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一个人活成了一个传奇，从而故事本身也就有着一种罗曼司的风格，浪漫主义的风格。

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总会想到雨果，想到法国的浪漫主义，想到《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想到《悲惨世界》中的芳汀和珂赛特，想到《巴黎圣母院》中的艾丝美拉达和敲钟人。

也许这种联系、联想属于阐释过度，想象过界。但我相信是作品，是作者黄秀萍，给予读者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气质和气场，而且这种气场和氛围也契合了狂飙突进的社会背景——深圳40年来尤其初创时期是怎样呈现了这样一种情境，一直精神，一种探路的狂欢——资本的狂欢，秩序的狂欢，人性的狂欢，这种狂欢精神，恰如西方社会大革命后的法国雨果所面对的法国现实。

浪漫主义自然不是贬词，不是在负面意义上来对作品进行达尔文进化主义意义上的臧否归类。不是的。古典也罢，浪漫也罢，现实也罢，现代也罢，后现代也罢，都并不存在优劣之分，甚至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现代性不是凭空出现依空而立，古典之中何尝没有现代性，遑论与现代主义同源同本纠结缠绵在一起的浪漫主义？

韦勒克提出关于浪漫主义作家所具有的三个特质或说“准则”，即就诗歌观来说是想象，就世界观来说是自然，就诗体风格来说是象征与神话。哈罗德布鲁姆宣称，浪漫主义是“追寻罗曼史的内在化”，是从中世纪传奇故事中的英勇追寻向内在精神之旅的一种转变。MH艾布拉姆斯在他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一书中则强调在浪漫主义作家中的一种信念，神性无处不在，它存在于自然，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而不存在于超然的神的心中。

说了这么多名家的观点，其实最重要的或者说最鲜明的一点是浪漫主义情感的强烈性，如牛津通识读本《浪漫主义》所说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重视情感，尤其是与理性相对、作为我们道德和社会生活基础的同感或同情”。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哲学家也都认为情感比理性更有利于培养良好品格，引发正确行为，前者让我们不假思索地行动，后者则权衡各种后果或谨遵各种行为规范。理智与道德意识的和谐状态，是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他们多认为这样的和谐状态需要教化而非压抑自然本能才能实现。这种情感的饱满激越、泛神论（万物有灵）、对自然的礼赞、对神秘主义的相信、想象力的奇崛，以及对道德律令的遵循、感伤主义等，我们其实在五四新文学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湖畔诗人等那里也能看到并有感受。当然，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应该还是雪莱、拜伦、普希金、歌德、雨果等诗人小说家对中国叙事和情感的塑造之功。包括黄秀萍和这部《中国智造》。

对读者来讲，如果使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观看，来分析判断，可能会觉得《中国智造》存在一些匪夷所思之处。比如，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何芳洁的梦境。比如，三个男人对李凡的无可忘怀的刻骨的相思。比如，李儒避难之所的乡村女子荷花对李儒的无望之爱及为死后的他的洗身惊世骇俗之举。比如，为了唤醒陷入昏迷即将成为植物人的涂芳芳一干人等纷纷出场各显神通各表心迹。比如AI手表No.1硅的神秘通灵通神通天甚至自我思维功能。如果不进入作品语境，跳跃的方式跳读某个情节某个章节，或会被作者的异想天开给唬得一愣一愣的，没有耐心的读者或会觉得作者是脱离了生活的真实。

上述事件的发生，在我看来毫不离奇，毫不违和，完全可信，我的所见所遇所经历之离奇之事比之作者笔下所写，还要不可思议十倍百倍。但这只是我的体验和观感，代表不了读者的大多数。离奇、神异、不寻常、超越常规、匪夷所思，这本来都是浪漫主义的本色。回过头来，回到上面的话题，这样看来，这部作品，说它充溢浪漫主义色彩，当是恰当的。实际上作者敢于这样写，也源自她的信——信真善美的力量，信命运的力量，信道德的力量，信天地之间造化平衡和谐的力量。这力量是创世的力量，也是救世的力量，是这世界还有救还有希望的依据。

这也是这个作品终极的感人力量和启示意义——而不是大国崛起智造为王，丛林法则意义上的崛起和强大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自豪自强也是无可置疑的，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政治经济中的人，阶级与阶层框定的人，无法超越现存约束的人。但人更主要还是、还应该是自由的人，感性的人，理性的人，人性的人，人道的人，人文的人。从而写人的情感、写人的内心、写人的局限与超越、经验与超验、罪与罚、忏悔与觉醒，写人的成长，才是真正好小说的本事。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智造”之名，见到了“斯乡斯土”“深圳忏悔”之实。

忏悔。对神灵一样存在的误入凡间的女神的忏悔。李儒，像极了中国的传统士绅，以儒之名，以锐之实，曾经参与到了救亡图存的伟业。他代表的，是一种现实层面的、事功层面、建功立业三不朽层面的选择与担当，是最优秀一代现代中国人一个世纪来、百年来的典范道路。而现实生活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弄潮儿，无论马书记，还是港商许先生，搏杀商场的时代之子古睿、陈翰、史诗、秦志远，AI一代的年轻人，都是这个路径中的后继者、承传者、后来居上者、后浪者。但李儒的结局，也隐隐暗示了这条道路的命运多舛、多灾多难、不可控、不可预知，可能粉身碎骨，可能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男人们宿命。是丛林法则的铁律。作为李儒的对照、对比，作为李儒的产品，李凡，何以作者名之曰李凡？自然不是因为她的出身的平凡，如果作者这样设定她的出身，何以同样命如草芥的李凡的伙伴却被命名为了李丽丽？何“丽”之有？此“凡”显然是与“仙”相对应、相对照，反其意而用之，凸显或者提醒读者见其不凡、识其不俗。

李凡来历不凡，相貌不凡，气质不凡，格局不凡，如同天人。像是仙女到了凡间，渡劫，而且渡人。既然不凡，如仙女，如神灵，就不可能如凡人一般柴米油盐结婚生子，就该如目前作品中所做的处理，年轻的生命，如昙花，如烟火，如流星，以最美瞬间划过人们的记忆，成为与她交集者心头永远的怀念，或者疼痛，或者哀伤，或者永远的悔。从而这个人物形象，也就更多的是以符号的方式存在，不可能太丰满，不可能太圆形，而是必然有一定扁平化的形象的功能，这样的功能就可能更倾向于理念化的，象征化的。

王安忆解读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时，首先谈到她的小说观，这个观念就是：小说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的，它不是为我们的现实画像，它是要创造一个主观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于是造成它的两难处境，因它所使用的材料却是现实的。这是因为小说世俗的性质，和诗歌、绘画都不一样，它在外部上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相仿的。

王安忆还说，“如我这样的写实主义者看小说的方法和阅读的角度，一定有着自己非常主观的立场，因而我今天对于雨果这样一位浪漫派作家的解释可能完全是不对的，完全背离了他的初衷的，但今天我仍然要把我的阅读经验告诉给大家，或许能让大家多少受些启发。”

我承认，王安忆说出了我阅读黄秀萍《中国智造》的切身感受。我也承认，黄秀萍可能起码是创作缘起、作品立意或者说最初的创作理想，是想建立一个宏大模型，构建一个宏大目标，呈现一个宏大主题，这个目标和主题就是一种家国叙事，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所承载起来的百年中国的崛起——从民国，抗战，内战、共和国成立，到十七年、文革、改革开放，直到当下的中美贸易战，让人对黄秀萍以这样一个不太长的篇幅构架起来这样一个宏大体系的野心、气魄和能力充满敬意。这不是虚的，做到这一点，是得有两把刷子的。

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架构，实现这样一种野心，作者设计了一明一暗、一虚一实两条线索、两个空间，明线写男人们的创业，他们的运筹帷幄或者勾心斗角他们的经天纬地他们的风云激荡，暗线写男人们背后的女人尤其与他们有交集却并未发生真正灵肉关联的李凡对于他们的影响以及改变、深刻的灵魂负累；作品中男儿女儿在历史中的随波逐流或者劈波斩浪纵身投入并被大潮大浪裹挟是实写，人人在历史洪流中在命运共业中漂向不可知的未来不可把握的宿命所谓生死疲劳流浪生死暂无休息是为虚写。在明与暗、实与虚之上，还有一个阴与阳的维度参与叙事中来。这阴与阳就是作品的神话叙事、梦境叙事，包括AI所代表的科幻叙事。

看罢作品，我忽然想到，作者之所以取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的托梦方式进行故事编织，联系到作品中重要的一个功能性道具No.1硅，从监控人的情绪到自启动自学习自思维以至于能够监控人的念头、想法、思想的可怕进化，无所不知的AI，与神秘的貌似不可预知的各种梦境，有没有一种共通性或者说发生学意义上的同源性呢？梦自然是神秘的，某种契机下也有某种预示性、可阐释性、可破解性的，正如AI的方向是高度智能化，以至于可能最终成为一种“人”，进化至比人智能更高的生命体。如悲观论者的科学家包括霍金对此已经表达了高度忧虑。AI终极意义上可能破解人的一切秘密，貌似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不可想象；梦境可以象征化方式或直接明白预兆已发生、未发生、即将发生的事件，又有什么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呢？这应该是作者如此结构情节的逻辑之一。她能从逻辑上推导得出，她愿意相信这个结局。

那么，从对“中国智造”的礼赞到对智造AI的可能失控的忧思，作品写到最后的章节，就又发生了一个突变，对主题形成了一个逆转，作品的多义性因此得到进一步展示。“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或者“播下跳蚤收获龙种”，这种主题的多义、意外的歧义出现，也不是作者所能控制的。密码恰恰在于，也只是在于，作者坚持聆听内心的召唤来写，秉持人道和良知来写，只写自己的感动，只信守自己的情感判断。如果有什么可以作为信仰，那就是爱。

在这个意义上，黄秀萍这个作品的精神资源和思想源头，其实回应的并不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种种的思想流派，比如不是现代派，更不是后现代主义，甚至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无论新写实还是后写实），而恰是浪漫主义，是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一脉（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的余绪，甚至是沈从文、巴金、路翎等的回声，自然也就更是五四新文学更直接的源头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小说和诗歌的回声。

这部写于2020年的作品，其实我们从中很难看见它在深圳文学谱系中的远亲和近邻，无论跟三个阶段的打工文学作品，还是盛可以、吴君等的女性写作，乃至70后一代的城市书写，黄秀萍都是一个异类，相对稍微有一定可参照者只有一个黎珍宇。黎珍宇是一位女性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她的作品葆有不竭的激情和批判的勇气，对特区女性爱情、婚姻、母性和寻求新的精神支柱、新的经济地位、新的生存状态的观察，追求形而上男女平等的思考，构成了她的作品一以贯之、多年持之以恒的主题。她的作品以激越的情感负载着并熔铸进种种思想和理念，就颇有几分少有的也是坚定的浪漫气质。作品风格同样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还有邓一光《我是我的神》，包括他的系列短篇，也未尝不可说透出这样的一种与现实稍稍刻意疏离的浪漫情绪（我喜欢称之为一种文学中的表现主义）。单就这个长篇而言，黄秀萍完成了深圳文学图谱中少见的一次浪漫主义的探险。

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这样结构、这样叙事？为什么不可以采取四平八稳、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的现实主义小说做法？比如，为什么不可以赋予所写故事更缜密、结实的秩序，更缜密、结实的细节，更缜密、结实的情节的完整？黄秀萍笔下的这个故事，或者这些故事，本身并无特异之处，但经过了她的安排，竟然能够产生了如此奇异、奇幻甚至魔幻效果。这其中的配方，正是让作品产生了多义、歧义之处的原因。

这配方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自由。

只能说作者写得真正是自由自在，自由放纵，自由不羁，并不太长的一个长篇，上下一百年（民国-抗战-国共内战-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文革-改革开放-中美贸易战），纵横几万里（粤西-深圳-东莞-珠海-广州-苏州-上海-青岛-太原-香港-美国），数十位人物（乡村人物-打工人物-国企人物-私企人物-港商人物-老兵人物-旧时人物），这么多的材料，怎样组织才能做到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各负其责、各有所主呢？黄秀萍显然做了多种设想，多种探索，在她的写作资源之内，是茅盾式、王安忆式的，还是狄更斯式、雨果式的，等等。

最终的呈现，就笔者并不太广的阅读经验，也许可以称之为一个合体，一个兼容了小说与影视剧、作家文学与类型文学的变体之作——只有何芳洁所承担的福尔摩斯的侦探破案功能，才能勾连起历史与现实、此在与彼处；只有蒙太奇手法在不同城市、不同时代、不同场域间的跳跃，才能辐射得到涵盖得了当下社会生活的丰富生猛瞬息万变；只有梦幻与科幻的参与叙事，才能彰显作为一个天赋异禀兴趣广泛有神秘主义偏好的作家的兴奋点；最重要的，只有塑造一个具有神灵一样精神光辉的李凡形象，才能就如此这般一网打尽把控在作者手里。

这是作品叙事学上的特点，也是其成功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