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凤鸣：看见这个群体为城市“打底”支撑的作用

（城市自媒体《深圳客》创始人）

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女儿提醒我说“爸爸，你要给奶奶打一个电话”，我女儿四年级，十岁。我就愣了一下：“为什么？”“今天是母亲节呀。”我确实是懵的，因为昨天晚上工作到很晚。然后她说：“你要给奶奶打一个电话。”我从来没有在母亲节给我母亲打过电话，包括父亲节也没有过任何的礼物表示，哪怕是一句话。今天我躺在沙发上，我还是拨通我妈的电话，聊了差不多有五六分钟，后面还是没有说出来“母亲节快乐”这几个字，很羞涩。我女儿在旁边就一直盯着我，要听我说，但我还是没有说出来，就把电话挂了。但我妈应该是会感觉到什么。好像是没话找话一样，兜了一圈子，我说最近怎么样？她说我爸一定要在平滑的院子里搞一块地，拦不住，要种红豆。我说种红豆要吃吗？她说不吃，吃的是黄瓜和西红柿。我说不吃，种它干嘛？她说要卖。卖多少钱？我妈说可能几块钱吧，说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拦不住。

这是今天跟主题应景的切身感受，关于“母亲”这个词小小的一个感触。朋友圈里也看到“其实不要惹妈妈生气就是最好的最大的节日祝福”。你不要让她牵肠挂肚，不要让她操心，或者是到了她应该安度晚年时让她有一种舒心的环境，这是做儿女的应该要有一种的责任，这是传统孝道的一种责任。

我一口气读完《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小满说过，她从一个私人的领域、从自己母亲的身上切入，其实能够映射出来整个中国大量农村妇女的生存现状，甚至包括我的母亲或者其他的亲戚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的生命经历。而且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有的人在持续，有的是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变化。我觉得小满在这点上充满了一种勇气。我扪心自问，我是没有勇气把我的母亲通过这种形式写出来，我认为我自己是做不到的。她作为一个女性，在书写自己的母亲，如果说大一点，她也是在书写中国人的母亲，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小满提到过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从个人到公共，另一个从个体到群体。从个体到群体，其实透过母亲书写像母亲这样一个身份与职业的群体。这也是我们做媒体的过程中，经常要思考和观察的城市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拿我们公司来说，一开始当我的行政同事跟我说，我们公司要请一个保洁员时，我感到疑惑，问为什么要请一个保洁员？他说同事们的工位以及工位旁边的垃圾篓，都得人来清理。每个人自己清理不就行了吗？不行，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岗位，他们是不干这个活的。我后来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找了一个保洁。我说保洁从哪里来？他说就从我们楼里打扫卫生的几个叔叔阿姨中随便找了一个。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给的月薪差不多是600块钱，后来是1600多块，前几天又给人家加了100块，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在直播，下播后场地乱七八糟的，工作量增大了，又怕人家不干或者又干不好，我们才主动跟人家谈。他们白天在园区里承担着扫落叶、打扫公共空间的工作。我后来跟阿姨认真聊了一下，她应该是同时接了几个活，像我们这样的应该有三四家。昨天我们开会开到一两点钟，我们走的时候留下一堆垃圾，然后同事就说让阿姨明天早点来，我们上午还要干活。结果，阿姨凌晨五点钟就来了。九点半上班，阿姨五点钟就来了。可见，他们的劳动强度应该是非常大的。

另一个点是，家政的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如果有多个雇主，虽然累，但应该还算是有一份不错的收入。相比来说，如果是在老家里，现在很难找到这么一份稳定的、有保障的收入。她说接了三到四家的活，他们的基本工资可能是四五千、三四千。我就跟她闲聊，她是湖南那里的，这里没有儿女，自己在这边租房子，她老伴好像也是做这个的。有一次她不小心给我打碎一个喝茶的杯子，她应该是很紧张，因为她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办公室，她把残破的杯子放起来，拿一张白纸垫着，放在那儿作为证据，第二天主动跟我们行政的同事说：“昨天晚上打碎了一个办公室的茶杯，这个茶杯是不是很贵？要多少钱？我要赔偿。”一听就很感动，有的人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承认了，或者把东西一扔，那么多茶杯也未必会被发现。这个阿姨让我感觉到很放心，所以前几天说赶紧给她再加一点工资，不然她不干了。她不干了之后，可能我们最近打扫的强度，别人来未必愿意干，甚至可能开的工资还要比现在高。

这个群体确实是为我们城市做出了巨大的看不到的奉献。我觉得深圳这座城市能够有这样的环境或者文明程度，跟背后筑底的这波人是分开的。我们的社会并没有进化到卫生间不要打扫的程度，那是日本达到的水平了。日本没有人常年在那儿死守。

这个群体在我们社会是起到巨大的筑底的支撑的作用。大多数刚性的工作其实是社会里不可或缺的，包括打扫卫生、厨师、建筑工人等等。离开这拨人社会无法运转，但是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待遇一定是最低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

我觉得深圳这个城市，虽然目前它是全中国平均年龄最年轻的城市，但是服务我们、打底的这波人确实是高龄的。包括现在坐出租车，基本上看不到特别年轻的二十多岁的司机了。包括在餐厅里面的服务员，感觉他的动作比你都要迟缓，慢慢地给你端上一杯茶。越来越多老龄化的迹象呈现出来，年轻人不愿意干这样的工作。老年人在承担这样非常繁重的、重体力的责任。我们如果能从制度性或者某种机制性的角度出发，能够系统地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他们的福利问题，不至于这拨人的老年生活没有保障就好了。除了跟子女随迁之外，要想老年人在这里扎根生存下来，可能性是没有的。希望他们回乡以后，能有不少的养老钱。我觉得这是应该从制度设计层面思考的问题——如何对这拨人有更好的关照。

徐宇珊：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保洁”群体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深圳妇儿基金会监事）

今天是母亲节，我先谈谈母亲。尽管我们的母亲各有各的不同，但都会在这本书中看到自己母亲的影子。我的母亲是小满书中所说的，那个有工资、有退休金的母亲，好像是春香阿姨很羡慕的一类母亲。虽然我的母亲是在城市生活，有退休金，好像跟春香阿姨很不一样，但是我依然在书中看到了我妈妈的影子。比如书中提到，妈妈很善于用她的方式跟各种人交往，很快就打成一片，成为朋友。我觉得我妈也有这样的本事，不管我们在哪里住，她都会跟邻里迅速成为朋友，甚至我的一些朋友慢慢地就成为她的朋友，她经常跟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互动交流。今天母亲节，我妈妈收到了五六个大红包。我跟她说，你看多值啊，你生一个孩子，还可以收到这么多母亲节的祝福。而且母亲们都有独到的生存智慧，比如我妈一句英语都不会，但是她跟我在美国生活时，可以畅通无阻地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帮我买卖二手的物品。小满的书中提到，妈妈会捡到缝纫机等各类物品。我的妈妈也有这样的本事，她经常在楼道里捡些床垫、桌子、椅子等搬回家，觉得物超所值。同时我也会看到，每一个妈妈都有顽强的生命活力，她们都在尽其所能地托举儿女。就像小满估计也是在中小学同学中比较出色的个体，背后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母亲在托举我们。

如果说到从个体到群体，我想再探讨一个价值感的问题。可能小满的妈妈春香阿姨会觉得“我在劳动中获得收入”是有价值感的。像我的妈妈，她有比较丰厚的退休金，她的价值感来源于哪儿？我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她的价值感来源于为我的服务、为我在深圳这个小家的服务。她一退休刚好我就生孩子，她一直帮我照顾孩子，等到孩子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希望跟妈妈分开住。当时我妈妈有强烈的失落感，因为她觉得“你们家孩子大了、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可能那个时间是我与我妈，我的小家，新家与原生家庭的真正分离。虽然很痛苦，但我们必须面对。我不断地告诉妈妈，你不需要为任何人服务，你要为自己生活，你为自己生活就是有价值的。幸运的是，这些年我在成长，我妈妈也在成长。妈妈慢慢认识到了她才是最重要的，她现在作为母亲的身份、作为外婆的身份不是第一位的，她作为自己，她好好地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妈已经知道，她活出她自己就是她最重要的生命价值。说句不厚道的话，现在我在培养独立的女儿，也在培养独立的妈。她出去旅行，自己订火车票、订酒店，自己往返车站，都可以搞得定。这种“我能行”就是一种价值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活成了她自己，我活成我自己。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这七八年中，我们彼此在深圳的成长。

这本书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保洁”。“厕所革命”是深圳的一张名片，就像我们到其他地方一段时间，最想念的可能是深圳的厕所。但是我们可能不会太去关注背后为什么那样地整洁。恰好因为有了小满这本书，她让我们看到干净背后隐秘的角落。上周我到了一个商场里上厕所，一个保洁阿姨竟然主动跟我打招呼，我当时刚看完书，听到阿姨说“你好”很激动。这本书中写到三十多种清洁工具，我最近也留意到在很多公共场所都有保洁流程图，要求擦多少遍、怎么清洁。小满这本书把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隐性的东西给显性化了。

像刚才大家提到的制度层面，我对书中两点印象比较深。一是保洁这个群体似乎没有自己的协会，最为原子化。书中写道，保洁阿姨处于科层的最底层，上面有管理层，有作为乙方的物业，甲方等等。对比保洁、环卫工人、家政服务员，会发现，深圳环卫工人有专门关注环卫工人的美丽深圳公益基金会，经常会有关爱环卫工人相关的公益项目和志愿服务，家政服务员也有家政服务业协会，但似乎没有专门关注保洁的组织和公益项目。

张小满：环卫工是属于深圳的城管系统，因为他们是有养老金的，在深圳缴满十五年，就可以拿到深圳给他的养老金，城管部门会给他们交社保的。他们是属于城市环境管理，他们是政府部门的外包。保洁基本上是属于物业管的，物业本身就是一个乙方，他又找了一个外包公司，相当于是双层外包保洁，所以他是没有任何的保障。

徐宇珊：在公益项目中，会有些关注新就业群体，例如给外卖小哥、给快递员的服务等，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给保洁这类群体的帮助。我想如果在政策角度出发，我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可以给到相关的公益组织，期待公益组织能看到保洁这一群体的需求，设计相关公益项目。另一个印象很深的点是书中提到的大超市当天的食品被浪费以及制止保洁员垃圾分类，卖纸皮的事情。书中提到大超市的临期食品即便被倒掉也不能送给保洁阿姨；在政府大楼里提倡垃圾分类，但在大型商超里如果保洁阿姨偷偷藏纸皮是要被惩罚的。这些其实是不利于整个社会宏观层面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在国外超市的临期食品用于公益慈善是非常普遍的。怎么样推动我们的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不管是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责任，还是救助困难群体的责任，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张小满：超市更多是出于担忧，因为他们担心这种东西吃了，万一有人生病了、食物中毒，政府会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为了减少这个麻烦，宁愿把这些东西浪费了。食物有赏味期，越新鲜就可以卖得越贵，附近豪宅小区的人会买得越多。其实它是一种经济规律，消费社会带来的一种必然的操作手段。他为了避免他的责任就宁愿扔掉，因为“万一有人吃了中毒，那我就要为这个人负责”，因为他本身没有道德义务。

徐宇珊：对，我们的企业只关注了经济价值，没有关注这个事情背后的社会价值。国外的超市有专门的地方放临期的食品或者捐赠给食物银行，这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也许在消费主义阶段，大家关注最佳“赏味期”，也许下一个阶段，大家会更看重社会公平、正义、环保、可持续发展等。我觉得可以推动企业做些事情。

张国燕：给予家政从业者尊重，从自身做起

（深圳市家庭服务业发展协会秘书长）

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也马上70岁了，我今年68周岁。同样作为母亲，我对这个为母亲专门设的节日，感到非常荣幸。我今天收到了媳妇给我订的鲜花、给我订的蛋糕，她还邀请我中午吃了一顿大餐。我这个母亲，当得很幸福。

拿到《我的母亲是保洁》打开翻阅就被深深吸引，第一时间产生一口气读完的欲望，但是困于年龄、眼睛不给力，也困于时间很有限，读了几天。我也是学文学的，看书有一个习惯，边看边标注边做笔记；我看书不是“一目十行”，看的过程中耳边会有一个声音在朗读，边读边领会。

在读的过程当中，我有一种什么感觉？有一种亲切感，一种熟悉感，为什么会亲切熟悉呢？我是2008年来到深圳的，我是教育出身，在内地是高中校长，提前退休来到深圳。一开始在别的行业，2011年进了家政行业，从2011年到今年，我也在这个混了13年。看你这本书，我为什么觉得熟悉？我觉得实际上保洁员跟我们家政服务保姆很像，她们做的好多工作是一致的，而且好多公司、政府，或者商超的保洁员就是家政公司派驻，所以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有亲切感，而且有熟悉感。我在机关经常出入，现在是在写字楼工作，而且商超，我也经常出入，这些保洁员，我们不乏接触，再加上我在这个行业的原因，我对她们就很熟悉。

我们熟悉的保洁员们，不管是公司还是商超、政府的保洁员，他们有31样工具。今天来到读书会现场的有“轻喜到家”公司的阿姨，她们是从保洁做起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工具有多少，但是她们保洁有专业流程，有107个环节，确实比较专业的。

我重点谈谈书中的主人公，春香和春香眼中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人，和我们家政的保姆，我想做一个对比，她们工作有交叉，很类似。首先类似的是她们的家庭背景。作者的爸爸妈妈在这个行业里、在这个群体当中是比较幸福的，为什么？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女儿，有一个栖身之地。更多的，我今天带来的这些阿姨，你问问，她们在深圳有亲戚吗？有朋友吗？有落脚的地方吗？大多数都没有。她们背井离乡，抛舍丈夫或者老人来到深圳，为的就是挣那点钱。挣那点钱是做什么？衣食住行，所有的这些都离不开钱。她们来到深圳以后，她们所吃的苦，她们的遭遇有的可能比你妈妈的更加辛酸、更加艰辛，真的。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大部分人是不会背井离乡，来深圳寄人篱下做保姆的。

刚才徐博士说，保姆这个行业有人关注，保洁员行业没人关注。如果把保姆跟保洁员放在一起，我觉得她们的遭遇比起我们好多保姆的遭遇来讲可能要好多了。我们家庭保姆住在别人家里，24小时有监控，家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双眼睛在监控她们，所以她们在雇主家里是很艰辛的。虽然社会上一些保姆出现过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或者有一些道德沦丧的行为，但是大多数保姆还是心地善良的，还是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雇主服务的。

她们为什么要去干这样的工作，有的现在还在雇主家里吃不饱的。我们现在物资这么丰富，最不值钱的就是粮食，但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还有吃不饱的阿姨，因为雇主家里一个红薯是一顿饭，煮米饭的时候限定是几杯米，所以她们吃不饱。还有终日吃剩菜剩饭，和狗住到一个房间里，住到阳台上的。主人真的是不把她们当一个人来看的家庭，真的是有，不是没有。如果说起她们的辛酸，真的，我们听了以后很难受，很同情她们。为什么她们还要选择这份工作呢？需要，家庭需要，她个人的需要，她们要挣这份工钱来养家糊口，来改变家庭的生活质量，不得不从事这份工作。

家庭背景来讲，我觉得她们有好多相同之处。因为我是深圳市家庭服务业发展协会秘书长，我们协会从2011年开始给这个行业做摸底调查，有多少企业、有多少打工人员，这些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身份、年龄特征、性别、学历、薪资结构等等，我们都做了调查。在这些人当中，出来打工的大多数属于家里不幸福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家庭，夫妻和谐和睦的家庭，大多数丈夫都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妻子去打这份工。大家能理解吗？有的人就是出来了也干不长久，很快就要回去了。能干久的，要么是缺钱的、家庭贫困的，要么是夫妻感情不和的、离异的。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女性，而且年龄偏大。

另外，我还想说她们的遭遇和经历。小满笔下有写一些上级领导对她们的斥责、辱骂或者批评等等。但是住在雇主家里的这些保姆，包括雇主刚学会说话的孩子们都会歧视她们，因为他们从父母长辈的眼神和态度当中已经接收了这不是他们家的人的信息，她就是他们家的保姆、下人、佣人，所以她们在雇主家里根本得不到尊重，而且完全没有隐私，甚至吃不饱，没有良好的住宿条件，相比之下你妈妈是幸福的。虽然你们家里小、拥挤，但是跟女儿住在一起，她有自己的家。

在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过了五十岁，雇主一般都不太挑选，这个行业的最佳年龄是25岁到45岁之间，因为这个年龄阶段年富力强又有经验，产出是最高的。深圳年轻的雇主都喜欢雇一些年轻的阿姨，为什么？好使唤。年龄太大了，滑倒了，受伤了，他们还要承担责任，而且也不好使唤。说重了，不好意思。说轻了，不管用。所以年龄大的，一般都去做养老护理员和保洁员。年轻的，才来做保姆。

做保姆的工资，显然要比保洁员高一点，为什么会高一点呢？她是24小时服务。除了睡觉时间，24小时住在雇主家里。一个育婴员，带0-3岁的小孩，可能现在起价就是5000块，但是她辛苦，她不是8小时工作制。月嫂为什么工资那么高？她24小时待命，有时候遇到产妇和新生儿身体状况不好，24小时都在工作状态，所以月嫂干几年头发就白了，这非常正常、非常普遍。她们拿的钱真的是血汗钱。

收入上来讲，保洁员工资偏低一些也是有道理，因为年龄偏大，在保姆行业不好找工作，而且劳动强度在单位时间内要强一点，但是工作时间没有住家保姆时间那么长。

最后，我想讲讲我理解的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的价值并不是出版以后就让大家同情保洁员，我想更大的价值在于激起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尊重，这个尊重很重要。现在这个群体之所以处于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就是尊重不够。我们不是要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悯、同情，而是要尊重他们，对他们的尊重要从自身做起，也就是书中提到的，少扔一个纸团，少吐一口痰，这就是配合他们。我觉得也应该对做家政的保姆，对她们所做的工作有基本的尊重和配合。我们家也请保姆，我能与她们感同身受，“寄人篱下”的感觉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不好的。

我还想对作者小满说一些话：感谢你，感谢小满把笔触落到了家政这个人群，触到了这个行业。你触到了保洁员，我觉得就是触到了我们家政、触到了保姆，因为她们的工作是有相通的。同时我也很佩服作者能帮她妈妈干活，不管是出于写作的需要也好，还是帮她妈妈分担一部分力气活也好。她能够深入到一线去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我觉得这点非常敬佩她。作者通过自己的妈妈，通过妈妈周边的人群认识了保洁员，更把她们搬到了书上，让社会人都能真正了解她们、尊重她们。出于这一点，我代表我们家政行业感谢小满。同时，我也想对小满和以小满为代表的作家提一点期望，能不能也出一本“我的妈妈做保姆”这样一本书？看到没有，她们自发的掌声就出来了。因为她们的辛酸，真的可能比你妈妈还要辛酸、还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