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然，我们也应该从中时段和长时段的角度，对粤港文化认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认同抱有足够的信心。毕竟，从文化发生学上讲，大湾区的传统文化、民俗民间文化、学术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一个广东文化的背景或者说基石，都要植根于更宽泛意义上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的厚土。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广东地处陆地南端，北枕五岭，南临大海，作为对外交流的口岸，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门户，让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形成了兼容性的移民文化，开放性的海洋文化，远儒性的非道统文化，消费性的市井文化，直到今天仍然泽被后人。如今，粤港澳三地的城市文化性格又以世俗性、现代性为核心。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广东经济大省地位的确立，寻求文化话语权的努力在学界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十多年间广东学界曾就“岭南文派”“岭南之谜”“珠江大文化圈现象”“广东影视现象”“朝阳文化论”“广东流行文化”等论题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和辨析；与此同时，社科界、出版界等以“岭南文库”的出版为阶段性学术成果，对广东文化的现实和历史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对接。这种正名和辩护当然是需要的，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对文化支撑力提出的要求。

在对家底的清理和对新的成果的归纳总结中，一个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的广东的文化形象慢慢清晰起来，“珠江大文化圈”的称谓也第一次被提了出来，为广东文化在全国确立了言说坐标。这次大规模的文化自觉，形成了日后人们谈论广东的文化的三点共识，即：从历史角度看，广东的文化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品格；从现实角度看，广东的文化属于“无历史状态”的文化，它年轻而有活力，属于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属于商人或者平民文化；从价值角度看，广东的文化虽有自己独特发展的历史和品质，但由于长期以来以内地文化为正统，体现出一种盲从性，广东的文化要想在新时期获得新的提升和飞跃，必须寻找新的价值取向。

对广东的文化的考证、梳理和正名，体现了一种“文化认同”，与此相关开展的对广东的文化身份，在全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等，尽管是“套餐式”研究，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文化对话基础和机制。

作为一个复合体，广东的文化有自身发展的历史，目前关于广东文化、岭南文化、珠江文化的种种套餐式研究远远不够。近40年来不绝于耳的对此类话题的讨论，是广东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不是定论，不是结果，无法完整呈现广东文化的流变性、发展性。包括当前对“岭南文派”“粤派批评”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命题的提出，也是这样一种思路的延伸，是接着说、继续说，而不是新话题。

从更长时段看，对岭南文派、岭南之谜、珠江文派、粤派批评等的讨论，不算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代以来，广东学人对广东成为中国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另外一个学术中心的呼吁一直不曾停歇。毫无疑问，对于岭南文派、粤派批评等这类话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说到底体现的正是一种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或者说是一种近代以来绵延不断的对于建立广东（岭南）文学流派、文化学派等的一种在批评理论领域的当代回应。

鉴于广东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京派或海派文化的独有特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欧阳山就创办过一个粤语文艺刊物《广州文艺》，提倡粤语小说和歌谣体的通俗文学。欧阳山的《三家巷》、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和黄谷柳的《虾球传》，都是成功的“广味”小说，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京味”小说相媲美。吴有恒也坚持探索运用粤语来表现地方特色之路，他还率先提出了“岭南文派”的倡导，在《应有个“岭南文派”》中提出：“我是主张南腔北调的。”“广东人讲官话，非其所长，我宁可避其短。然而，也不仅仅是为了避短。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这地方语言中精彩的东西介绍给全国。”他的作品通过精心加工提炼的地方俗语、民谚和歌谣，不同于北方方言词法和句法的词语和句子，继续在“广味”小说的美学道路上跋涉。而杨干华、刘西鸿等，在“广味”小说的道路上也有探索。因此，“岭南文派”尽管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创作实践，但应该说是存在一条文脉的。

当然，新时期以来，“岭南文派”的概念有了发展，显然已不是“广味”可以涵盖的，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现代精神、商业伦理和开放意识的贯注，是最早对世俗性、现代性和平民性的对应和演绎。客观来看，仅就新时期文学30年和新世纪文学十多年来，广东文学界标志性的名家、大师，跟北京、上海乃至陕西、河南、湖北来比，确实存在影响力偏弱的问题。这个问题须从两个方面看。我们现在所说的名家大师，其实范畴大抵不离20世纪80年代启蒙时代沉淀下来的那一拨人，基本截止到80年代末的“先锋文学”。启蒙和先锋，作为一种评价当代文学的普遍标准，也是文学经典化的基本标准。这样一来，整体上相对平和、少剑走偏锋的广东文学，在那个时代就不会太受待见，沉淀下来的作家，也就相对有限。所以，如果从已经完成的经典化的标准来看，广东文坛确实缺少像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格非、余华等“咖位”比较重的名家大师。这点无可讳言。尽管随着近年来广东吸引了部分已经享誉国内文坛的著名作家入粤，如邓一光、杨争光、鲍十、魏微等，但尚未完全改变广东文坛在国内文学版图中的传统认识。

但是，这是评价标准——主要是启蒙、形式和乡土标准导致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看，如果从现代性经验的传递这个角度看，我们则会看到广东文学其实凭借陈国凯、孔捷生、刘西鸿、谭甫成、梁大平、石涛等书写的最早的现代性焦虑，刘斯奋对知识分子小说文雅传统的坚守，林贤治、筱敏等对学者散文、思想随笔的卓越贡献，张欣、张梅对都市人生人性的精细捕捉、描摹，吕雷、廖琪、杨克、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范若丁、肖建国、乔雪竹、吴启泰、南翔、郭小东、彭名燕、李兰妮、杨黎光、郭小东、陈启文、熊育群、东荡子、王十月、郑小琼、王威廉、黄礼孩、塞壬、吴君、盛可以、蔡东、毕亮、厚圃、陈再见、秦锦屏、吴岩、陈诗哥、谢宏、丁力、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张樯、孙向学、郭建勋、郭海鸿、弋铧、许石林、王国华、远人、王樽、王国猛、钟二毛、谢湘南、萧相风、欧阳德彬、海漄、王诺诺等对广东既定文学形象的不断刷新，萧殷、饶芃子、胡经之、黄树森、黄伟宗、黄修己、蒋述卓、陈剑晖、林岗、谢有顺、贺仲明、李健、汤奇云等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建树等，都已构成文学粤军的基本面貌，使得文学粤军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无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岭南文派或者说广东文学风格流派得以形成，一是体现了区位优势，靠近香港，相对来讲能够较容易接受全球文化影响和现代思潮影响；二是体现了移民文化优势，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也带来了更多思维方式的可能性；三是体现了经济发达、商业文明繁荣的优势，文学和学术从业人员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四是转型期社会发展带来前沿性问题的优势，有利于形成超前的问题意识；五是有文化兼容并蓄的优势，多种文化在此汇聚、碰撞、交融，减少了对地域、家族、师承等关系的依赖性，民主意识更易形成。

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文学文本中，香港文学最商业化，广州文学最世俗化，深圳、东莞文学最心灵化，其他城市的文学题材和风格则或偏于广州，或偏于深圳。其体现的精神气质，香港最是多元混杂，广州最具烟火气息，深圳、东莞最多个性抒发。就更根本性的文化支撑而言，则可以说香港更本土化，更认同一港之地“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百年小传统而非单纯民族国家叙事；广州更岭南化、传统化，既是岭南文化的正朔，也以共和国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开启岭南改革开放的时代，实现岭南文化重商性、世俗化的创造性转化；深圳是“改革者大胆设计出来的一座城市”，它的经济属性是首要的，也是突出的，同时它的移民占90%以上的人口结构也实现了这里各地文化、民俗的融合，移民文化成为其突出特征。而作为一座以科技立市、金融立市的城市，这里的文学主潮继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移民文学之后，新都市（城市）文学、科幻文学、校园文学等的勃兴，也渊源有自、实属必然。

以世俗性、商业性、都市性、现代性为核心的广东性、岭南性，仍是我们今天讨论粤港澳文化复兴、讨论大湾区文化认同的基底和话语前提。

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说，所谓“湾区文学”，包括当前部分学者倡导的“新南方写作”，以及岭南文派的升级再造，就不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区域文学流派，但不妨将“湾区文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将其作为审美现代性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它具有“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特质。“一体多元”——即在岭南文化“一体”之下，审美现代性呈现精英性和世俗性兼容的特点，体现一种价值多元和形式多样；“和而不同”——即用市民文学、城市文学之“和”去包容各种颇具差异性的相关文学形态（风格流派）之“不同”。唯此，才能呈现“湾区文学”的真正形态，呈现“湾区文学”的内在气质禀赋，也才能真正走向现代性、多元性、开放性的文学未来。

郭冰茹在《“南方”“新南方”与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一文中，说得好极了：自20世纪80年代“地方”被重新发现以来，不论是承载乡愁的乡土，还是追赶现代潮流的城市；不论是成为“风景”的地方，抑或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地方，都是作家自觉的建构与形塑。以何种方式认识“地方”、书写“地方”，以及如何处理“地方”所关涉的现代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当代文学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认知方式。[6]

这也正是在检讨“湾区文学”以及相关地域性、区域性、地方性写作种种花样翻新的标榜和冠冕之时，特别要小心之处，也是笔者深以为然之论。

注释：

[1] 邓一光：《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山花》2014年第3期。

[2][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5页。

[3][法]克里斯蒂娃：《从同一性到他者》，载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345页。

[4][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5]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晩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6]郭冰茹：《“南方”“新南方”与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5 年 第 2 期。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研究员，历任深圳市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深圳市评协驻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