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叙事：“我”即作者，作者即“我”

在徐东数十篇小小说作品中，第一人称叙事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尤其是以文人为叙述主体的作品，几乎全部使用了第一人称。如《耻》《同事》《帽子》《大师》《读者》《陌生人的欠条》《别让好人吃亏》《二十年后再见面》《我想请个女秘书》《无处不在的女孩》《请让我再想一想》等。徐东为何这么热衷于第一人称叙事呢？

一般来说，作家使用何种人称和视角来叙事，主要取决于素材的品质。如果是小的时空内的故事，人物又相对较少，第一人称可能比较恰当，因为使用此种有所限制的人称，会带来特别亲切和真实的效果。诸种题材中，有一种尤为适合第一人称，它就是对自我丑陋的揭露、惩罚和批判。如《陌生人的欠条》中，“我”无疑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和高尚情操的小说家，但在“我”借给陌生人钱和拒绝陌生人回报的态度上，“我”还是多少有些虚伪；《耻》中，面对诗人李校长的锒铛入狱，自认为还算纯粹的“我”，其实“也有可耻的一面”，因为在李校长锒铛入狱的路上，“我”也曾以诗人的名义送过烟酒。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无疑是《别让好人吃亏》。在《陌生人的欠条》《耻》等作品中，自我揭露和批判毕竟不占主体，但在《别让好人吃亏》中，自我揭露和批判已成了全文的主基调，把“我”的迷失、“我”的随波逐流、“不再讲求公平公正”等全部展现了出来。可以说，十分深入，也十分深刻。倘若把这篇小小说换成第三人称或第二人称叙述，效果恐怕要差很多。因为过多地揭露和批判“你”和“他”，很可能会激起读者的“逆反”心理，难以获得共鸣和认同感，而对自我的揭露和批判，则会获得读者的理解和认同。所以，从叙述效果来看，徐东的第一人称叙事是恰当的，也是成功的。

作家使用何种人称和视角来叙事，也与作家的写作偏好和特别追求有关。我认为，徐东热衷于第一人称叙事，除他准确把握了素材的品质外，也反映出了他的一种特别追求：自我指涉。即通过作者与叙述者“我”的交融、叠合，达到作者即“我”，“我”即作者的胶着状态，以进一步建构作者自我形象，凸显自我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与大多数第一人称小小说旨在获得真实的叙述效果不同，徐东的第一人称叙事，意在经由“我”之身份与作者身份的吻合，让两者直接合而为一：作者即“我”，“我”即作者，从而让“我”作为作者的代言人对世界、现实以及文学发言。如果使用第三或第二人称叙事，“他”或“你”就与作者隔了一层，无法直接对应。这样，在建构作者自我形象、凸显自我意识上，就无法直接完成。因此，使用何种人称与设定人物身份、故事发生地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一起实现了作者在小说中的“自我指涉”。

二是与大多数第一人称小小说中的“我”很少直接对世界、现实以及文学发言不同，徐东的第一人称小小说中，经由“我”之口对世界、现实以及文学发言的现象十分普遍。如《陌生人的欠条》中，面对陌生人锲而不舍的回报，“我”说出了“我”的看法——好心或好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如果非要回报，可以去帮需要帮助的人。又如《二十年后再见面》中，针对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话题，“我”说：“这些年来，我确实也因为写作而忽略了家人，没能让他们生活得更优越，自己的生活过得也不是太好。不过，让我重新选择的话，估计我还是会选择写作，而不是去做生意。”徐东为什么让“我”经常开口说出对世界、现实以及文学的看法呢？其实，他这是在让“我”替他发言，是借“我”把他的思想、观念直接向人们敞开，以对人们产生影响。

三是与大多数第一人称小小说中的“我”较少直接坦露真实心迹不同，徐东的第一人称小小说中，“我”时常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或在对话中，把自己真实的心迹坦露出来。如《陌生人的欠条》中，“我”坦陈“我多少有些冒充高尚”；《耻》中，“我”坦陈“我也有可耻的一面”；《别让好人吃亏》中，“我”坦陈“我在变化中渐渐失去了自己”“我也鄙视自己做一个所谓知恩感恩的人”；《我想请个女秘书》中，“我”坦陈：“女秘书更有利于激发我的写作能动性。”徐东为什么让“我”经常吐露真实内心呢？答案与徐东让“我”经常开口说出对世界、现实以及文学的看法一样，意在呈现出一个文人的真实情况，也是他自己的真实情况。他不怕别人看到他身上的缺陷或局限，如此这种有着各种“小”的“我”，才是真实的他。

必须说明的是，徐东的一些非以文人为主体、故事发生地也非深圳、西安和北京的小小说作品，也可能存在着“自我指涉”，但由于缺少证据和合理的猜想，笔者未敢论及。

总之，徐东的这种具有鲜明的“自我指涉”特征的小小说创作，是小小说领域的重要收获，它为我们在如何处理素材与人称之关系、如何建构作者自我形象、凸显自我意识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 惠州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