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华：我一直想给郭老师的作品贴两个标签。第一个，他的《清平墟》是“深圳的《白鹿原》”。不论是从恢宏的历史背景，曲折、残酷的情节，都不比《白鹿原》差。如果说到干净利落的文字、短平快的句式，远胜于《白鹿原》。但为什么反响却有天壤之别？有时代的原因，更有技术的原因、平台的原因、环境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可能因为我们不是第一个。比如《白鹿原》，这差不多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第一个家族史。刘亮程的《一个人的乡村》这也是一个，推到以前的山药蛋派、白洋淀派，它都是第一个。所以我想给《清平墟》重新贴个标签：深圳史诗。不知道大家是否接受，可以供大家参考。

第二，关于他的小品文，700多篇，我读过很多，并且发表过很多。他一直不讳言受周作人的影响，但是在我眼中，除了短小、精悍、文言色彩之外，因为这是通用的，比如张恨水、朱自清的短文，也会如此。但是他有极其明显的不同之处，文字特别陡峭，思维犀利。比如他在一篇文字说不喜欢鲁迅的《一件小事》，滥情于解剖自己，伪善的自我批评。因为伪善的自我批评，有时候比冷漠更为可怕。像这样的内容，在他的小品文中比比皆是，作为读者，我会不断拍案叫绝。作为编辑，我会像许多散文编辑一样，先拍案，再把拍案的这部分删掉发表出来。

再回来说一下，给他贴什么标签？比如“当代周作人”，这个感觉不是很准，“郭式幽默”，又太直白，但他的短文已经自成体系了，跟谁都不一样，唯一就缺一个很好的标签，我想在这儿抛出这个题目，供大家共同思考，谢谢。

主持人 吴君：谢谢国华老师。钟二毛老师，之前做过警察，做过记者，这些都是对写作有巨大帮助的职业，后来又做了导演，这份工作对时空的掌握，会避免一些作家在故事叙述时的拖拉、原地打转，没事瞎议论等问题。他现在已经把当作家的所有准备全部搞齐了。我知道您比较欣赏他的市井气，又欣赏他的文人气，接下来请您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郭建勋作品中的文人味和市井气

钟二毛

郭建勋1993年来到深圳，一边生活，一边创作，三十余载，从未间断。他的人生阅历丰富、阅读面广、古文知识深厚，散文、小说、古体诗、楹联、歌词都精通，在深圳作家群中具有鲜明特色。

郭建勋的散文，尤其大量的小品文，延续了明清散文如张岱、民国散文如周作人等大家的气象，短小、洗练、闲散、冲淡，极具文人味。

郭建勋的主要长篇小说中，《天堂凹》写得较早，深圳特区早期的生活在他的笔下扑面而来，热辣滚烫，是“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和优秀之作；近年创作的《清平墟》，融入了现实和历史，既写实又魔幻，展现了他的写作技艺、格局和追求，是深圳文学最近十年的重要收获。值得一提的是，他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深圳，我投降》。这部小说极少被媒体、评论家提及。小说写了几名三十五六岁的小白领的故事，他们学历不算高，职位更是不上不下，在爱情、家庭、职场中随时因生存问题被碾压。他们的小心机、小得意、小颓废，写出了深圳文学中少见的市井气。

主持人 吴君：接下来请杨立青老师给我们做分享，他非常关注深圳的文学创作，更有深入的研究，在新闻和大系里有过重要论述，有请杨老师给我们阐述作品。

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并被看见

深圳市社科院  杨立青

今天有幸来参加郭建勋老师的作品讨论会，听了前面老师的发言，有很大收获。我虽然是文学专业出身，也写过相关文章，但因为工作关系对文学不专心，只能说是个票友，很惭愧之前并未读过郭老师的作品，最近借机会读了他的小说《豆腐脑》和小品文集《烟视》，谈一点自己的观感。

首先，从郭老师身上，可以感知到，宝安不仅是经济大区，也是文学大区，而且宝安的文学生态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宝安走出了很多作家，也是“打工文学”的大本营，当然很多宝安作家并不认可这个大标签，比如郭老师就认为这顶大帽子盖住了不同的创作形态和主张，但这样的现象也恰恰说明了宝安文学的活力。

其次，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在想，文学写作的好处或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记录。或许有人会说，文学写作的根本不是追求某种文学性吗，不是应在审美而不是在历史的层面体现它自身的价值吗？如此追问当然有道理，但放长历史视野，文学书写的意义还是在于记录一途。事实上，文字发明和书写行为的首要功能，就是记录。只不过文学书写与一般书写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以文学的方式而后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当然二者其实也很难区分，比如《史记》。再如“以诗证史”，诗、史并置，也说明诗与史一样，本身具有记录的强大功能。那么为什么要强调文学的记录功能呢？是因为看到郭老师的《豆腐脑》这篇小说和《皮肤主义》等小品文。比如《豆腐脑》，作者在作品简介中说得很清楚，在深圳，我们对本地土著的生活是不了解的，刻板印象中只知道他们很有钱，在深圳的文学作品中，本地人的生活也是缺席的，因此作者把目光投向了本地人，比如深圳的疍民。反过来，假如不写他们，也即他们的生活不被书写、不被记录，他们就不为我们所“看见”。而在我看来，这一记录本身，就构成了郭老师写作的意义，更何况这一记录是文学性的——小说的叙述很有技巧，可见郭老师对故事的讲述形式和节奏的把控和处理能力。在小品文集《烟视》中，情况同样如此，我是完整地认真地读完了，阅读感受是愉悦的，在其中我们“看见”了郭老师这个人，他的经历，他的趣味，他的个人好恶，都被记录了下来。为什么这种记录显得特别重要呢？这就可以说到《皮肤主义》一文了，里面他提到了当睦邻文学奖评委的经历和感受，恰好可作为作者主张的“皮肤主义”的注脚：“扑面而来的针头线脑、鸡零狗碎、张长李短的邻人作品，几乎篇篇都是‘水草和淤泥’，具体而微地观照着这个城市当下的世道人心，成为精简宏大的主流叙事外满满塞塞的旁白与注解，一不小心，几成一卷凉热幽明的清明上河图。”而他提出和实践“皮肤主义”，就是“以‘水草和淤泥’的姿态，用皮肤感知这世界这时代的温度，将我们感知的，告诉别人，也告诉后人”，“这或许就是我们这种作家的使命”。

没有比这说得更好的了。最后可以补充的是，郭老师“这种”作家存在的意义，另外可以用近年大火的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叙事的危机》中的一段话来予以说明。该书译者指出，在德语中，Geschichte一词既有“故事”也有“历史”的含义（历史学的古老语义就是“讲故事”），在该书中，韩炳哲对“叙事的危机”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叙事的时代，一个使叙事与讲述失去了生命的本真意义和凝聚力量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后叙事时代；在后叙事时代中，叙事的魔力消失殆尽，讲述成为偶然的、可替换的、可变的，它不再有约束力和联结共同体的作用”，而“在故事化的世界里，一切皆沦为消费，导致我们对别样的讲述、别样的生活方式、别样的感知和现实视而不见”。那么在此语境下，郭老师“这种”作家，他们所提供的“别样的讲述、别样的生活方式、别样的感知和现实”，并为我们所“看见”，在“叙事的危机”时代，这本身就构成意义。

主持人 吴君：杨立青老师的阐述让我们又喜又忧，感觉宝安文学我们刚建成，又感觉回到了宝安县。给郭建勋的评价，对他的写作三次提到了意义，评价非常高，非常感谢。接下来有请谢端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