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深圳四十年文学的总结，需要建立在对40年深圳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大量文本的广泛阅读、系统阅读的基础上。这是前提。我本人在《深圳特区报》做“文学评论”编辑、主编的时候，从2001年8月到2012年初，那11年我对深圳文学的场域和现状比较熟悉，我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深圳文学。2012年2月调到深职大以后，一直很忙。刚开始做了三年专业主任，后面又搞课程建设，申报科研课题，一个项目写一本专著，要搞四五年，平时教学科研任务非常繁重，加之学校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公共平台与氛围，所以，到了大学这13年，我对深圳文学这十多年涌现出的新作品读得少了，只是一种碎片化、零散化阅读，很不系统。相反，更多回归古典了，对古典昆曲的研究用时用力比较多。去年承蒙爱成主席、锦屏主席抬爱，让我参加了深圳年度重点作品评审，我读了海量的文学作品，发现这十多年来深圳的文学创作确实上了一个新台阶，令人刮目相看。这一点刚才很多老师都已经总结得很到位了，我就不再重复了。

今天我简要谈三点。

一、深圳作家的身份认同、深圳文学的科学定位与40年深圳文学创作的“两种倾向”

先说第一个话题。深圳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学？确实不太好命名。四十年来，深圳文学出现了各种文学形态，形成了众声喧哗的文学大合唱，经历了从“新移民文学”“打工文学”“青春文学”到“城市文学”“新都市文学”“网络文学”的转变。最近几年又兴起了“科幻文学”。严格地讲，这其中有些命名是牵强附会的，不太能准确地概括、归纳深圳文学的个性气质与美学特征。深圳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催生文学写作的差异性。命名一个城市的文学形态与文学样式，旗号与名称一定是要最能体现这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学形态、美学本质与个性特征的,是独特的“这一个”。我们要找出深圳这座城市惟一具有、而别的城市所不曾具有的个性化的美学属性。

仅拿“城市文学”来说，但凡是个城市的文学，都可叫“城市文学”；但凡是个大都市的文学创作都可叫“都市文学”。比如太原市文联、太原市作协的文学刊物，早在80年代就叫《城市文学》，曾经举办过好几届“全国城市文学大型诗展”，在80年代全国文坛很有影响。35年前我读大学那会儿，就是读着《城市文学》长大的。从90年代初（1991年）改名叫《都市》，一直沿用至今。太原文学界一直将自己城市的文学创作叫作“都市文学”，从1991年一直叫到现在。1991年我研究生毕业，刚分到《太原日报》副刊部工作，从事文学评论编辑工作，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城市文学》改名为《都市》以后，对《都市》试刊号作品的述评。是当时分管副刊的老总给我的一个任务，要求第二天就要见报。我接到任务后，一个晚上没睡觉，写了一个版的评论文章。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也用别人家已经用滥的这么一个称呼——“都市文学”，深圳文学的美学个性何在？是不是与别人雷同了？显然，“城市文学”“新都市文学”都无法概括深圳文学区别于其他城市文学的美学个性，无法体现深圳文学的根本特点。我觉得城市文学、新都市文学这种名号、旗号，并不能把深圳最本质的特征和美学表达出来。

深圳早期有“打工文学”，但不少“打工文学”作品仅停留于一种“写作”而非“创作”的维度，这不是说“打工文学”就不具备它的价值了。我认为，“打工文学”更多具有一种区域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的意义。打工写作带有一种毛茸茸的生活的质感，为我们了解深圳如何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提供了难得的鲜活的文字标本与精神标本。如果从严格的文学标准来看，称其为“底层打工写作”或“打工叙事”更为恰当。

打工作家作品见证了深圳从农业化时代进入工业化时代，再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人工智能的信息化时代的创业历程，是深圳四十年城市沧桑巨变的一种生动鲜活的精神标本，从而具有一种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也就是说，“打工写作”的文化学价值要高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我们更愿意从一个区域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打工写作”这一社会现象。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你可以认为打工作品是文学，也可以不把它看作文学。每个人看的标准不同，答案就不同。都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写文学史，就要慎重，遵守学术规范，一定要严格按照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而不能轻易地冠之以“文学”的标签来总结深圳早期的文学形态。因为文学有其特定的审美与艺术的要求、美学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写作都可称之为“文学”。

那么，深圳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确实不好准确归纳。深圳文学的命名始终存在一个尴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也是40年我们深圳文艺批评界所没有解决的一个理论难题。

四十年来，深圳文学更多具有一种“流散文学”的特征。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的人，带着梦想，不断地“移来”，又不断地“移走”，迈向下一个更高的人生目标。“流动、开放、多元”是这座城市的特点。虽然“来了都是深圳人”，但每个移民都是带着各自沉重的“故乡”而来。摆不脱的故乡情结，是深圳文学滋生的母土。所以，深圳文学四十年，刚才各位老师都讲得很好，虽然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文学形态，像女性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但总有两股潮流，始终引人注目，并构成了深圳文学的两种创作倾向。

一种以是“故乡叙事”为创作追求，“故乡情结”永远是他们创作的精神动力，他们是“故乡叙事”最忠实的执行者。深圳不是他们的故乡，而是一个人生的中转场，是一个精神的驿站，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故乡，深圳成为他们远离故乡的一个“停留”之地、中转站。他们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故乡”，在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故乡人文历史与民俗地理的印痕。那么，你要寻找这批作家文学创作的内在美学特质，首先你要从他的故乡去找。比如杨争光，最初塑造他的地方就是陕西，他也确实更像一个陕西作家，而不像深圳作家。这都是从其作品本身的美学特征得出的结论。再比如岳立功之于湘西凤凰、余立功之于江汉平原“通海口镇”。如果说地域文化、地理文化对我们深圳作家的创作有影响，仍然首先是“故乡文化”、故乡的历史文化的影响最大。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杨争光、岳立功、余立功这些寄宿于深圳的作家的骨子里、血液里更多是对博大厚重的三秦历史文化、神秘的湘西历史文化与独特的江汉平原文化的文化认同与精神还乡，而不可能将一个只有40年历史的新型城市深圳作为精神的“原乡”来看待。对故乡的文化认同既造成了深圳作家身份认同的尴尬，也造成了这些作家创作精神旨归的特定指向性。相对而言，他们的小说取材更多还是围绕故乡而展开，是一种“故乡叙事”，而不是“深圳叙事”。

另一种倾向就是抒写在深圳这个人生中转站、停留站的一种精神漂泊的心理状态。深圳是怀揣梦想、远离故乡、来特区创业的人的人生中转场，是一个精神的驿站。深圳之于他们，更像一个“寄宿地”，而不是“定居地”。书写深圳这个人生停留地、中转站的独特生活与精神体验，构成深圳文学的一股潮流。近40年来，一代代深圳作家大量地写出了他们远离故乡、来到深圳这个人生中转场的一种流散与漂泊的精神状态。像打工作家黄秀萍的《下一站》，先锋作家薛忆沩的《出租车司机》等许多作品就写出了“深圳人”的这种漂泊、流散的心态。《出租车司机》中的“司机”，怀揣梦想与初心，在深圳打拼15年，挣了许多钱。十五年来，他一直以为，挣下钱，就可以给妻子女儿带来幸福。没想到，恰恰是在他挣钱最多、他的工作貌似最有价值的这一天，他的妻子与女儿反而以悲剧离开了这个世界。残酷的悲剧让出租车司机彻底从梦想中醒悟过来。对深圳这个他生活了15年的城市，他开始变得非常陌生，他终于还是返回了故乡。“这熟悉的街景突然变得如此陌生了，陌生得令他心酸。出租车司机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如此陌生的城市里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回到家乡去，去守护和陪伴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他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回他生活的意义和他需要的宁静。”“他永远也不会再回到这座城市里来了。对这座他突然感到陌生的城市来说，他已经随着他的女儿和妻子一起离去和消失了。这种‘一起’的离去和消失让出租车司机感到了一阵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宁静，纯洁无比的宁静。”

可以说，流动、行走和不断地移居，是深圳许多作家的生活方式之一，是一种携带“故乡”的精神流散。流散、流动构成了深圳文学的一个特征，也造成了对深圳文学形态命名的困难。所以，在深圳，身份的认同、身份的尴尬是许多作家存在的问题。深圳作家身份认同的尴尬造成了对深圳文学命名的尴尬。深圳对许多作家来说，只是一个人生漫长历程中的中转站、停留地、寄宿地、驿站，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与“精神故乡”。这样的例子太多，如刘西鸿、郁秀、薛忆沩、盛可以、盛琼、王十月、庞贝都曾经移民来到深圳工作，最后却都离开了深圳。“流散”与“中转”是她们生活的常态。很多作家都离开深圳了，不断有人来，又不断有人走，特别流散、移动。这是深圳文学的一个特点。

另一个特点，在深圳这批作家里，似乎看不到一种共同的美学倾向，每个人的创作都带有一种差异性、个性化。如何对这种差异性极强的文学个案写作进行科学的总结与命名？有待于我们深圳文学评论界来完成。所以我个人觉得，深圳还缺乏美学意义与学术意义的深圳文学的“流派”。我们过去开了很多次研讨会，很多老师说，深圳文学已经形成了流派，我觉得很不严谨。我们过去一切对深圳文学冠以“流派”的叫法，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是一种行政意义的指称。深圳能否形成一种有着共同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倾向的所谓文学的“流派”？像外国的“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或是中国现当代的“鸳鸯蝴蝶派”“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文学流派那样，必须具有美学主张与艺术倾向上的一致性与规定性。所以，如果要建立我们的文学流派，需要我们深圳作家加倍努力。

二、40年深圳文学创作存在“两个缺失”

回顾四十年的深圳文学，我们发现，深圳文学特别缺乏全方位、多视角地书写特区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深刻变化的史诗性的“撼世力作”，缺乏一种大部头的黄钟大吕式的史诗力作；二是深圳文学缺乏一种有“知识分子立场”、有人文关怀与思想深度的“知识分子写作”。

首先，深圳文学缺乏一种史诗性的黄钟大吕式的深圳题材的作品。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和重要阵地，经过40年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发展，在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从文学创作上看，与全国相比，在深刻反映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宏伟历程方面，却相对滞后，缺乏一批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水准的撼世力作。比如，全国80年代有诸如《乔厂长上任记》《新星》《夜与昼》《衰与荣》《跋涉者》等一批改革文学的力作，虽然这些作品带有一种理念先行的特征，但毕竟是那个年代的标志性的文学，是进入文学史的。但深圳的改革文学创作却鲜有力作，鲜有能在全国引领潮流的精品大著，经济的腾飞与改革文学的相对滞后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现在有的作家对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有一种认识误区，好像一写改革，就是图解政策，就是远离人性。

实际上，改革绝不是表面上的风风火火，而是一种非常复杂而立体的历史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取得经济建设辉煌成就的一面，也更有人性深层的灵魂裂变，有种种令人堪忧的沉渣泛起，有沉重的精神代价。因而，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绝不仅仅是一味的正面讴歌，绝不仅仅是停留于表面的叙写，而仍是要深刻挖掘人性深层的东西，写出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人的灵魂的根本变化。所谓撼世之作，一定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巨大的思想深度和相当的艺术高度的。从这个标准来看，深圳四十多年文学的发展，确实难有这样严格意义上的“撼世之作”。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对“撼世之作”的理解和期待，当然要有更高的要求了。深刻地、全面地抒写深圳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宏伟历程，反映深圳这座青春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等领域的深刻变革，既具有深刻思想性，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黄钟大吕式的史诗力作，是我们的期待。

深圳呼唤《子夜》《白鹿原》那样的黄钟大吕式史诗力作。“宏大叙事”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书写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历程的既具有思想性、又有很高的艺术性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的创作，这是我们深圳文学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期待深圳文学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涌现出黄钟大吕式的史诗性文学巨著。四十年了，深圳文学的历史也确实不短了，我们的才子、才女有很多，期待深圳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这需要我们的作家重点突破。这也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这涉及到学力、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社会阅历、天赋、才华与思想力度、批判力度，更多、更重要的是要具备一种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如果我们的作家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甚至热衷于争名夺利，作家本人的思想境界上不去，如何能写出具有人文情怀、具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社会责任感、具有批判意识与深刻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黄钟大吕式的史诗力作？

我们深圳的作家写的大多是小家碧玉型的文学，较多立足于写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感受。而像岳立功先生《湘西三部曲》虽然具备“史诗力作”的元素，但不是深圳的题材，是写湘西历史。深圳文学应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人性的高度，对生活、时代和人性进行更为深刻的观照与思考。我们的作家不能躲避崇高，在致力于书写个体的生命体验的感受之余，也要关注一下“宏大叙事”。代表一个地区文学高峰的，往往是具有“宏大叙事”性质的史诗写作。我们呼唤大手笔、大作家，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胜任这一重任。我们期待深圳文学的这个突破。

另一个缺失，深圳40年的文学创作缺乏一种“知识分子写作”。由于没有知识分子立场，我们首先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当然不可能写出振聋发聩的宏伟力作。知识分子写作比普通的文学写作有更高的要求，这是我们的理想。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就不详细展开了。

三、深圳戏剧：如何超越刻板图解的短板

四十年来，深圳的戏剧创作仅仅停留于一种“单纯传声筒”的地步，缺乏诗意与人性挖掘，不是诗剧。好的戏剧首先是一种诗剧。除了具备那种戏剧性，即戏剧冲突、戏剧关系与人物的灵魂的震颤外，戏剧的语言应该是用诗一般的语言写成。但深圳的许多戏剧作品是白开水，不具备诗剧的美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