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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野下的深圳故事与中国叙事——深圳文学四十年(1984~2024)研讨会专家发言辑要(八)
2024-11-11 15:45:48 来源: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作者: 【 】 浏览:163次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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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湘南(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市罗湖区作协主席):放眼世界,不仅要有这种野心和视野,还要有这种自省能力

谢湘南:简单说一点感受,刚刚虞宵老师说应该往全国看,我觉得还应该往全世界看。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韩江,是一位70后,1970年出生的。看到消息时,我很是惊讶,有点刺激到,我是1974年出生的,其实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压迫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了,以前对年龄没有特别的感受,现在一对比,确实发现,自己已不年轻了。一个50岁的人,你拿什么样的作品出来?这是我要去反思的。不仅仅是对城市,作为写作者,作为个体,作为深圳作家的身份,我们该如何应对世界文学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每位深圳作家都应该放眼世界版图,不仅要有这种野心和视野,还需要有这种自省的能力。70后这一代已经到了这个过程,在目前的状态,从整个中国文学来看,70后的这一代仍然是被压抑的一代。有多少70后在全国能叫得上?

从我个人来说,目前真的有种写作上的焦虑,整天忙碌,没太多阅读与写作的时间,如何在写作上有更多突破?我还能拿出来什么样的作品?到了这个年纪,如果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没有可留传的作品,我觉得个人的写作是需要打问号的。我特别希望深圳的作家,比如吴君、蔡东,都应该到国际上拿大奖,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的写作已经到了这个层面。假如有一个跳板,我们的作品拿到上面去做比较,也是有可能拿奖的。怎样运作这些东西?这也是我们作协需要考虑的问题。

今天的主题“现代视野下的深圳故事与中国叙事”,“中国叙事”这个概念提得非常好,我在想“中国叙事”的读者是谁?是针对国内的读者,还是针对国外的读者?现在有一个现象,在国外最热门的研究,还是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据我个人的了解,在近十年内,国外关注的点还在这里,不管是汉学家还是文学界的专家,最热门的关注焦点就是像郑小琼的诗歌这一类“中国叙事”。国外对于中国作家的研究,是滞后的,我们从内部来看,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但是我们要跳出这个层次,看看我们的文学到底该怎么走。

刚才王樽老师讲到一点我非常认可,回到具体的人。我们要跳出个人狭小的文学概念,要从打工文学、老板文学、城市文学,诸如这些概念真正回到人的文学、个体的文学,也就是普遍意义上人性的文学。韩江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看看她的作品,她写的就是关于人的处境,当我们真正写出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写出当代人生活的尴尬的时候,普适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更靠近世界文学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未来真正要走的方向。

地方或地域,只是写作的一个出发点。我比较喜欢一个说法是“从深圳出发”,我的写作从深圳开始,过去的30多年也一直是作为一个写作个案参与在深圳的文学中,我希望“深圳文学四十年”是我们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

这是我的一点感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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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军(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特区文学》社长、总编):深圳文学恰恰需要焦虑的是,四十年了,到了分野的时间


前面各位老师已经总结了深圳文学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卓越成绩,我从事文学期刊编辑二十余年,在我的观察里,深圳文学已经形成了明晰的脉络和良好的积淀。这四十年来,深圳涌现出了非常多的经典作品和极有影响力的作家。这个成绩我不赘述了,刚才听了几位批评家老师的发言,包括会议时间将尽的关系,我感受到了一种焦虑。比如像安裴智老师对深圳文学流派命名的焦虑和期待史诗作品的焦虑,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因为作家是要靠时间积淀和成长的,我相信深圳作家们在足够时间的沉淀下,一定会写出好的东西,这不是呼吁和焦虑可以产生的。金宇澄写《繁花》的时候已经59岁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也是他59岁时写出来的,杨本芬80岁时才出版了《秋园》。所以我们不用焦虑一个作家什么时候才能有大作品,这是需要时间的。

我个人觉得,深圳文学恰恰需要焦虑的是,四十年了,到了分野的时间。以我个人的观察,这个阶段,是深圳作家将要断层的焦虑。在纯文学领域,不用说90后,放宽点到85后,深圳在全国有认知度的青年作家也不多,这是非常严峻的现象。广州的90后青年作家有索耳、陈润庭、梁宝星、宥予等,肇庆有路魆,他们最起码也在《人民文学》《当代》等大刊发表过作品,获得过各种纯文学类的奖项,在期刊视野和批评视野里都被知道。就以这种简单的标准,想要看见年轻一代的深圳青年作家,也几乎是没有的。现在偶尔有那么两三个被我们认为是的,甚至还在门外徘徊。我今天刚刚看到《十月》这一期已经开始推出00后作家专辑了,十年一个代际,更年轻的新作家在出现,可作为平均年龄32.5岁的年轻城市,我们的青年作家目前还是看不见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在哪里,他们是谁。我们应该去寻找、发现、培养、扶持他们,要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和平台。就像刚才南翔老师说的,看到了一个人,就要多给他一些机会,搭建一些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在整个中国文学领域里有一席之地,也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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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深圳市作协副主席,《宝安日报》编委)书面发言:文学平台不可或缺

任何一种文艺形式都需要平台。现在有了网络,谁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发布出去,似乎没了门槛,平台也就无足轻重了。但对于一种专业来说,有时候门槛意味着筛选:门类的筛选,内容的筛选,品质的筛选等等,这种筛选对于创作者和受众来说,都是事半功倍的捷径,所以传统平台依然不可或缺。

具体到深圳的文学平台,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纯文学刊物太少,拿国内几个主要城市来比较,北京有《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当代》《十月》《北京文学》等近二十家,上海有《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等六家,广州有《花城》《作品》《广州文艺》等,长沙有《芙蓉》《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创作》等,成都有《四川文学》《青年作家》《星星》《草堂》等,南京有《钟山》《雨花》《扬子江》《青春》等。而深圳只有《特区文学》一家。或曰,各城杂志大多是面向全国或全省的。但有楼台之近,总有得月之便,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被发现,被抬举的机会自然就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曾多次在外地的同一期杂志上同时看到三五个深圳作家的名字,以活跃的作家人数和发表数量计,深圳作家是可以排在前列的,苦于自有平台太少,只好纷纷到外地刊物上找食吃。以深圳的城市实力和地位,多办一两家文学刊物应该难度不大。作为深圳作家,对此抱有深深的期待,并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与此类似,出版社和报纸副刊版面也很少。深圳只有两家出版社,一家是城市出版社,一家是报业出版社,在国内影响都不太大。至于刊发副刊作品的报纸,深圳报业集团下属的《宝安日报》每周还保留了近三十个副刊版面,其它报纸要么已经彻底取消副刊,要么零零星星地出版一点,形成不了规模效应,为作者提供的阵地比较有限。

还有,缺少具有国内影响力的文学奖项。文学奖项也算平台吗?是的,这种奖项对本地文学会有一个整体的拉抬。另外,在同等质量下,一般会对本地作家有所倾斜,通过赛事,把国内名家与本地作家做个连接,对本地作家也是一种重要的曝光和拉抬。但现有的“十大劳动者文学奖”、“十大佳著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基本限于本地,反倒由龙岗区横岗街道承办的“红棉文学奖”有点全国视野的苗头,但因资金有限,也很难发力。另外,一些曾经颇具潜质的赛事,如中国散文学会指导、龙华区承办的“龙华杯奋斗之城散文大赛”,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指导、大鹏新区承办的“大鹏生态文学奖”,近年都因资金问题停办了。

但深圳的文学平台也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其一是文学内刊众多,这些内刊一般都是由市、区文化馆或作家协会,或者各个街道主办、承办,如《莲花山》《羊台山》《龙华文学》《大鹏文学》《民治•新城市文学》《罗湖文艺》《南山文艺》《龙岗文艺》《红棉》《园山》等,都颇有影响力。这些文学内刊为本地作者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发表平台,一些打工作家、校园作家由此走向了全国。可以说,内刊功莫大焉。另一方面,文学内刊的稿费一度很高,即使放到现在,也不算太低,不知不觉中造成了一种小富即安的自足性,如同一个茧房,有些作者满足于行走于各个内刊之间,感觉也在写,也在发,这就挺好了,几乎一辈子没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过稿。这当然怪不得内刊,本质上还是自己的志向不高,进取心不足。

细数下来会发现,这些刊物都是十几年前甚至更早时候办起来的,最近几年没有新创刊一本,反倒停办了一些,如《伶仃洋》《福海文学》《山湖石岩》《红树》等。另外,一些企业如万科、富士康、面点王、金立等,都曾办过一些文学、文化类报刊,现在留下的寥寥无几。有的是经济原因,有的是因为有情怀的领导走了,继任者不感兴趣,有的是主管单位担心意识形态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得出一个结论,文学内刊光靠有情怀的领导和文化主官是不可靠的,最好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专项资金支持,同时要有一个专业的操盘手全过程跟踪。

其二是基层的偶发性文学赛事非常多。主办单位庞杂,从市一级到区、街道、社区,从民政、政法、卫生、医疗到土整、工青妇团体、外事单位等等,各个层级,各种内容的征文活动都有,大多是一次性的,有的是主官有情怀,有的是要用赛事完成上面交办的文化项目。这些赛事让一些基层作者有了获奖机会,东方不亮西方亮,总能获得一些奖金,贴补家用。总体上说,作家们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工作,稿费和奖金都无法独立支撑日常开销,只能算锦上添花。

有一个参与度高,持续时间长的赛事需要着重介绍一下,即睦邻文学奖。这个奖项由民间发起,也获得了一些官方资助,介于半民间半官方性质。从2013年开始至今,每年一届,将不少新人推向了前台,有的已成为各地刊物约稿的重要对象。但近几年的获奖者还是老面孔居多,其实主办方一直在努力,只是选择日多,喜欢写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深圳比较活跃的作家,还是以六零后七零后居多,八零后尚有一些,九零后、零零后中目前浮出水面仅有武捷宇、何容易等有限的几个人。如何利用现有平台推出更多年轻人,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其三是各类文化(尤其是文学)讲座比较多。同文学赛事一样,市、区文化馆,街道社区,行业部门,以及一些企业的工会组织,特别是学校,都有一些固定的讲座项目或者学习小组,读书会等,经常邀请国内名家和本地作家做各种形式的座谈交流和讲座。这个平台往往是被忽略的,而其作用并不小。讲座者一两个小时的课件,常常是个人几年几十年的精华总结,本地作家作为现场观众可以开阔视野,学习到别人的长处,作为主讲嘉宾登台,对自己则是一个梳理经验和心路历程的过程。

弥补缺陷,发挥优势,让深圳的文学平台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应群策群力,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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