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明，深圳本土作家，国家一级作家。1979年从省城广州回到家乡深圳工作。1981年参与筹办《深圳特区报》，后又参与筹办《特区文学》，为深圳文化界开荒拓土。其多年在深圳采访一线工作，致力于挖掘和记录本土故事。出版著作21部，代表作有《大转折：深圳1949》《血脉中华：罗氏人家抗日纪实》《叉仔——与深圳一起成长》等。

   张黎明老师的为文我了解得虽然谈不上很深入，但也可以说是略知一二。前些年，她的作品《血脉中华：罗氏人家抗日纪实》等著作我都认真学习过，也为其中的部分作品写过读后感。说学习，并不是客套话，而是事实。我从事写作至今，不过十年，其中前五年都是一个人在自我欣赏，自我摸索。后五年，我认识了张黎明等一众师友，虚心向各位老师请教，得到了很多有益的指点，让我的创作有了一点点进步。

   ▲粤港澳作家相聚在深圳，陈残云（左）、汤洪泰（左二）、韦丘（发言者）（张黎明拍摄）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拼凑文字而故弄玄虚。我翻开《叉仔》这本书，只是随意读上一两页，就有一种亲切感扑面而来。这样的亲切感来自何处？来自一名文学创作者的心有灵犀。那就是，《叉仔》体现了一以贯之的“摹细节、讲人情、接地气”的“张氏风格”。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小说创作还是非虚构文学创作来讲，这九个字的评价标准几乎是一流作品和随大流作品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举凡《叉仔》全文四大章，每章五小节，每节就是一个时代和人物成长变迁的小切口。比如“街坊”一节，把叉仔的家族和邻里交代得清清楚楚，条理清晰，仿佛让读者一下子走进那个深圳圩的巷子，走进街坊们的身边，听他们“吹水”，看他们“饮茶”。全书20节，每节均是如此。从人物命名、方言、对话、情节线索……都是实实在在地贴着人物、贴着时代、贴着城市来写的。当年的深圳圩老居民在想什么？关注什么？特区创办如何对他们的生活发生一点一滴的影响？偷渡、招工、炒股、清水河……这些时代事件如何牵动人物命运，或者说人物的生活如何融入这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这些问题不需要特意去思考，更不需要特意去寻求答案，因为这本书就是特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副时代画卷，而以叉仔为代表的一众本地居民则是画卷里的跃然纸上的画中人。

   ▲1981年的深圳街头。张黎明拍摄

   作为一名小说创作者，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讲人情”三个字几乎是小说人物对话写作的几乎全部秘诀。这一点，《叉仔》一书也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里的人情其实就是人物的真实想法，人物考虑问题的真实角度、真实立场。举个例子，叉仔为了捞猫仔，不慎跌落，受了重伤。当他醒来时，头一句话是：“虎仔呢？”虎仔有没有死是一个儿童关心的。而阿妈的反应则是“你管条衰猫？”在她的眼里，儿子天大地大，“衰猫”是“罪魁祸首”，恨都来不及。阿爸的反应则是“劏！”他恨不得把这只猫宰了。在《偷渡》一节中，不同的人对偷渡的看法也不一样。小舅小姨鼓动阿妈“督卒”，因为一河之隔的香港，收入比深圳高了太多。而大舅则叹气说自己没有说出全部真相。三兄弟在香港做苦力，混得最好的也不过是盖了间木屋而已。阿妈出发点很简单，就是为了“博点钱”，盖屋、攒钱。叉仔呢，为了不让阿妈去香港，砸碎了猪仔小钱罐，因为他觉得“最紧要”的时刻来临了，储钱罐要派大用处了，六叔公政治觉悟高，自然是苦口婆心，晓之以理……总之，这些都是人情。每个人的立场和想法决定了他怎么做，怎么想。如果人物言行和人情不一致，或者不准确，那就失去了说服力，失去了逻辑力，就会给人感觉“假”、“隔”、“作”。我觉得《叉仔》人物对话最有人情味。

   ▲曾镇南、陈国凯、张黎明、黎玉华、戴木胜（从左至右）

   评判一部作品，除了讲优点，我也想从个人眼光出发，讲讲我认为的不足。我觉得第四章后两节，似乎单薄了一些，粗线条了一些，细节摹写和对事件的思考似乎少了一些。当然，这也跟题材本身有关。也许是跟主人公叉仔的命运相隔较远，也许是作者对这事件前后了解不太多，又或是其他原因。瑕不掩瑜，总而言之，如果想了解从1979—1999年深圳史，这部文学作品能给读者深刻的感性认识和愉悦的阅读感受。无论是作为纯文学作品，还是参考性史料文献，《叉仔》都有其独特而长久的价值。

   作者：郝周，男，1984年生，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深圳。出版长篇小说《偷剧本的学徒》《弯月河》《黑仔星》《牛背上的白鹭鸟》《白禾》等10部，荣获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省市各类奖项近1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