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故事多

——读《我的母亲做保洁》 

◎曾瑜媛

朴素的生活痕迹是计时工具，作者并未使用抽象、理论化的超级概念，而是在非虚构的普通人书写中呈现多层主题，并用平实情境中的视觉、触觉、嗅觉等发散现象。在建构想象空间时化繁为简的平衡艺术体现在其对文字的取舍及情感的克制，这种不炫技所带来的真诚感和影响力是深而远的。如“燃烧的树木在炉子里噼噼啪啪，树身不断化为橙红的木炭。我和弟弟在木炭下埋藏土豆和红薯，将它们烤出金黄的外壳”，这类乡村烟火气描写颇有张爱玲笔下“暖老温贫”的氛围，而这种时间里的起伏，在城乡不同受众视角下有着迥异的情感论调。

作者旁观母亲日常并在互动回忆中反思代际矛盾，当附着于个体身上的内容被渐次了解，最终完成了情感层面的双向理解与和解，但时而也隐晦透露着女儿身份下的阶层背叛焦虑，愧疚书写常出现在代际生活差异的叙事缝隙中。作者并未刻意追求理解，而是：“把这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在这种拥抱不确定的确定中，该书并非单一的春香传记或“她者”史诗，而是属于母女与其他女性共同构筑的独特画作。

维特根斯坦认为误解往往源自狭隘，他认为当我们尝试转换角度并学会站高综观时（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就能看清彼此间的差异与联系，理解就会成为可能。以众例奠基具有比归纳原则更为丰富的层次和复杂优势，母亲并非群体实相的唯一观察对象，作者通过调研收集了职业不同面向的素材，这非单次之功。同时，作者在转换城乡语境及微生态环境中运用了实现战略目标的语言工具，书中人物交流穿插使用方言，不仅构建了底层话语的张力，还增强了人物与情节的真实性，读者得以在此消彼长的“人与情”中瞥见城乡生活中的不同境遇走向，并反思生存困境背后存在的公共性与结构性问题。在大同小异的生活印迹中，该书不仅是保洁员的纪实指南，还是当代奋斗者的城市实录。

一、生命世界中的交互、构建、追求

1.母女不同阶段主权与归属的交互

该书既涵括作者与母亲、外祖母的横向对照，也包括母亲不同时期的纵向表达，家中三代女性都曾在彼此相处中试图改变时代思维加持于个体身上的烙痕，可这种努力多以失败、妥协告终。

两代人对年龄的认知似乎常存于“不知道年龄为何物”及“老了”两个阶段。母亲对自我老去的感触源于缝纫时视线模糊，而女儿意识到父母老去的现实源于不乐观的体检结果。因年龄而维持的天平在母亲来深后呈现失衡，“在深圳，她总是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且总会大声地跟亲戚表达因为女儿她很幸运，“尽管这些对话里有些讨好的意味”。“讨好”二字，蕴含万千情境与心境，联系书中小时候母亲出门，作者亦步跟随的场景，这种对比让读者感受着不同时期角色的立场突破感和情境融入感。

随着母亲对都市职场生态的深入了解，她第一次知道了作者在深圳并非她想象中那么轻松地生活，这是母亲理解女儿的契机，生存，是门艺术，需要耐心去等待，却不必弄清人们在等待什么；经验，是道屏障，进去的人无须赘言，绝对理解，完全共情。

2.空间权力与主体价值建构的探索

作者谈到母女之间能够和解，“是我开始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达成了女性和女性之间的一种理解”。这个结论看似是在体察的瞬间完成的，但验证却涵括了固有框架下许多无法言说的过程。无论是上学消失不见的同学，还是“换亲”的母亲和姑姑，或是多次出现在书中“为了儿子”话语体系阴影下隐匿的女儿们，都意味着“每个社会体制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让步，允许一些改变发生，并在此过程中让更深层的结构不受触及，甚至隐而不显”（艾伦·约翰逊《性别打结》）。作者于前期铺垫后第一次用直接且带有结果导向的询问：“但是你挣的钱还是大部分都给了儿子吧？”雨虹说：“对的，也得给儿子。”时，则清晰表明作者对于保洁员家庭中儿女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进行了长期的观察，这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要议题之一。但书里未呈现隐身于“为了儿子”之后的女性群体及自我感知等深入寻踪的叙述内容，这反倒失去了让该群体成为显性存在的良机。与此同时，值得重视的是书中记录的女性之间在劳动与生活中建立的情感联结与非正式联盟，她们在彼此的困境中提供了情感支持与抵抗空间，在这样的共情中，无论亲疏，“女性”从未消逝。

每个人都因固有经验和创伤形成自我纹理，他们的内心是人类尊严的证据。母亲未告诉老家亲戚自己在做保洁及下文她坚持将工作服换成日常衣服后再去就医的两个细节意味深长,人往往通过外界来校准自身位置，“价值感”常常会作为关键词并在历经的所有关系情境中成为极欲验证的目标。因而在城市工作与生活、自我与他者的交互中母亲构建价值认知的途径则是值得期待的书写部分。

场域主导性与个体自由度存有关联，这是种对支配目标进行资源分配的权力控制。搬家后母亲拥有了身体、视野、思绪舒展的空间，楼梯道台阶、洗手间马桶盖等边缘地带也被母亲转换为临时休憩场所，这类流动的第三空间都在重构着母亲自我场域的微观权力。而她也在劳动创造中“能挣一些钱，并且完完全全归自己”。此外，母亲在这个陌生城市中学会了伸展至家庭之外领域，打破固有观念，这些都是其认识女性主体权利的推动力。同时，母女合作共创中，她主动记录工作细节并采访他者，也让春香从“被观察者”转变为叙事主体。“母亲渐渐成了一个很勇敢的人。每次面对投诉，她总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和节奏。”

与此同时，“对于看书，她从一开始的反感到越看越想看，如今变成了习惯”。开始时“春香这两个字共十八笔，作者母亲要写上三十秒，一笔一画凑起来，超出了边框”，结合文末出现母亲的“落款”，形成柳暗花明终识庐山真面目的呼应之效，母亲在主动行动的过程中打破了“工具化”的命运枷锁，从而争取了平等的尊严与权利。这个细腻立体的人物表现方式是“让边缘者发声”的女性主义实践。她，是她，但也是所有她中的她。

作者不对抗地觉察节奏，对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女性采取客观平视的叙述角度，有时所诉说的故事未必有鲜明的目的，所经历的无非是生活而已，这也给予了读者以提醒：谨慎“受害者”的思维模式，避免忽视了她们自始至终拥有着创造的积极性。书中那句“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其实也包括了主体之于环境的适应性与选择性，她们在挑战中竭尽所能地相信着自我判断，她们有能力也在努力地飞向自己的那座山，如为找工作特地买玛丽珍样式鞋的母亲、备好旗袍的木兰、坚持美容的雨虹等，尽管她们长期汲汲求生，但仍在鲜活地践行着个体对于尽善尽美的渴望与追求。当我们停止扮演受害者，父权制就失去了它的剧本。

二、生存边界中的凝视、对抗、中立

1.边界及对立凝视下的一致性

书中人物在城乡不同场景、思维逻辑、行为选择的坐标中，境遇高低各不同。乡土社会的生存逻辑、生命经验在都市森林中如何碰撞、转换也是作者书写城乡经验中极具隐喻价值的部分，这种处理方式也为书写深圳经验、城市情感提供了借鉴。“来了就是深圳人”，作者在书中贴切地描绘了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形象，如“扣子摇摇欲坠，鞋帮和鞋底即将分离”，给孩子买房育儿却不愿给自己置行囊改善生活的老姚。如刚来深“懊悔忘带了一些东西”的父母，这句表述在都市工作的异乡人语境中耳熟能详，但又细微地表达着一种态度：对于城市的外来务工者而言，总有种懊悔，尽管包袋里已有丰富的整个世界；总有种不满，尽管外面已比家乡多了绚烂之选。

随后，作者梳理保洁员群体的日常轨迹,并对其工作工具如数家珍，这些看似琐碎的描述恰如其分地呼应了作品主题。而读者也在这类重影叠嶂微缩景观中，发现了很多的阶级边界的可能性与类比性，如这个群体中有用超市不新鲜的菜作为第二天能量之源的老年保洁员，与此同时，城市中也存在“头发都是精心打理过的羊毛卷爆炸头”的“遍身罗绮者”，这种对比在书中处处可见。但值得理性思考的是，作者记录城市中“有人在观摩圣诞树的美丽，有人在圣诞树下捡拾垃圾”时也有情感制约与批判之嫌，有时特意强调反差不利于实现互动互释之效，悲剧美学在于平常中翻篇给人看。栅栏内外的世俗并非两个世界，罗马与骡马并无差别，引发社会读者热议的原因在于其窥见保洁员群体的生存模式，并发现大家都有相同的来处，“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抵抗着各自人生中的匮乏”。

2.围城内外无好坏之分的共生哲学

城乡中的差序客观存在，很多时候平等往往在于不曾入局。乡下煤老板请客吃饭“是一种财富炫耀，也是一种施舍”，“施舍”二字用得巧妙，在工人们的局促彷徨中，阶级与体验的位置与区别得以立判。而在城市政府单位工作时，母亲“觉得在这里被人当人看”，但同时这个系统中也通过凝视和以彼比己的表达中显露界分，从而将某个群体或个体他者化。正如作者所言：“所谓科层式、官僚式的管理模式，系统性的剥削也好，驯化也好，我所经受的所有东西她都会遭遇到。”

维特根斯坦认为争论的根源常在于人们思维有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倾向，但事实上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相似（《哲学研究》）。而作者也在差异性的经验总结中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在保洁员的世界，抑或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如果你抽丝剥茧，去看每一个行动背后的细节，你会发现，人，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如文中严苛不担事的副经理却在离职后帮年迈超龄的保洁员寻找工作与住处。人与生活都是灰度的，非黑即白的选择在于位置不同，这种中立观点回归作者与母亲本身，仍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对于作者，她认为“从秦岭深如矿井的大山往出走，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开阔之地”。但同时她也在怀念那个曾极力逃离但又构筑了精神内核并在记忆里一派田园牧歌的地方。而对于母亲，“她一天都不愿意再去重复”来深之前在工地做小工般的日子，而且她从空间上远离并摆脱了人情往来的麻烦，获得了言行不置于熟人社会框架下被肆意评议的自由。可当作者问母亲她心里的深圳是怎样的城市时，母亲并未正面回答而是用方言说：“金阁栏，银阁栏，不如自家的穷阁栏。”

无论是都市生活的便利与机遇，还是都市生活的冷漠与焦虑；无论是作者回忆中乡村生活的朴实，还是乡村亲戚面临借钱问题时的“理性”，空间挤压后的生活调整，未必是困难的；乡土社会中为呼应生存的人情策略，未必是乐此不疲的。意识性，兼容性，主动性，因人聚则情亦聚。山一程水一程，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无框架的思维模式大概在反身的前提下，才更具有原始的纯然和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