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学创作最初的试笔和准备，是在那所校园里完成的

陈智富：老师和作家都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您觉得当老师和当作家有什么相通之处？

徐鲁：我还记得1982年夏天，我拿着平生第一张工作分配通知书，兴冲冲地跑到阳新县城关镇中学（后来改名为阳新县三中，担任高中语文教员）去报到的情景。那一年我还不到二十岁，正是心比天高的年龄。我的简易的行李卷里，装着一本泰戈尔的《园丁集》和一套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我的心中，怀着一种校园浪漫主义的梦想。还在大学毕业前夕，我就为自己准备好了一个精美的笔记本，而且迫不及待地在扉页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一个青年教师的手记》。那上面贴着我在《布谷鸟》杂志上发表的一组处女作，写的是我的教师实习生活的《一束小山花》。

我很感谢在阳新县教书的这段日子。当时，县城里有唯一的一家门面不大的新华书店。图书、年画、春联、领袖像，还有信封信笺、毛笔等各种文具，在这里都能买到。书店斜对面是邮局，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向外面投稿，偶尔能得到一两笔小稿费，从邮局取出稿费后，总是直接就奔向了书店的文学类书架。那时候书的定价也真是便宜，一块钱就能买到很厚的一本文学名著。

我很感谢这家新华书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新出版的经典作家作品，如雨果的《九三年》、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等，还有1981年版16卷注释本《鲁迅全集》，我都是在这里买到的。我去报到的那所中学，当时正处在创建初期。仅有的两栋教学楼和一栋教工宿舍，寂寞地矗立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坡上。迎接我和另外几位新分配来的青年教师的，没有鲜花和绿荫，也没有掌声和歌声，而只有一片片没膝深的蒿草和满目的荒凉。我们边教学边劳动，把教学楼后面的荒丘一点一点地夷成了平地，让它变成了一个篮球场。我们在宿舍楼和教学楼之间的荒径上，栽下了绿树和花丛，让泥泞的小路边充满了勃勃生机。

记得当时，每天上课前，在响过预备铃后的那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总要站在走廊上，欣喜地看一遍我们自己栽下的一排排绿油油的小树，心头总是轻轻漾过一阵阵自豪感。那是因为我想到了契诃夫对库普林说过的话：“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我亲自种植的，因此对我非常亲切，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事。在我未来到这里以前，这里是一片生满荆棘的荒地，正是我将这荒地变成了经过垦殖的美丽园地。想一想吧，再过三四百年，这里将全部是一片美丽的花园，那时人们的生活将是多么惬意和美好……”我也很怀念那段又艰辛又充满理想和朝气的日子。我的文学创作最初的试笔和准备，是在那所校园里完成的。还有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我的初恋……也都留在了那里。

在那间仅有6平方米的宿舍里，我写出了自己最早的一批校园诗歌和散文作品。《为了天长地久》（还以另一个书名《男孩女孩含羞时》出版过好几个版本）这部小说里的“新世纪中学”，正是以这座校园为原型的，包括它初创时期的那几幢建筑物。不用说，小说的男主人公田野老师身上，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小说里因为情节需要而穿插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当然也出自我那时的习作。女作家竹林在一篇有关我的评论文章里这么说过：“他在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中，让那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年轻教师田野最终选择了回到自己的故乡去执教。他甚至还在小说的结尾暗示，一个优秀的、喜欢文学的女生，将在未来的日子里追随他而去。徐鲁是一个真诚的人，真诚得可以把他的长篇小说当作自传来看。他当过教师，也不讳言田野就是他自己。我们在他的散文中所熟悉了的一些生活的场景、人物和地名，也又一次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出现了。”现在看来，这与其说是一种褒扬，不如说是委婉地指出了我在小说创作上的一种拙稚与青涩。确实是，我那时还做不到能够彻底绕开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经验，去虚构另外的故事和细节。我早期的三册儿童诗集《歌青青草青青》《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少年人的太阳》，大部分也是在这座校园里完成的。

陈智富：您还在阳新县文化馆、文联等地任职。这段基层工作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徐鲁：1985至1990年，我在阳新县文化馆、县文联工作。这段生活，为我之后创作幕阜山乡村题材的作品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积累了不少素材。我在关于长篇小说《远山灯火》和《小菊的茶山》的创作手记里，都谈到了这个话题。2019年，一位素不相识的音乐学研究者、湖北科技学院音乐学院音乐系主任栗建伟博士写信给我，说他正在做一个鄂东南民间文化的研究课题，他把自己撰写的一篇长篇论文初稿发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论文题目是《阳新县文化馆鄂南民间音乐工作研究——以徐鲁的文学记载为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从没想过，早些年写下的一些幕阜山地域文化题材的文字（主要是散文），能成为民间音乐研究的素材。不过，栗老师的研究题目也透露出一点信息，就是我与幕阜山区、与鄂南阳新县民间文化的渊源，着实不浅。我在阳新县人民文化馆工作时，所从事的是一种“乌兰牧骑”的工作。

我刚到文化馆第一天，老馆长、也是鄂东南民间文学专家的梁万程就谆谆教导我说：“我们是人民文化馆，你来了，我们又多了一名乌兰牧骑队员！”他还给我解释说，“乌兰牧骑”的工作就是要深入到幕阜山区最偏远的农村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幕阜山区横亘在赣、湘、鄂三省交界处。我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深入幕阜山中的穷乡僻壤，去搜集民间故事、歌谣和小戏唱本，就像当年的格林兄弟深入德国偏远的乡村，去收集民间童话故事一样，同时也给一些乡镇文化站和乡村小剧团修改戏本，做一些创作和演出的辅导工作。这种身份当时叫“文化辅导干部”。除了收集和整理民间文学，还要经常送文化下乡，要去辅导和组织乡镇和村里的业余文艺创作和群众文化活动。比如，村里或者乡镇文化站要组织演采茶戏，如果正好我们这些人在场，还要临时帮演员改戏本、写幻灯字幕，帮着搭戏台、搬道具，甚至给演员化妆，等等。遇到“三夏”和“双抢”的农忙时节，就要挽起裤管，下田帮着割稻、栽红薯秧、运送秧苗，等等。这是真正的“深扎”，也是完全意义上的“三同”，比现在的作家浩浩荡荡组成团去“采风”，要艰苦得多，也深入和扎实得多。

那时候，幕阜山区一些偏远的小山塆还没有通上电，需要走夜路时，房东就会举着松明子或点上“罩子灯”，给我们引路和照明。在幕阜山区的崇山峻岭间走村串户、搜集民间故事和戏本的那些年，是我迄今为止最“接地气”的一段生活。饥了饿了，走进任何一户人家，都能吃到热腾腾的、散发着柴禾气息的锅巴饭和老腊肉。渴了乏了，就猛喝一顿山泉水。翻山越岭走累了，呼啸的山风为我擦拭汗水。当年幕阜山区也还没有实行禁猎，我也曾被允许跟着老猎户去打过两次猎，猎枪就是长长的火铳。有一次老猎户打到了一只野物，他告诉我这叫“豹猫”，山里人又称“飞虎”。现在，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当然都是当地的保护对象了。

虽然离开了云遮雾罩的幕阜山区已经多年，但那里的草木和牲畜，它一年四季的雨丝风片，也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还有我所熟稔的那些茶山、竹林、橘园、稻田、山坳、河流、渡口、井台、凉亭……也都在我的心底记忆和保留得清清楚楚，并且一直在温暖地爱着和回忆着。所以近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本沈从文的《边城》和孙犁的《山地回忆》式的小说。《远山灯火》和《小菊的茶山》的完成，算是了我的一个夙愿。

陈智富：后来因为机缘，您来到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这也为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基础吧？

徐鲁：在阳新县工作期间，我曾获得过咸宁地委组织部、共青团咸宁地委、咸宁报社等机构授予的“鄂南十佳青年”“咸宁地区新长征突击手”等称号，还担任过两届阳新县政协常委。在县文联工作期间，省作家协会创立了“湖北文学院”，具体负责的院长是作家李建纲先生，副院长是沈毅先生。我有幸成为省作协文学院最早聘任的省文学院创作员之一，与我同一期的创作员中，有已故诗人江全章等。当时省文学院的“名誉院长”（也可能叫“顾问”）是徐迟、碧野两位赫赫有名的前辈作家。我记得开座谈会时，这两位前辈都来了。发言时，两个人都很谦让，谁也不肯先发言。最后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决出了发言的先后。这给我很深的印象，觉得两位老作家真是童心未泯。

1989年秋天，我的第一本校园诗集《歌青青·草青青》，在当时属于最高级别的“国家级”少儿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同时，我也编好了自己的第二本校园诗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我的恩师曾卓先生为这本小书写了序言，还亲自把它推荐给了他的两位在湖北出版界的老朋友、诗人胡天风和翻译家肖岚先生。当时，天风先生在长江文艺出版社，而肖岚先生是湖北少儿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正是肖老，又把我的那本诗稿推荐给了当时在少儿社负责文学读物出版的余茝芳老师，余老师又向当时少儿社的第二任社长、文学评论家陈贤仲（笔名“陈深”）先生做了推介。

于是，1990年6月，《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就在湖北少儿社出版了。不久，这本书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十几年后又被选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出版了增订版，之后又收入了晨光出版社的“百年经典——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大奖书系”。晨光社的“百年经典”所选书目，并不局限于儿童文学，而是从百年以来更为宽泛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范围里，遴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我的这部诗集能忝列其中，与有荣焉。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就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出版问世的这年暑期，少儿社在我的故乡青岛海滨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少年世界》文学夏令营活动，邀请了当时全国的一批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文学少年，聚会在青岛八大关风景区。应邀参加这次活动的作家有曹文轩、秦文君、陈丹燕、张之路、舒婷、梅子涵、董宏猷、常新港、刘健屏等，我也荣幸地被邀请在列。当时出版社让我尽快为夏令营开营仪式赶写了一首朗诵献诗，由参加夏令营的两位女中学生担任朗诵。如今，这篇朗诵诗《让火燃着》，已成了我的诗集里的保留篇什。

当时的少儿社社长陈贤仲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夏令营活动。也算是一种因缘巧合，活动期间，我和陈社长同住一室。那时候好像大家都不兴住单人房间，一般都是双人间、三人间或多人间。不知道怎么就谈到了一个话题（也许是我首先提出的）：既然有志于从事儿童文学工作，有没有可能到少儿社来当编辑？可以说，正是这次夏令营活动的机缘，使我没过多久就告别工作了数年的阳新县文联，携妇将雏，来到武汉，进入了湖北少儿出版社。当时，从武昌东湖边的三官殿，走到东亭路上的省新闻出版局，或去往黄鹂路上的省文联、省作协这些路段，全是没有拓建的泥巴路。记得我第一次到出版社报到时，正是夏日的一场豪雨刚过，整个东亭路被积水淹没，变成了一条溪流。那天我只好脱下鞋袜，挽起裤管，把不满两岁的女儿扛在肩膀上，一只手提着行李箱，从三官殿蹚着水慢慢跋涉到了新闻出版大楼下。那时候我住在东亭路上。到一趟省文联、省作协，要从三官殿那里，走过一条窄窄的、两边长满野草和樟树林的小路。沿路鸡犬之声相闻，跟走在乡村小路上无异。

谁能想到，三十年后，三官殿一带变成了武汉最宝贵的地段；东亭路和黄鹂路，也被人们誉为武昌“最文艺的街道”，从外地来的文学界、艺术界人士，一般都会来此“打卡”，因为湖北省博物馆、美术馆、文联、作协、报业集团、社科院、新闻出版广电局、知音传媒、新华社湖北分社等文化和文艺单位，全部集中在这一带。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四、对非虚构的“文献散文”越来越有兴趣了

陈智富：您最初步入文坛，陆续在《儿童时代》《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一批抒情诗。最近，您20世纪80年代早期原本要出版的儿童诗作《少年人的太阳》，时隔三十多年后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您回想那段写诗的青葱岁月有怎样的感慨？

徐鲁：关于《少年人的太阳》这本诗集，我要说的一些话，都写在书末附录的那篇《一本儿童诗集的回忆》里了。女诗人萧萍是我从青春时期直到今天都很要好的诗友。她说这本诗集是我“青春未央歌”，“那些句子有着原生态的少年激情，甚至青涩，但是那么火热青葱”，真是一眼千秋，看得很精准。创作这些儿童诗和少年诗的时候，我正处在又多愁善感、又心比天高的年龄，借用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看花谢也惊心，听猫叫也难过”的年龄。有的是热情，有的是梦想。而且，当时我为自己设想的读者对象，主要就是少年读者，包括小学生和进入中学时代的少男少女们。我重读这本诗集，就像重新回到了童年时代，重新返回了在中学校园的日子一样。我应当承认，像这样青葱、清新和明朗的，如同闪耀着莹莹的露水光芒的草叶一样的小诗，我现在真的是写不出来了。《少年人的太阳》固然是一本再生之书、回望之书，但是我接受了责任编辑韩璐的建议，把近几年、截至2021年的一些新作也选编了进去，把它变成了一阕跨越了三十年时光，而接通了昨天和今天和面向未来的抒情之歌。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更何况是少年人的太阳。为少年儿童而歌唱的儿童诗事业，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如初升的朝阳，富有喷薄的力量和穿透云层的光芒。

陈智富：回过头来看，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大力推进，思想、文化、社会等层面都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可喜局面。80年代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力量的浪漫狂热的年代，是一个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文学盛放的年代。许多文化名人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其中，查建英老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您青春年少的时期恰好贯穿了80年代。您从精神层面怎么看待80年代？

徐鲁：现在想来，20世纪80年代真是一个类似狂飙突进和激动人心的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正是思想解放的前夜，一段乍暖还寒、如同妥思托耶夫斯基所说的“潮雪”（雨夹雪）的季节。一些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的大学生刊物，是当年一代青年学子狂飙突进思想最直接的载体。当时全国的大学生们最热衷于传播和传抄的“民间刊物”有《这一代》《珞珈山》《红豆》《红叶》《耕耘》《未名湖》等。这些刊物也是一代文学青年最美好的记忆。那时不少刊物曾经牵动着每一位大学生的思想和神经，甚至影响着整个中国未来的命运与前途。这些刊物刊登了不少有关人生、理想、思想解放、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话题、事件和作品。例如《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潘晓”的文章和“赵林命题”；徐迟先生家喻户晓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舒婷等人的诗；话剧《于无声处》；日本电影《望乡》；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叶文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雷抒雁歌颂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的政治抒情长诗《小草在歌唱》；一批以反官僚、反特权为主题的作品《人妖之间》《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假如我是真的》等；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这不仅仅是一些作家和作品的名字。不，那时的文学作品有着超乎寻常的、干预和影响着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担当精神。真理的巨雷已经在隐隐地滚动，改革的春风即将从远处吹来。早春的花朵正含苞待放，被压抑的小草已经苏醒。到处都是奋进的脚步，到处都是欢庆的歌声。那是我们经受着孤独、饥渴和寒冷，苦苦寻求与期待的早春时节，是我们经受着痛苦、艰辛和寂寞，长久地呼唤过和梦想过的，能够为我们带来福音的春风，每一颗心，都感到了它的强劲和迅猛……这样的狂飙突进的声音和思想解放的气氛，在本书密集的追忆细节中，得到了最真实的还原与再现。

那些年我常读的文学刊物有《诗刊》《萌芽》《人民文学》《丑小鸭》和《外国文艺》，还有《读书》《散文》和《布谷鸟》等杂志。同时也与一些大学生刊物保持着联系。比如，当时徐敬亚、王小妮他们在吉林大学编辑学生刊物，我与他们有过通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性格特征。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初进入大学时代的这一代人，被统称为“60年代人”。在这一代人身上，有一种明显的所谓“60年代气质”。这种气质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要描述出来，似乎又不太容易描述清楚。简单说来就是：性格上带着几分天然的伤感与忧郁；朝气浩荡、壮志凌云的年华里，会情不自禁地为远大的抱负和献身的高尚而感动，骨子里崇尚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再加上一点浪漫主义；由寂寞的乡村进入陌生的城市，对逝去的童年含情脉脉，对现实总是保持距离，对自我倾情而对未来忧心；尝到过寂寞、孤独、艰辛甚至饥饿的滋味，因此心灵并不缺少坚强的垫底的基石；喜欢在想象中经历艰难与辉煌，甚至也幻想着踏上为理想而受难的旅程，即便是“在烈火里烧三次，在沸水里煮三次，在血水里洗三次”，也无怨无悔，并且期待着某一天，会有一双温柔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自己，随时会为一声关切的问候或轻轻的叹息而泪水盈盈。刘欢曾出过一张歌碟，名字就叫《生于60年代》；梦鸽也录过一张碟片，演唱的都是诞生于70年代的电影插曲和流行歌曲。这些歌曲竟然让我百听不厌。伴随这些歌而映现在脑海的，是样板戏、新闻简报纪录片、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电影的画面；是贫穷而淳朴的乡村小学、谷场上的露天电影、各种题材的“小人书”的记忆；是寒冷冬夜里半军事化的长途拉练行军，是在乡村简易的戏台上为贫下中农表演节目的经历。

当然，时间再往后推移一点，占据我们这一代记忆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涌入中国大陆、来自台湾地区的校园歌曲，包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蜗牛与黄鹂鸟》《爸爸的草鞋》《龙的传人》《童年》《捉泥鳅》，等等。台湾校园歌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大陆后，一时间风靡所有的中学和大学校园。这些歌曲有的来自台湾地区歌手的原唱，更多的是大陆青年歌手如成方圆、王洁实、谢莉斯等人的翻唱。这些歌曲的或明丽或柔婉，或带着淡淡的伤感、或抒发美丽乡愁，带着清新的田园诗和民谣风格的歌词，甚至也影响到了当时不少文学青年特别是青年诗歌作者的创作风格。我早期的诗歌创作，就深受台湾校园歌曲的濡染。

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我创作起步的日子。毋庸讳言，我在这个时期创作和出版的数百首校园诗歌，都带着台湾校园歌曲的那种情调。再夸张一点说，教会我“抒情”的，除了普希金、艾青、何其芳几位抒情诗人，还有台湾校园歌曲。我的第一部诗集《歌青青·草青青》1989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时，就特意在封面上标注了“中学校园诗”五个字。当时在我心目中，我所追求的就是台湾校园民谣的风格，我要抒写的是一代人的少年挽歌，也是这代人心中永远的乡愁。1990年，我的第二部诗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湖北出版，也仍然不脱校园民谣的风格。直到第三部诗集《世界很小又很大》1996年在福建出版时，才总算走出了台湾校园歌曲的那种略带忧伤的情调，进入了一个新的抒情世界。

陈智富：您在20世纪80年代写了差不多十年诗后，转向了散文创作。为什么转向呢？

徐鲁：这个很容易回答。有一个观点说：诗是属于青春少年的；散文是属于中老年人的。文体的转向，肯定跟年龄有关。每个作家都不可能长期靠“抒情”过日子。诗也未必能承载一个作家全部的人生体验和表达欲望。有的素材和题材，也是诗歌这种文体所无法表现的。所以，我从诗歌转向散文、小说和其他非虚构文体，也是一种自然的渐进。

陈智富：您自称是没有多少生活经历的作家，靠阅读来写作散文。您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曹文轩的一个观点对您有很大的启发。他说：作家可以“坐井观天”，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无所事事”，作家应该保留自己的趣味。著名作家王安忆老师也常被媒体称为书斋型作家。您介意自己被称为书斋型作家吗？

徐鲁：我一度想做一名书斋型作家，以为作家可以凭着想象力和才华“坐井观天”和“无中生有”。但我渐渐发现，这样的创作并不接地气，是一种自我陶醉式的写作。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走出彼得堡”，是一个现实生活型作家。当然，有些与我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的题材，我仍然要通过一些文献资料来感知它们。俄罗斯老作家达·亚·格拉宁写过一部传记体小说《奇特的一生》。但格拉宁也不认为他写的是“小说”，他说他写的是“文献散文”。他说：“文献散文越来越引起我的兴趣，创作使我厌烦了。您知道，创作归根结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情节归根结底全是想出来的。这一切似乎很自然，是文学中大家通用的方法，近来却使我烦躁，我开始寻找另外的方法来描写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格拉宁先生认为，文献散文必须首先是散文，是文学，这一点很重要。文献散文的情节，也不是虚构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从材料内部去寻找和发现的、去“看见”的。还有，主人公也不能简单地加以临摹。

我想说的是，我自己近几年来的创作，似乎是不知不觉地、越来越趋同于“文献散文”了。我所写的《金色的皇村》《金上京九百年》《龙港风雨录》《孔雀河边》《马兰芳华》这样的散文，也有点像“文献散文”。说实在的，我对非虚构的“文献散文”越来越有兴趣了。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多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写一些这类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