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不幸还在持续，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道公平，自然自由规律。“且看时空茫茫阳光灿烂”，历史的长河中，无尽的时空里，这人间的灾难并没有妨碍太阳照常升起，灿烂的阳光，与嘈杂喧嚣狼奔豕突的人间图景构成多么悖谬滑稽的对比。但天道如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造因受果丝毫不虚。所以，人类啊，你们“要知道并非一切早有安排”，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无所畏惧，不要以为人定胜天，不要以为人是尺度，既不要盲信“一切早有安排”，也“不要妄自预测未来”——以为一切尽在掌握。未来未来，未来不来，未来可能不会来，未来未必如人所愿。未来掌握在当下的手里，“所有的未来都是现在/所有的现在都是未来”，势在必得的未来完全可能失控，脱离轨道发生突变发生意外，人类的黄金时代之梦或者转眼成空。

谁能想得到，谁曾预料到，谁能准备好，有个叫作新冠的病毒突然爆发，这飞来横祸毫无预兆，毫无征兆地让人类的一切经济社会生活，瞬间全部停止，人类正常运行了一百年的生活轨迹立时改变。而且，历史也在此拐了个弯，过去再已回不去。

所以，不要相信一切早有安排，不要盲目预测未来，未来是测不准的，能测得准的未来，能预见到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只能来自人类的“坦坦荡荡和惴惴不安”——是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人类处世当以道义而行，修身为要，决事循理，心胸宽广，开阔包容，常怀戒惧之心，而不能如“小人”般逆理而行，多寻蹊径，行险侥幸，患得患失，为名利欲望拘牵，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才是人类确保人类无虞平安的唯一出路，也是唯一走向可预见的宿命的可行道路。

啊，战战兢兢瑟瑟发抖的大地啊，现在怎么样了？这大地，这“忍辱负重的大地”，这人类和“我”共同的家园，人类和“我”共同的父母，正“满载着眼泪和欢笑/承受着疾病和忧伤”，与他们的儿女共担负、共抵御、共抗击这疾疫，身染疾病，有忧伤，有眼泪，也有片刻的来自康复消息的喜悦和欢笑，“依然满脸坚毅”。大地啊，地母，您忍辱负重，包容一切，接纳一切，养育一切，护佑人子如同哺育婴儿，“哪怕在暗夜里默默等待/也要圆睁一双明眸/把无边的黑暗看穿”，从来不曾放松警惕。

“我”与人类共一个大地母亲啊，但“我”对人类世界还有若干的不了解——“还有多少未知世界等我去闯荡”，“还有多少艰难险阻等我去挑战”，“还有多少迷雾等我去驱散”，“还有多少生生死死等我去历尽磨难”，这些“我”都愿意帮助人类去做、去体验和历险，我们命运与共，我们拥有“共同的幸福和苦难”，人类的福祉安危跟“我”紧紧相连。

一切的一切，“我”都愿意为人类共担。人类啊，你们会看到，是风，唤醒沉睡的世界，迎接春天的降临。是雨，在炎炎夏日，舍身拯救焦渴的大地。是雷，把恍若天堂般幻美的秋色迎请到人间，用欢快响亮的声音歌唱五彩斑斓的丰收喜乐。是电，在冬季选择了沉默，不是不想出来游走，只是想在冬藏的季节，让辛苦一年的大地保持一份纯洁和宁静。这春夏秋冬，都如童话般的美丽！这人间啊，就如同童话一般！这自然的四季本来就应该这么迷人！这是“我”深爱的大美人间。

人间这么美，“我”爱着这人间！这是“我的人间”！“我”无意、不愿跟苍穹相恋，是的，“我”不爱这渺茫太空、遥遥宇宙，只爱这尘世人间。“我站在寒冷的高处”，但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我”“流着泪爱着我的人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人间生命活脱脱、活泼泼，“每个生命都一样尊卑贵贱”，众生平等，无有贵贱。“无奈时间不是一个公平家伙”，会对平等的众生区分存废去留的先后，使得每个生命呈现在时间里的形式长短有了不同。要想公平只能“寄托于更遥远的时间”，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才能认清这种公平并不虚妄。

其实人我无二，“人间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抑扬顿挫”，人类的表情就是“我”的呈现和“我”对人类的模仿。“我所有情绪都是唱给尘世的美丽之诗”，“我”的情绪表达就是天然的颂诗，是唱给尘世人间的美丽诗篇。

是的，“我歌唱”，“我吟诵”，歌唱吟诵“我”的诗篇。这大自然的声响就是“我”的歌与诗，是“我”的生命律动、“我”的心脏跳动、“我”的灵魂发声。“我”知道人类也有诗歌，有高贵的诗篇，但曾经什么时候，无数个不正常的时期，人间的歌诗被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和名义“弃如敝履”。从此，人间广陵散绝，弦歌衰辍。而“我”，风雨雷电，这天地间的交响、奏鸣、吟唱、咏叹，却从来都是自由的、高傲的，“怒视重重藩篱”的，“自由地放声高歌”的。风雨雷电，就是自由，就是诗篇。诗即自由，诗即解放！“我，风雨雷电一首诗/在人间纵横驰骋”，何曾被禁锢，任谁能禁锢？但，诗歌能解除人间的疾苦吗？如果可以，那“我就是那个粉身碎骨的诗人”。

诗人何用？诗歌何用？实际上在这里，黄惠波是借“风雨雷电”的“我”之口，发出了自己的追问——“假如诗歌可以解除人间疾苦/我就是那个粉身碎骨的诗人”——诗中的这个“我”是谁？仅仅是“风雨雷电”？还是诗歌的作者黄惠波？在这里，两个“我”产生了合体，而且更多成为诗人黄惠波自己的夫子自道，是自况，是自我告白（其实，诗中的“我”，都有着诗人黄惠波的影子，大都是作为诗人与叙事者的合体在说话）：作为一介书生的“我”，作为或远离现场或身在其中的“我”，作为心急如焚的“我”，作为忧心忡忡的“我”，作为义愤填膺的“我”，作为尽心尽力有所作为的“我”，愿意以任何方式参与这场抗疫，如果作诗可以成为参与的方式，如果诗歌能够为疫区人们带来救援、救赎，作为诗人，作诗，即使因此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辞。

而诗歌何益？诗是有用的吗？

啊，诗人和诗，怎么可能没有用？诗人作诗，传递来自源初、本源、大道、神圣体的消息：“而我们诗人！当以裸赤的头颅，/应承神的狂暴雷霆，/用自己的手去抓住天父之光芒，/抓住天父本身，把民众庇护/在歌中，让他们享获天国的赠礼，/因为我们惟有纯洁的心脏/宛若儿童，我们的双手清白无邪。”（荷尔德林：《如当节日的时候……》，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