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高建平，深圳市文联创研部负责人、深圳市评协副主席刘上江，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谢晓霞，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副院长李健及首届研修班全体学员出席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深圳市作协暨评协副主席于爱成主持。开学典礼结束后，白烨先生以《历程与经验一一文学批评70年概观》为题作了报告，对中国建国后的文学进行梳理和讲授。

现场图片（拍摄：刘伦斌）

    一、坎坷中的探索

    白烨先生把建国后30年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以此来看文学发展。这个时期中国文学整体相对悲观，因为在建国初期，国家处于探索期。在此时期，我们出现了两个问题：对社会主义发展盲目乐观及主观主义倾向，可以总结为“压抑下的生长和成长”。

    在十七年文学中，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作品涌现出来。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引发了当时对写恋爱关系、情感关系的批判，当时的文学批评认为这部作品融入资本主义创作倾向，这就由文学创作问题引申到政治问题。此外，像杨沫的《青春之歌》也是如此，当时的文学批评认为它充满小资产阶级倾向，充满非工农、非革命生活的向往，因此被批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对作品的研读和讨论出现了两个问题：把作品中的文学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及把作品中的政治问题说成是文学问题。

现场图片（拍摄：刘伦斌）

    深化现实主义文学是好事，不过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农村题材正是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当时如果用先进和落后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农民，那就是“先进与落后两头小，中间大”，“中间人物”占大多数。赵树理擅长描写“中间人物”，克服了模板化，但却在文革中遭受批判。在十七年文学中，遭受批判的对象非常特殊。如钱谷融先生因提出“文学是人学”就遭受批判。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注意到50年代文学的特殊性、阶级性。其中有一部分作品值得我们注意，像刘绍棠的《金枝玉叶》以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得到当时的肯定，它们避免被彻底否定。而当时得到肯定的当然是“三红一创”几部作品，甚至出现 “鲁迅走在星光大道之上”这样的话语。

    在本时期的中后期，出现了白洋淀诗派和《山花》文艺小报。以北岛、多多等人为代表的白洋淀诗派的诗歌，被认为是朦胧诗的前身。青年们想要发声，就必须自己创办诗刊，《山花》文艺小报应运而生。当时正值习近平上山下乡，《山花》文艺小报也曾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今天来看，《山花》文艺小报的意义不仅在于出现了很多作家作品，我们更要把它还原到历史中，从中可见，人民需要文学，文学需要人民。

    二、开放中的拓进

    白烨先生联系自己的经历来讨论八十年代的文学，他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学可以归纳为“开放中的拓进”。他提到，当年自己在整理很多文人的发言综述时，发现经受坎坷的文人们在谈论自己的经历时会泣不成声，而谈及自己今后的设想时却眉飞色舞。作为一位文学评论者，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可能仅仅作为旁观者，现实会逼着他们选择自己的立场。而八十年代的激烈论争，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

现场图片（拍摄：刘伦斌）

    从文学批评上看，建国之后、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批评，当白烨先生接触西方的文学批评之后，他发现此前中国文学批评缺乏对作品语言、艺术的批评，缺乏对小说叙事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与创作相关的批评。而到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注意到文学的主体性和现代性，如对钱谷融先生提出的“文学是人学”进行深入解读，肯定了“文学是人自主性的体现”。直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探讨“如何彰显自己的主体性”这个问题。正是作家主体的觉醒才构成当代文学的多样性。

    那么，文学作品多元性出现，一方面，这是过去我们想要实现的，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另一方面，这也面临挑战：怎样让好作品显现出来，怎么样让读者在众多的作品中看到好作品。这就需要批评家“在场”。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批评家应及时跟进，这对批评家构成新的挑战。如新出现的“粉丝”现象，不仅是文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批评家要先于学术性、经验性的文化现象，实现动态的跟踪，及时的跟进。那么白烨先生的建议有四点：一是阅读时评性的文字；二是培养文学史的眼光，他希望从大学中走出来的人才要及时观察社会现象，研究新的现象；三是多参与作品研讨会；四是学会带有时评性的理论化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多种现象交织在一起的，批评家需要对生产方式等进行了解，而不仅是文学。文学批评并不单一，近年来新增了一些文学方式，如网络文学。研究网络文学，批评家需要对生产方式、传播方式进行了解。

现场图片（拍摄：刘伦斌）

    批评家除了“在场”，还要培养自己开创的、多元的文学观念。文学不是一个道路，真理表现在不同的道路，多种真理才构成文学的多样性。白烨先生在自己不断更新的观念中，接受了“娱乐第一、读者至上、利益至上”的文学观。娱乐第一，强调文学的娱乐功能；读者至上，读者是精神上的受众，而不是物质上的，不能一味迁就读者，要从精神上引领读者；利益至上，文学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在某从程度上说，让更多人接受文学，才能更多地实现文学权力。

    三、新的时期、新的使命

    当中国迈向新时代，从文学上看，新时代文学新在何处。新时代中，社会发现许多变化，如经典音乐被流行歌曲替代，网络文学娱乐化等。习近平提出攀登文艺新高峰，这是向上的需求；实际上，文艺有向下走、娱乐化的趋势。可见，向上走的要求和向下走的趋势实际上是发生了偏差。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当代文学是体制内、社会主义的文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是我们体制的属性。

现场图片（拍摄：刘伦斌）

    因此，我们应该思考文学如何有效地发生，如何对人民产生实际影响。像网络文学，就注重粉丝的反应，而不是评论家的评论。网络文学分为家庭伦理，政治等写实性文学和科幻、武侠等虚构性文学，深受人民喜爱，白烨先生正是一位对网络文学 “在场”的一位批评家。

    新的时期，批评家们拥有新的使命，要做到对新的文学现象“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