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说到人物的塑造，全书的结构说来也简单，就是围绕曾小英的一家来展开，可以名之为“大澳一家人”（实际是大鹏一家人或南澳一家人）的深圳故事，重点是写周正周全两兄弟的创业史或深圳本土民营企业家的威水史。明面上，是两兄弟的成长史，或者说是一部两兄弟的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记录了深圳民营企业家的道路和命运，也表征了改革开放一代深圳人在国家转型时期的蓬勃自强的现代精神和商业伦理。

而在暗面上，在潜藏之处，暗流之中，则这一切的故事的枢纽，都以苦命或好命的曾小英为呼应，她不仅是各有事业且都可以称之为成功的三兄弟的母亲，而且她还勾连起来深圳、惠州和海南，勾连起百年中国的叙事和故事，她的父母参加过东纵大营救，她投身过海南橡胶园垦殖，她与她的父母经历了文革和逃港潮，而且自己的丈夫周亚鹏和长子周成还参与了逃港，让她实际上自30岁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儿寡母，守活寡到终老；改开之后她作为港商丈夫（逃港后又再婚）前妻（尽管没有离婚也不再存婚姻之实）、三个都投身商海的儿子的母亲，更是与大时代脉搏紧相共振，儿子们的情感生活背后都有她的看得见的手的拨弄，尤其小儿子周全的婚姻就是她负责拆散一对包办一对；最后一章周全的40岁生日大团圆式的结局，也是她负责张罗。这个女人的戏份不密集，但如同一根线，负责贯通全篇，贯通各种人物关系；她的剧情也不剧烈，全书对她所遭遇的如同天塌下来一般的苦难表现得也不算充分，但在小儿子婚事上的插手，作者却不漏声色不事张扬地刻画出来苦难对她的改变，她的坚韧、顽强、执著甚至极端，包括她的不再跟周亚鹏有任何来往绝不宽容让步原谅，跟她的对独立养大的周全的严苛，是如出一辙的，也是同样的必然的逻辑。说来这该是深圳题材的长篇小说所塑造的第一个本土客家女性形象（在黎珍宇笔下，我们看到过追求两性平等和女性权利的深圳知识女性的形象；在盛可以笔下，我们见识过走向海外的打工妹形象；在彭名燕笔下和乔雪竹笔下，成功塑造过女性企业家和南下深圳下海的女性作家形象；吴君近作也提供了嫁到香港的深圳原住居民女性形象等等），丞卫笔下的曾小英完善了深圳文学的人物画廊。

曾小英形象的塑造，当是意外之喜，不是作者的本意和用心所在。他的用心在于两兄弟的成长、创业，以及附丽于其上的现代企业精神和伦理的养成，也以小说为方法，发出他的更为深沉的思考。从而，丞卫经营的这部长篇的重心，在于这帮爷们。最没有责任心、最可谴责、最应该背负终身愧疚需要终生赎罪的，是周亚鹏，他的苦闷不是抛弃待产妻子和弱小二儿子的借口，他是个不负责任的势利之徒，但他却可以在改开之后堂而皇之回乡投资，成为了第一代港商，而且还成为了两个儿子创业的教父，以及资金的后盾。对于这个人不好一概而论。站在不同的角度，也能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但没有良心、没有担当相当于没有底线，这样的人，无论怎样的文化传统和评价体系，都是道德上的无耻小人。丞卫其实也不敢对他施加更多笔墨，权且让他充当一个符号，既是政治意义上（勇闯海南的积极分子和割胶队队长，以及逃港者），也是经济意义上（第一代港商），这是一个功能性、象征性的存在，也是深圳题材不可绕过人物原型。

大儿子周成其实也不敢说有多正常，逃港时他已经八岁，按说应该对母亲有很深感情。但他在港长大，赴英国留学，学成回港进入设计师事务所后，才受父亲之托，回乡参加周正的婚礼并看望母亲——说来也是一个白眼狼的做派，毕竟，1980年特区建立之后，1955年出生的他此时已经25岁，已是成人，完全可以分分钟回乡看望生母，而他不回。书中的他其实在大澳这一家人中，面貌是最为模糊的，也像是一个功能性、符号性的存在，他以血缘的便利，承接了若干弟弟项目的设计业务。也算是深港合作的一种模式，港商参股的一种方式。这样的粗糙（而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

周正周全两兄弟的故事，是全书的核心。因曾小英所处的困境，也因曾小英姐姐曾小芸和丈夫李家福膝下无子，经曾宪强阮爱珍二老做主，周正就过继给了大姨一家。后因大姨夫李家福出车在大小梅沙附近因台风因公殉职，作为养子，他就与“城里的妈妈”及外公外婆相依为命，少年早成，为了减轻养母的负担，自作主张主动退学进入社会，历经建筑工地做小工、作为最后一代知青下乡、因公负伤返城就业、监理外企装修工程、承包采石场、带施工队进特区承包工程、试水房地产业等等创业历程，成长为深圳最早一代白手起家而经历丰富的民营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其实在深圳所在皆是，尤其是地产业的一代民营大亨，若干都经历了做小买卖（卖菜、卖海鲜、卖农产品）、承包小工程（无论建筑工程还是建材生意）而渐渐做大的过程。这样的企业家让笔者感到亲切熟悉，而且身边的亲友也沐浴时代的阳光雨露得以在这样的企业谋得一份做到退休的工作。是时代的大势，也是政策的红利，苦难之后的奖赏，也是他们不屈的生存意志的馈赠。周正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是进入特区打拼取得成功的企业家的形象。

与周正的特区故事相比，周全的故事是关外的故事，大澳（大鹏、南澳）的故事，他专注于一岛一地（公社），生长于兹，扎根于兹，深耕与兹。从而作品主要的篇幅，以花开两朵的方式，将两兄弟的创业，一个放在特区，一个放在关外；一个从施工队进入地产业，每一步都踩对了时代的鼓点；一个主打在地文旅，开发海岛小镇，从营运到酒店到歌舞厅、婚纱摄影，都一步也都为地方发展所需。

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也是大时代的幸运儿，他们参与了经济高潮深圳创富中国崛起的神话叙事，他们也成为深圳百千万因财富而改变了命运的成功者，他们都是深圳之子。除了改变命运的不屈不挠不惊不怖的追求、意志和勇气，他们有他们的运气，关键时刻总有人帮（无论他们的外公、父亲，还是得到外公关照做到副区长的欧伟德之于周正、做到镇书记的曾爱华之于周全）；他们也有他们的正直和诚信，两兄弟并无任何不良嗜好，包括他们的恋爱婚姻也都中规中矩，并无出格之处，甚至连对除了恋人之外的异性的欣赏和迷恋都几乎没有，是严格意义的客家好人的形象，客家文化的基因和传统的积淀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一点，杨宏海先生也曾经做个调研，提出过深圳东西部民系青年人的比较问题，比如沙井西乡的族群与布吉龙岗的族群因文化传统差异，而造成的“四不青年”的多寡比较）。当然也一定有他们的难题、瓶颈。作为民营企业家所可能遇到的问题，一个都少不了。如大环境、风口政策、企业管理、用人、员工素质、企业家精神、商业伦理、地方黑恶势力、欲望与道德冲突、内外勾结商业诈骗等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两兄弟分别都有领教，并在磨难与历练中成长。

但这样的创业故事，经常是枯燥的，无论是家长里短、矛盾冲突、商业运筹、勾心斗角、背叛欺骗、不虞之祸，还是作家必然代入或融入叙事的观念理念，说来都是事理和情理，都是经验和体验，都是一个新的世界的打开和新的生命的萌生，但小说毕竟是世俗的技艺，从世俗中来也要回到世俗中去。所以，也就有了作者笔下人物故事中的情感生活，有了三兄弟各自的情爱历程。当然，周正与黄亚蓉、周全与袁真的情感故事说来并不曲折，无多波澜，也不奇异，总体就是一种功能性的特征，其对人物成长的作用是水到渠成的成全，而不是直接而必须。他们的结合（联姻）更像是一种陪伴和伙伴关系，也有现代工商业社会经济运作中的互补关系，这其实也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无论周亚鹏还是三个儿子都共享这样的一种价值。在这样的价值观下，周亚鹏哪怕曾经与曾小英两情相悦如火如荼，但执念一起说走就走，抛妻弃子偷渡香港，再成家立业；妻子在他眼里是可以牺牲的；大儿子跟香港女友在英国登记而在香港补办婚宴，邀请了母亲和深圳亲友的出席，曾小英自然不会踏上那片土地，周成已经完成了他的西化和港化，跟香港媳妇定居伦敦，连香港都已经少回，对深圳亲人本也寡淡；二儿子的成家也是本着简单化和实用化的原则，选择了自己同事朋友赖宏亮的妻妹，边工作边谈情然后成家，成家后也成为管财这核心业务的工作助手；三儿子的婚事闹得动静最大，因为先是跟漂亮能干的湖北妹刘佳相爱，受到曾小英的反对而作罢，他并不做过多坚持，以拖待变经过两年不冷不热而一拍两散；最后跟曾小英选定的同村姑娘袁真结婚。

这种种的情感的故事，说来也不精彩，更少绚烂和惊艳，总体呈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传统婚恋观，而不是现代爱情观。每个人都很正常，婚后生活也很正常，各有各的对于家庭生活的接受和顺应，他们是一群正常的客家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