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学与文化认同（或者说身份认同）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未被关注的问题。

关于身份与认同，最有争议、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的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等）而人为的建构起来的？今天，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欧洲小说中“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了目前已经耳熟能详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详细研究过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意指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3]。霍尔则认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4]。可见，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流离，挑战和解构本质论的、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流。

文化身份是一个被建构的过程，“广东文化”的形成[5]显然也是如此。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本质化的、一成不变的湾区文化的存在。湾区文化只能形成于湾区城市群不同亚文化、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区域文化、不同民俗民间文化、不同城市文化的交流、对话与博弈中。正如纽约文化、深圳文化的形成，也正如广州文化的新变。湾区不同城市的文学，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呈现（表现和再现）湾区的人事物、身心灵，呈现这个区域的恒久与变化，世相与民生，人心和人性，形象与映像，投影与倒影，经验和想象……至此也就足够。

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文学文本中，香港文学最商业化，广州文学最世俗化，深圳、东莞文学最心灵化，其他城市的文学题材和风格则或偏于广州，或偏于深圳。其体现的精神气质，香港最是多元混杂，广州最具烟火气息，深圳、东莞最多个性抒发。就更根本性的文化支撑而言，则可以说香港更本土化，更认同一港之地“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百年小传统而非单纯民族国家叙事；广州更岭南化、传统化，既是岭南文化的正朔，也以共和国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开启岭南改革开放的时代，实现岭南文化重商性、世俗化的创造性转化；深圳是“改革者大胆设计出来的一座城市”，它的经济属性是首要的，也是突出的，同时它的移民占90%以上的人口结构也实现了这里各地文化、民俗的融合，移民文化成为其突出特征。而作为一座以科技立市、金融立市的城市，这里的文学主潮继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移民文学之后，新都市（城市）文学、科幻文学、校园文学等的勃兴，也渊源有自、实属必然。

文学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风向标，香港、广州、深圳、东莞等每个城市的作家，都写出了他们在地的与属地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经验的与想象的文学，写出了他们的文学中的城市。比如深圳，在特区发展和经济运行、社会变革过程中，深圳的文学率先描写了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观念，为全国奉献了移民文学、城市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网络文学、青春写作、科幻文学等文学形态。很多文学形态，大多在全国率先出现。比如，深圳城市文学在描写中国改革开放题材，展示、传输现代观念上，像早期“现代派”作家刘西鸿、谭甫成、梁大平的作品，最早呈现了当代中国的想象和现代人的精神主体，打工作家最早表现了新时期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底层女性觉醒。深圳文学集中表现了时代精神和深圳社会生活本质，在全国各个时期的文学图谱上，深圳文学以其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及时反映而独树一帜。深圳这座城市容纳了形态多样的文学写作，形成了众语喧哗的都市文学景观。

香港作家和广州作家也同样如此。比如，香港的大众文学写作、现代主义写作，广州作家的女性写作和商业性市民性偏好，都切合了各自的经济和文化特点。文学虽然不会直接引领一个城市的文化转型，但会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缓慢起效。45年来，我们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轰动效应中启蒙精神以文学方式的高扬，见证了港台流行歌曲、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对一代人的形塑。放诸历史，我们也知道古希腊文学、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美国废奴文学、俄苏现实主义文学、中国抗战文学等等曾经起到的作用。长久看来，文学可有助于扩大国民心胸，提高审美感受力，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共生互动，不可或缺。同时，在深层意义上，其能够以无穷的想象力感染社会，陶冶情操，创造人类生存的诗意，重建广阔的精神和心理空间。它蕴含着丰富的人类思想资源，丰富了当代思想的基础，对于指引当代人的精神归依，解决社会文化路向，疗治时代精神病苦，重建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塑造、彰显和维系城市精神起到独一无二的作用。

文学的作用，既不要高估也切莫低估。我们知道鲁迅先生说过文学是民族精神的光亮，是温暖人心的微火，也说过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文学就是文学，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爆炸、获取信息便捷、文学入门再无门槛、图书获取触手可及的时代，我们更无法把文学的功用想得过高。文学的口号，或者动员令式的宏大无比的概念，显然更不可能起到历史上类似于国防文学、抗战文学之类的动员作用。但文学又是可溶于水的盐，是伴随闪电而来的雷声，是摹仿与印象，是表现与再现，是共情与移情，是言志与言情，是定型与变形，是救世与救心。文学的功用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只有在文本中，而不是在口号中，经验与想象两者共存。文学中的湾区和城市，哪些是经验中的，哪些是被想象所赋予意义的，被赋予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又是怎样被赋予意义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写作者能完全把控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文学中的湾区和城市，并不完全来自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区域和共同体，也即“文本湾区”。正如深圳，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特区建立、城市崛起,，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修辞策略，并主要被表达为国家意义与现代化、城市化意义，以此构成了“文学中的深圳”这一强大的现代性身份。“湾区文学”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