤子，向一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顶礼和致敬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