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映于当代客家文学创作图景中的朴素美学

——读翰儒长篇小说“客家三部曲”之《春秋渡》

 冉正宝 

罗可群在《广东客家文学史》的开篇，便对“客家文学”概念的内涵有了描述性的阐释，认为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极富特色的重要分支，又是客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对概念的外延进行了清楚的界定，认为客家文学是用客家人的生活语言——客方言为载体的，描绘的是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反映的是客家人的社会生活，表现的是客家人的思想情感。综观翰儒长篇小说“客家三部曲”《归宿》《流年河》《春秋渡》的内容，正契合了罗可群对客家文学的理解，是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摆放在“客家文学作品类”的书架上的。

翰儒的新作《春秋渡》是三部曲中较具客家文学特征的一部作品，其一是因为客家方言的使用量巨大，几乎到了页页皆可见的程度，是作品处处散发着客家味道的源流；其二是因为异常写实地再现了客家地区的特殊生活环境，尤其再现了以梅县区松口镇为故事发生地原型的春秋镇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是作品时时会有扑面而来的亲切感的源流；其三是因为作品对客家人社会生活图景的描绘，时空跨越度较大，从清末民初的旧社会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全新社会，从春秋镇一直写到南洋番地，是作品会产生波澜壮阔时代感的特殊阅读体验的源流；其四是因为通过女主人公张惠巧的成长蜕变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客家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际遇中所经历的不同思想情感的变化，是作品能够反复撞击读者心灵的源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渡》是一部处处散发着客家文学的味道且能随时唤起客家人产生亲切感的乡土小说，同时又是一部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和涤荡读者心灵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而从创作论的视域看，《春秋渡》较具启发意义之处是隐映于客家文学创作图景中的朴素美学，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作家，也可以折射出特殊地域和文化背景下一群作家的创作意旨、叙事节奏、审美标准、艺术手段和风格倾向等，对于诠释罗可群“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极富特色的重要分支”的论断，辨识出当代客家文学创作的特色，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的佐证意义。

《春秋渡》的首章便拉开了探视“望夫石”、诚拜“观音娘”、忌尸入屋、相命看风水等客家民间风俗的图景。图景中隐含的“民间意识”是客籍作家审美观念中最根深蒂固的部分，他们牢牢地把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嵌入民间风俗的图景中，从中确认根脉和民系特征，甄别哪些是期盼与虔诚，哪些是愚昧与落后，继而找到客家人的属性，找到文学创作的独特入口。《春秋渡》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又依次展现了客家地区重男轻女、指腹为婚、生育禁忌、坐月子、升新灯仪式、等郎妹、传统节俗、追思祖先等风俗习惯构成的民间图景，丰富而生动。但作者并没有过多地从伦理道德或价值观的视角去赞美或批判，而是用丰富的民俗具象和人物形象比较客观地展现民间风俗的背景、来历和特点，形成作品朴素美学的第一个特征即倾向于民间视角的表达意愿和审美倾向。美国学者爱德华·格莱泽在其所著《城市的胜利》中坦言，城市是诞生奇迹之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而《春秋渡》似乎相反，视乡土山村（春秋镇竹林村）为诞生奇迹之所，这些奇迹便是那些由诸多民间风俗构成的壮观图景。

《春秋渡》重点呈现的是客家人日常生活的图景，有平静美好，也有矛盾纷争，有顺风顺水，也有波澜起伏。作者在呈现手段上并没有夸大或过多地戏剧化某个日常图景，也没有刻意地在情节设计上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以形成阅读的紧张感，而是采用比较平实的叙事手段和中庸的处理方式，以慢节奏娓娓道来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给人“大事不多、小事不断”的舒缓阅读体验，凸显了作品朴素美学的第二个特征即倾向于平实中庸地表达意愿和审美倾向。在表现主人公张惠巧出生和长大的过程中，作家把客家优良传统文化自然随性地融入其生命中，把客家童谣、客家山歌、客家谚语、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文化心理，甚至客家民居围龙屋的建筑文化嵌入情节中，让张惠巧的成长过程浸润于客家文化当中，而非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中。作者对客家人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摩擦和矛盾，很少使之发展成为难以调和的戏剧冲突场面，杨水淼与朱抱金这一代风水先生之间的矛盾传染给了下一代杨镇山和朱天伦，“同行生意便是贼！这样的一对，明争暗斗是在所难免的了”，但仅止于“明争暗斗”而已，杨大山、杨远山、杨近山三兄弟的矛盾也仅限于互相猜疑而已。

与此同时，《春秋渡》还呈现了客家人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图景。对客家人情感世界的展现和挖掘是真实的，作者没有把主人公的情感经历和结局与文学创作通常意义上的“性格决定命运说”勾连在一起，而是把目光投向主人公身处的社会与时代，放大情感纠葛的背景，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张惠巧与杨汪海的情感纠葛发生于乡村社会一时流行的指腹为婚的困局中，张惠巧与朱文河的情感纠葛发生于时代浪潮的冲击中，既有民俗上的约束，也有历史上的必然，显得真实自然，令人信服。在真实且符合文学创作逻辑的背景下，情感纠葛的结局也顺理成章地真实起来，杨汪海出家做了和尚似乎是他灵魂自省后的正确选择，张惠巧和朱文河晚年重建家庭似乎是命运的必然。作者对客家人精神世界的展现和挖掘则是直接的，书中用“这里的人特别地信命、信屋场风水”“南下之行是肉身的修炼，精神的淬炼，也是孩子成长之行”、张惠巧“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她守望丈夫的信念”等具体阐释，把客家人精神世界中的“小”与“大”直接诉说出来。《春秋渡》对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展现凸显出朴素美学的第三个特征即倾向于真实直接地表达意愿和审美倾向。

如果说民间视角、平实中庸、真实直接是隐映于《春秋渡》创作图景中朴素美学的基本特征，那么简约则是朴素美学的本质。

《春秋渡》与其他两本书相比，是一本做“减法”的书。客家方言随处可见，但没有滥用方言的迹象，精简使用的是客家方言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词语；客家文化载体若隐若现，但会点到为止；人物情感世界丰富多彩，张惠巧之外还展现了郑秀英与杨镇山（两个亲家）的错位之爱等，但情爱表达的尺度是明显节制的和可接受的；仅用一个章节（共十章）便把一场场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形象生动地反映出来；只用杨安居和朱岁月两家南迁的往事，便形象呈现了客家人吃苦耐劳、勇于开拓、克勤克俭、精诚团结的“南迁精神”大命题。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渡》的笔法显得更加简约了，尤其是交代人物“死亡结局”的时候，不营造气氛，不泼墨渲染，李桃红“掉进江里，溺水身亡”，张山木“被一棵大树压着，已断气”，杨水淼“喝酒给喝死了”，朱抱金“是抽烟抽死的”，朱阿雁“掉下山崖，摔死了”，杨姑娘“服毒自尽，带走了肚子里的孩子”，朱天伦“把自己活活捂死”，杨镇山“死于心脏病”，张良玉“走得很安详，一觉睡过去，便没有再醒来”。简约笔法产生的直接审美效果是朴素的，也是隽永的，《春秋渡》便以整体的朴素与隽永等待着喜爱它的读者。  

【作者单位】 嘉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