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发表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 年第 6 期

摘要：谢友祥以客家讲古的叙事形式，围绕着太平天国、南明王朝和南汉国这三个曾经在南粤大地苟延残喘的王朝，先后写下了《血日苍茫——太平天国在南方的一个传奇》、《南明王朝终局传奇》和《南汉国传奇》三部历史传奇。但是，他并不是在续写这大地深处曾经的辉煌，而是要为当今的岭南社会的巨大变迁，寻找精神文化层面的依据与力量；以借古言今的方式，表达他对岭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谢友祥  客家讲古  文化隐喻  岭南文脉

传奇从来就是一种与史传、诗骚并立的民间叙事形式；而客家“讲古”不仅是一种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民间传奇，而且凝聚了客家民系独有的苦难历史和悲怆的文化记忆。它不仅活跃在客家人口耳相传的“山歌对故事”和家族史中，而且还有着向客籍作家的个人叙事渗透与融合的趋势。海外的汤亭亭、谭恩美以及国内的谢友祥，其文学创作就有着鲜明的“讲古”色彩。这不仅丰富了现代汉语文学叙述的途径；而更主要的是，极大地拓展了当代作家的文化视野和想象空间，与当前盛行的“非虚构”写作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讲古”这种以表达民间话语为己任的叙述方式，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实在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基于其浅而易解与乐而多趣的世俗化特点。正是这种通俗化和世俗化地讲述古人古事，不仅让普通百姓的历史意识得以存留延续，也使过去被“骚”“传”所鄙弃的拙词与庸事，以集体传说的方式挖掘出史家们难以触及的历史附着物，从而展示出历史情形的复杂性。因此，今日客家民间的“讲古”，与人们所熟稔的“传说”、“弹词”、“话本”、“戏文”一样，都是传奇文学的不同样式。然而，它们往往以“类小说”的叙述方式与文本，改写着正史人物，顽强地表达着一个民族或一个民系共同的价值观与情感模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就无不是通过对正史人物的改编来演绎着中华民族的情义传统。二是由于其“无奇不传，传无不奇”的非写实化特征，使传奇叙事在历史演义中不断将历史人物英雄化或神话化，以证明其观念世界中的历史逻辑所具有的必然性。只不过，正统的史传叙事往往倾向于在一个成功的故事中，将历史人物浓墨重彩地英雄化、偶像化；而民间传奇叙事则是在一个注定失败的历史必然中，将那些失败者、历史的边缘者，塑造成不无悲剧意味的传奇人物。

其实，无论是将成功者英雄化还是将失败者传奇化，都是故事讲述者的天性使然。特别是在理性文明降临以前，任何故事的讲述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性，那便是通过夸大传主的苦难与荣耀，以彰显自己的见多识广。但随着理性文明的降临，写实主义主导并影响了一切文学叙事。于是，正统的史传叙事力图还原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语境；而民间传奇叙事则走向了借古人故事来完成对悲情现实的一种吐糟。当今易中天的评书体《品三国》就是属于前者的典型形态；而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则是开传奇叙事现代化转型先河的经典文学案例。通过这些新编的故事，他在反复表达着其对旧文化的批判和对文化现实的嘲讽。

因此，自鲁迅始，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百年历程中，一直存有着一种对“历史”进行改编的传奇叙事传统。它以“革命”或“民间”的名义，对话或解构着着正统的史传传统，以表达某种超越了文化意识形态局限的新历史观。莫言、王小波、陈忠实、刘震云等人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就是其突出代表。他们以无不以戏谑或黑色幽默的语调，嘲讽着那荒唐的人间“奇景”，以呈现人的理性精神的珍贵。谢友祥的历史传奇小说，就是在这一现代小说发展脉络中合乎逻辑的继续。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授的谢友祥，当然清楚这一文学叙事脉络的存在。他也完全明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之于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观念文化转变、转型的意义。那便是以“故事新编”的方式，从国家叙事的缝隙中呈现民众的苦难与无奈；在对话国家话语中揭示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因而，当他从客家“讲古”叙事的角度，将民间的历史传奇与民族国家的兴衰成败关联在一起时，一张隐藏在南粤大地历史深处的王朝终结地图，便在其脑海中呈现出来。显然，客家人关于中原士族的南迁记忆，在谢友祥的岭南叙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一般的历史认知里，广东不仅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当代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它也是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其实，它还是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的终结地，甚至它还是几个曾立都于此的末日王朝的所在地。围绕着太平天国、南明王朝和南汉国，这三个曾经在南粤大地昙花一现或苟延残喘的王朝，谢友祥分别写下了《血日苍茫——太平天国在南方的一个传奇》、《南明王朝终局传奇》和《南汉国传奇》三部历史传奇。在这三部客家“讲古”的历史演义中，尽管慷慨悲歌依然是其叙述基调，但贫苦农民洪德栗子夫妇、民间隐士邝露云娘夫妇和失意的儒家士子胡琏夫妇，不仅成为了小说的叙述主体，也成为了历史的承担主体。故而，他们所代表的广大芸芸众生，以及他们在其所处王朝存亡关头的历史态度，就成为了这三部传奇小说的叙述重点。也就是说，作家力图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中，全力揭示那来自民间与民众的另一种观念与力量。

这三部传奇记叙的时间，是从清末、明末，再回溯到唐末的五代时期。这使得谢友祥手中的笔，就象考古人员手中的洛阳铲一样，执着地勘探着南粤大地不同文化地层的历史脉络。但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在续写这大地深处曾经的辉煌，而是要为当今的岭南社会的巨大变迁，寻找精神文化层面的依据与力量；为它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镜。

事实上，这三个末世王朝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因而总是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不计。正如《血日苍茫》的封页所提示的，谢友祥就是试图从这些“正史上从无记载的南粤民间传说”中，去探究广大南粤民众之于华夏民族宏大历史变迁的认知与态度。尽管民众在主流史传叙事中处于历史的边缘状态，他们也时常为历史的浩荡洪流所裹挟；但他们都曾经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历史的建构。因此，在谢友祥看来，尽管那些无名死士已经深埋于历史尘埃之中；但是关于他们的民间传说，却在无时不刻地诉说着他们的历史态度与人生智慧。他们并不是沉默的泥土；关于他们的传说或许就是这大地深处的回音。故而，他的写作旨向也非常明确，那便是倾听这些民间传说中复杂的历史回响，复活并重塑那些在后世民众嘴边“存活”的传奇人物；让他们以宏大历史的参与者身份来对话今日的现实，警醒着当今的你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三部传奇小说就具有了当代“醒世恒言”的意味。

由此说来，与其说《血日苍茫》是一部关于太平天国的落幕传奇，还不如说是一部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民间醒世录。小说以客家“讲古”的叙述方式，讲述了粤东山区一个叫“蟠龙居”的一家三口，在太平天国即将覆灭时的生死抉择故事。

蟠龙居的主人叫李百德。他是嘉应州普通客家民众中的一员，在家族的苦难迁徙中，特别相信风水，相信命定。因此，在家族“根据地”蟠龙居这一围龙屋的建造中，与当地的土著在所谓风水宝地的争执中结下了生死之仇。离奇的是，他的长子在蟠龙居自一出生，就弯腰驼背还瘸腿。命相师甚至认定，此乃克父母之相，故而他把这亲骨血外送他人。但是，蟠龙居此后并没有出龙生凤，相反还有罟灭的危险。于是他认为，这一切都是邻村太平天国天王祖居地的龙脉太旺所致。于是，他全力协助清廷派来的国师，破坏天王祖居地的龙脉，以促其早日灭亡。

然而，李百德蹇促的命运并没有在他的这一“减龙”行为中得到改变。尽管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正在自身的内乱中走向毁灭，其残部也败退到了天王的祖居地嘉应州；但随太平军转战故里的队伍中有一位瘸腿将军，恰恰就是李百德当年遗弃的儿子。只是此时的儿子，已不再是受尽人间凉薄的残疾人，而是太平军中受人敬重、作战勇敢而机智的列王洪德。

洪德已贵为“天国”的列王，蟠龙居似乎“龙”形已现；但他却是即将遭朝廷剿灭的叛逆长毛。老百德在血缘亲情和家族存续观念的驱动下，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立场，甘愿冒杀身之祸，规劝已成“贼首”的儿子藏匿于蟠龙居，为李家延续香火。然而，洪德的“与天军共存亡”誓言，将老百德这样一位客家父亲推向了其人生的两难境地：太平天国不灭，则蟠龙居永无兴旺之日；太平天国亡，则儿子亡。显然，小说中老百德的困境叙述要昭示人们的是，寻常百姓并非置身时代洪流之外；相反，政治时局的裂变往往会将社会底层百姓推向生死抉择的地步。

其实，此时的洪德与太平军其他诸王一样，很清楚自己的命运与结局。与已经灭亡的天京城内的天朝一样，此时残存在嘉应州的太平军，不仅依旧将帅失和，各怀心志；诸王之间依然在相互猜忌，乃至继续在残杀内耗，天国灭亡已然是一个可见的终局。但他既不打算跟其他将帅一样降清，也不打算逃逸、隐遁。面对人所皆有的趋生避死本能和父亲提供的出路，他却毅然走上了“殉国”之路。他就象那些经历了“蛤蟆跳”撤退行动的无数太平军战士一样，纵然前面是万丈深渊，却依然义无反顾地毅然前行。显然，在作家看来，以洪德为代表的广大中下层太平军将士，他们的“向死而生”和“特立独行”，就既不为青史留名而做所谓的“忠臣烈士”，也不是象读书人出身的平东王何明亮，为追求所谓的千古不易的“天理人道”；而实在是出于他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对人的尊严的体认，而自愿向人世间那份难得的温暖献祭。作家正是通过洪德这一人物的塑造，力图揭示推动历史前行的另一种力量——人所渴望的爱与温情。

洪德尽管在太平军中被封为列王，但在投入太平军之前，他不仅是蟠龙居的弃子，也是穷困的养父母所嫌弃的瘸子。他从未体验到过一丝一毫的人间暖意。自从他走出家庭，与一个弹棉匠一起投军后，他才从其师父无微不至的照料中体味到这人间的温度。特别是童养媳出身的客家女子栗子（也是老百德的义女）对他的生死相随，更是让他认识到，唯有人间的这份情义才是值得他奋斗终身的价值。因此，他总是对照着那本天王赠送给他的启蒙读本《三国演义》，幻想着自己就是桃园三结义中一员。他也应该象关云长一样，在困境中勇护兄嫂，或是象刘备一样“仁爱”百姓，保护战火中难民。于是，他对自己队伍中原本以兄弟姐妹相称的太平军将士，现在却为了财物与权位相互残杀而深感不耻与伤感。显然，人间的温度与情义已经成为了洪德的宗教。他的毅然赴死也不是什么殉国，而是在“殉”情。

由于洪德父子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他们个人的生死抉择与情义追求，就成为了整部小说的叙述焦点。这让原本是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宏大历史叙事，回归到了传统民间话语体系中的情义叙事。他们也由虚构的历史人物成为了真正的民间话语主体。而作家通过这一民间话语主体所要表达的是，大量的民间人士尽管罟灭于历史的尘埃中，但他们直面残酷现实所显现的坚毅品质，往往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忽略。然而，他们对历史时局的应对智慧，以及对历史事件的体察和认知，尽管呈现出某种集体经验的先验性；但恰恰是通过对这种充满先验性的叙述，让他们的内心话语不仅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偏狭，也超越了时空，存留在民间传说这一历史维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