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莲花山》2025年第二期

“湾区文学”与文化认同：地域写作中的权力关系及其迷误

 于爱成

大都市群时代、大湾区时代的到来，必然会迎来都市文学写作的高潮和主潮，这种湾区时代的新文学也必然对过去的城市文学写作形成兼容，产生变革，在兼容共同地域性、时代性、城市性、国际性基础上，在葆有城市文化的连续性、保持文学创作所必然要求的识别度、个性化的前提下，呈现都市群文学主题的某种共性特征。这时候，很多人呼唤大湾区文学时代的到来，“湾区文学”的概念也随之而出了。

一

对“湾区文学”命名，我们首先需要警惕其中的“统合”性命名机制可能带来的权力话语迷思。毕竟文学是过于个体化、个性化、多元性和丰富性强的精神表达。和其他省份的书写者不同，大湾区或者说当代珠三角的书写者，往往要面对这样一个话题：自己与所生活的这个省份、这片区域、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里能写什么和怎么写。通常认为，其他省份的写作者与所生活的地方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地域性、区域性关系先在地存在并得以确定而没有纠结，但湾区的写作者却无法摆脱、无从逃避这样的追问。

以广州、深圳、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占据主体的移民写作者为例，我们会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能说清，也并不会主动思考自己、自己的写作与所在区域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是否已经建立起某种关系或如何建立起某种关系这类问题。他们只是遵照生存和发展的法则，以移民的身份来到这里并进行写作，而并非在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与属地进行关联。身为“他者”，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率先启动的区域，无论生存还是写作，他者的身份始终存在，兴奋感、新鲜感过后的撕裂感、焦虑感、不适感的普遍存在也不言而喻。

正如著名作家邓一光所指出的，在深圳、东莞等地，几乎很难找到一个从容不迫的书写者，甚至找不到一个有理论准备和书写谋略的城市书写的潜伏者。“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依赖，让大多数写作人委身于现实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体制代表的时代风尚，急匆匆、懵懂懂与××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这样一些符号画上等号，并以获取这样的符号为荣，放弃对历史、命运、时空的观照和抒写，不但没有视野景深，也没有文学想象力所要求的对现实真正的疏离与颠覆”[1]。在上述写作中，写作人自身隐身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不见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以××地域为统一命名的格式化写作行为。

在全球化大潮中，还有多少写作人的生活及写作具有连续性？这个问题其实不言自明。珠三角地区或者说大湾区的写作者尤其如此，他们没有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西安等同行那样的文化脉络、文化积淀、传统谱系和文化背景，也缺乏对成熟城市文化的总结能力和把握能力，因此，除了现代性焦虑和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写作，珠三角城市群乃至大湾区其实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写作。这里的作家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对旧有经验的纠缠和对新鲜经验的茫然，进退失据，左右游移，在这种处境下，当下广东的文学，尤其千呼万唤的“湾区文学”难以迅速出现成熟的文学形象、产生成熟的文学经验，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因此，广东不是所有广东作家和诗人的本土，湾区也不是所有9+2城市作家和诗人的本土，甚至也不会是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的本土，广东、湾区也远没有成为所有广东、湾区作家和诗人认知世界中的精神家园。

当我们探讨“湾区文学”话题的时候，也许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真的有“湾区文学”存在吗？如果有，它是什么？难道素材和内容与广东、岭南、珠江、湾区有关，就等同于广东文学、湾区文学吗？难道在这里生活，就一定会与以这个省份、这片区域、这座城市命名的文学书写发生关联吗？

当我们谈论“湾区文学”的时候，环境无疑是重要的，它指证生命的可能性，激发写作的可能性，但我们还是需要提醒自己，写作和阅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有在冲突的环境中，写作才会被全然打开。因此我们可以说，写作，与地域有关，与区域有关，但与地域符号无关，与区域符号无关，或者说无足够的紧密关联，其中的权力关系是需要警惕的。

可以说，所谓“湾区文学”（或“大湾区文学”），并不是一个本质意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又译本质论，是卡尔·波普尔在1935年提出的术语，其内涵与同唯名论对立的唯实论大体相当。文学领域中的本质主义从柏拉图诞生起就一直存在。文学本质主义是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 各种文学本质论为基础,将文学本质论推崇为一种形而上学"真理"的观念。）上的文学流派，这样的概念也不存在。但不妨将“湾区文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作为审美现代性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

无论文学题材、主题怎样移易，作家始终以最具识别度、最具力量的个性化、不可通约、不可模仿的笔触，用或悲伤愤怒、或令人欣慰、或直言不讳的感时忧世的作品，维护世界上最复杂、最重要的城市文化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