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吴君：谢谢唐老师，不仅从郭老师的文本上进行了重要阐述，同时也发出了呼吁和期望，请我们的广东省评论家关注和推广深圳作家。评论家如果不发声，或者说一个地区如果缺少评论家的话，吃亏的肯定是作家，我们也希望本地的评论家能够在这样的研讨活动上多发声。

下一位是汤教授，深圳很多作家都做过他的学生，汤教授参与了深圳作家班的筹建，也是很多作家的导师，虽然常常面带微笑，但他的评论杀伐果断、一针见血，常常带给人无形的压力，也很容易给会议定调，所以我们把他的阐述往后推了一下，他有过许多惊人之语，一语惊醒梦中人。汤老师接下来要以郭建勋的《豆腐脑》为例，我们有请汤老师。

汤奇云：谢谢吴君主席，同时敬佩建勋兄拥有如此旺盛、持久的写作生命力。我刚才简单地看了一下简介，他从1993年出版《打工泪》开始，到现在已经写作整整30年了，他还有如此旺盛的创作力，还能达到如此高的创作水准，实在是让人感到佩服的。

前不久，深圳市作协成立40周年，回顾了深圳这座城市40年的文学发展。深圳文学创作的起点，看起来好像蛮低的，但实质上它一出手，一站到文坛上，它就别开生面，就是站在一个高起点上。比如郭建勋，《打工泪》不就是典型的打工文学吗？到30年以后，他的《清平墟》、《天堂凹》，包括2017年出版的《桃符》，都是非常厚重、非常成熟、水准很高的一种深圳文本。

作为对深圳文坛观察了20年多年的读者或评论者，也经历并参与了对深圳文学的批评和理论概括。因此，深圳文坛总是试图以一些理论标签或理论概念来描述其磅礴而旺盛的文学创作景观，比如说“打工文学”、“新都市文学”、“新城市文学”、“青春文学”等等，包括正在提的“草根文学”、“南方叙事”等概念。虽然标签很多、名目很多，但仔细想来，它离不开两类写作：一类是“写我在深圳的生活”，主要是指我们这些外来人来到深圳以后的生活，比如打工文学。还有一类是“写我对深圳生活的观察”。而我认为，第二类是最难写的。一般他要跳出自身原生的文化背景，去写深圳的在地生活，而这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

早期的打工文学作家，十有八九是以前一类书写为其写作起点的。而后一类的书写，就是他们真正成为一名小说家的主要选项。我认为，特别是对深圳本地人书写的，写得最为出色的，可能也就是在场的这两位作家：一位是郭建勋，一位就是吴君了。大部分人写的都是外来移民在深圳的生活，只有他们在全力挖掘深圳本地人的生活，尤其是其精神世界的嬗变。

近来，郭建勋把眼光专注到深圳本地人身上，书写他们在城市快速崛起的过程中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情感世界的转变。他自觉地把这个任务扛在自己的肩上，放进自己的文学书写里，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他的文学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他的《豆腐脑》，就是典型的书写深圳原住民（疍民）这个群体的，书写了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其价值、心理和精神层面到底发生了哪些转变。其实，这类对“他者”的叙事是很难的，因为它不能是简单的实行“我叙事”，而是要找到一个小说的叙述者。《豆腐脑》就是以疍民的二代鄢荔南作为叙述者，来讲述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其发小榕仔一家，这两家人，也是两代深圳本土疍民，由漂泊不定、缺衣少食的原始疍民，转变为深圳富人之后的自卑与自负，写他们对外来人和外来文化的羡慕、感激和排斥的复杂心理。郭建勋显然是在以文学的方式，向人们揭示了本地疍民们的内心真相。

比如，他写到，我爸和荣仔的爸不仅感激外地人的到来和城市的快速扩张给他们带来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却感到似乎“穷得只剩下钱”。显然，郭建勋把目光放到了对本地人精神世界嬗变的揭示上。财富不仅给他们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做人的尊严，也引发了他们对本土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反思。比如，小说写到榕仔的爸，因为有钱了，就有了底气，就有了主人的感觉，就有了尊严，就跟外来女教师有那么一腿。鄢荔南还说：“我相信，我爸如果不阳痿，估计也会有这样的丑事。”也就是说，他是敢于揭示我爸和我爸那一代人小人得志的丑陋状态的。他还说：“包括我，我自己的成绩不好，天天打架斗殴，最后却成为了一所职高里的孩子王。其实我一无所能，为什么会这样？还不就是就是因为我有钱，而外来的人都要来讨好我们本地人，从本地人这里得到一点好处。”

但是作家也写出了本地人的自卑心理。这些本地的疍民致富以后，尽管他们感激外来文化，也感激城市化，因为这为他们带来了豪车、豪宅等现代物质文明，但他们的精神上还是有着割舍不掉的小农意识的尾巴。小说里写到，“我爸长出一条老鼠尾巴来。”那条尾巴，我觉得寓意很深。这实际上就是我爸这一代人精神上的小农意识的尾巴。让人羞愧的是，他们至今依然还在得意扬扬地把玩着这条小尾巴。这是一个无不具有寓意性的文学细节，属于神来之笔。显然，第一代致富的进城农民，他们的现代人权意识和市民精神还有待建立。

小说里还设置了外来人疤哥形象，对所有的本地人发出了一个灵魂式的拷问：“孤独重要，还是钱重要”。疤哥是一名外来的打工仔，天天在深圳累死累活赚钱，按时寄给老家的老婆，结果老婆还是出轨了。当他很愤怒地责问他老婆时，他老婆很从容地回答：“你是给了我钱，但是你不知道我有多孤独。”她为她的出轨提出了“孤独”这个概念。后来，疤哥回到深圳以后，天天追问深圳本地的两代人，到底是孤独重要还是钱重要？显然，这是一个灵魂拷问，作家试图在让这些穷得只剩下钱的深圳富人们追问自己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正因为如此，像我爸这样掉进钱眼里，像老鼠一样贪婪而又吝啬的本地人，也居然也出了一笔钱，出版了一部《咸水歌集》。他还说：我死后，儿辈们就把这个歌集当作钱纸来烧，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慰藉他的灵魂。而榕仔的妈妈，作为早期的外来知青，更是宁愿被骗掉巨额财富，也要得到那一张能表达自身孤独体验的赝品图——《寒江独钓图》。她明明知道那是赝品，但只有这张赝品图能够表达她的孤独感。这显然是把笔触深进了本地人的精神世界、灵魂世界。

小说中，尽管我爸总是以榕仔家为例，他告诫我们姐弟俩，不要跟外地人谈婚论嫁，外地人都是骗子，无非是为了我们的钱财。这当然表现了本地人的排外心理。但是，姐姐李人的三次婚姻和我自己的两次婚恋，都是不由自主地走向了与外地人的结合。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隐喻。其实，不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当下的都市市民都会越来越意识到，钱很重要，但是如何破解人们内心中的孤独，以及对他者的不信任，可能越来越成为我们当下每一个人心头的头等大事。显然，郭建勋的小说没有满足于对深圳人现有生活形态的记录，而是走向了对当下都市市民内在精神世界的呈现。这无疑是当代小说南方叙事的重要价值取向，相信沿着这条路径的探索，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令人惊艳的文学风景。

主持人 吴君：谢谢汤教授。在我看来，汤教授是一个挺挑剔的评论家，一直是冷眼看作家、冷眼看世界，经常一句话就让我们冷静下来了。刚才他对郭建勋的评价非常高，也挺珍贵的。刚刚他对郭建勋的创作，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我认为也有必要我在这里再向大家介绍一下郭建勋的情况。

郭建勋，1993年来到深圳工作生活。1993年，出版长篇纪实小说《打工泪》；1999年，在大鹏湾杂志连载长篇小说《孽海黑漩》；2006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偷妻》；2008年，出版小品文集《梅花盐》；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天堂凹》；2010年，出版中短小说集《鸡鸭小心》；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深圳，我投降》；2017年，在《中国作家》发表长篇小说《桃符》，出版长篇小说《桃符》；2018年，出版长篇小说《大雨滂沱》；2022年，出版长篇小说《清平墟》等。曾获第一届大沥杯小说奖、第一届广东省优秀电影剧本奖二等奖、曹禺杯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等。长篇小说《天堂凹》被中国电影集团改编成同名电影，在央视和全国院线播映。长篇小说《天堂凹》作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品，被写进由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他的创作简介还是非常丰富的，也是非常让人刮目相看的。他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到了深圳以后，就没有停下来，一直在不断地耕耘。

接下来，我们请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张克给我们做一个对郭建勋的阐述。在不久之前，南山作协还有人跟我说到，张克院长是南山作协的颜值和理论担当，非常谦虚，轻易不表露自己的态度，但是全装在心里。今天，请你畅所欲言，把真实的想法给我们分享一下。

文学本位的故事新编：《清平墟》的经验及其启示

张 克

我想集中谈谈郭建勋的近作，长篇小说《清平墟》。

这部作品首先有几个显豁的特点：

一，流转明快的故事，剧感十足，视觉感充沛，对话气口准，逗引性强。

二，“聋哑”叙述者，“一时幻化”的文学之眼，接续中国志怪传统，自由出入“幻境”与“绝境”。

三，劲道十足的笔力，直截了当的快意叙述和“幻化”点染的浪漫、情采兼备。

四，结构关系中的人物，人物之间的对称、对照、映照自觉。

总体上，我把《清平墟》看作是一次优异的基于文学本位的“故事新编”。

一，《清平墟》基于宝安文史记忆的“故事新编”是文学本位而非史学本位的。这一点对文学家来说看似应当其实不易，基于各地文史、社会记忆的“故事新编”流于刻板史学乃至流于新闻化的情况所在多有。《清平墟》对“故事如何新编”，在叙述者选择、故事流转、人物结构、与刻板历史叙述的距离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清屏墟”营造的这座文学之墟，“死亡之墟”，提供的是一次死里逃生的文学体验。它以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宝安的历史境遇为背景，以对名伶的沉迷为引子，以佛家的智慧为楔子，以儒家为正气，以生物鬼怪为底色。强悍的自然生命力、儒家的正气为现实的“死亡之墟”的“死里逃生”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接续中国志怪传统的文学之眼为“死里逃生”提供了幻境中的可能，两相对照，既令人心怀敬畏又细思恐极。

三，《清平墟》叙述者亲近的生命力是尊重死亡处境、尊重生命芜杂、晦暗、残酷本身的自然生命力。各色人物的死不扭捏，裸呈着，叙述者下手够有决断力、够强悍，这种雄健深沉的劲道是当代文坛稀缺的品质。

我还想继续谈一下基于文学的“故事新编”里，故事、历史、记忆和现代（性）的文学意识的关系。请看如下一段文字：

把女人意象和死亡意象混合在第三种意象即【清平墟】的意象中，这是【郭建勋《清平墟》】的独特之处。他【作品】中的【清平墟】是一座陆沉的城市，不是陷落到地下，而是陷落到海底。这座城市的冥府因素——地貌结构、被遗弃的【茅洲河】河床——在他笔下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模式。但是，对于【郭建勋】来说，在这个城市的“充溢死亡的田园诗”中，最关键的是现代的社会【上】层。现代性是他【小说】中最主要的关切。由于它（现代性）打碎了理想。但是，恰恰是现代性总在召唤悠远的古代性。这种情况是通过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产物所特有的暧昧性而发生的。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

以上文字里，【】里的文字是被我替换的，用来匹配这部《清平墟》的具体内容。如果各位读者觉得，这段话用来评论这部《清平墟》的精气神也颇为合适，至少不离谱，我想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来了。

其实这段文字是本雅明评论波德莱尔如何写19世纪巴黎街道时的文字：

把女人意象和死亡意象混合在第三种意象即【巴黎】的意象中，这是【波德莱尔诗歌】的独特之处。他【诗】中的【巴黎】是一座陆沉的城市，不是陷落到地下，而是陷落到海底。这座城市的冥府因素——地貌结构、被遗弃的【旧塞纳河】床——在他笔下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模式。但是，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在这个城市的“充溢死亡的田园诗”中，最关键的是现代的社会【下】层。现代性是他【诗】中最主要的关切。由于它（现代性）打碎了理想（《忧郁与理想》）。但是，恰恰是现代性总在召唤悠远的古代性。这种情况是通过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产物所特有的暧昧性而发生的。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

请对照波特莱尔德诗歌中的巴黎和郭建勋小说中的清平墟。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如何把现实的、正在生长变化的巴黎街道变成文学的巴黎之城，后者则是把既有的、过往的历史记忆故事新编成一座文学之墟，一个处理当下一个处理历史，但其实处理的方式确是高度一致的，把本雅明的评论修改成对《清平墟》的评论，大体上并无不妥，甚至可以说还有贴切之处，尤其“现代性总在召唤悠远的古代性”这一点，在《清平墟》“聋哑”的叙述者接续中国志怪传统，自由出入“幻境”与“绝境”上有生动的体现。

怎样理解，看似不同的现实的、当下的社会处境、经验和既有的历史、记忆在向文学转换过程中的共通性，本雅明的答案是，正如这段话的末尾说的，“这种情况是通过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产物所特有的暧昧性而发生的。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

这里所说的“暧昧性”，“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梦幻意象”，而不是某种既定的、规训的刻板社会、历史定论乃至乌合之众的某种幻想，才是文学家应倾力勘探、亲近、创造的。当然，历史停顿时刻的暧昧性会伤害直截了当的快意叙述，高贵的纪念碑式的精神资源如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发起抗争的血性的同时，也潜隐着巨大的空漠感，乃至戏谑感。在这个意义上，《清平墟》基于文学本位的故事新编，体现出的可贵努力、经验和启示值得认真对待。

主持人 吴君：谢谢张克院长学院式的阐述，他看得深入，谈得也非常深入。接下来我们合照，然后中场休息。

（合影&中场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