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深圳35年了，一生住过不少城市，深圳算是最长的一个（城市）。20多年前，移居了海外。在此之前，在国际上飞来飞去，好像文学完全在我的生活中体会不到，很少听说深圳有哪个作家出了一本好看的书。但是等到2013年我从海外回来，因缘际会，我参与了十大佳著的评选，从第一届到今天的第十一届，我是全程参加的，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震撼。从一开始，我没想到深圳这么非常物质的城市，却有那么多的人有精神上的追求。这十一年过来，我深切地体会到，深圳的文学创作从小到大，从题材的相对单调到现在的极大丰富，视角、眼界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能明显地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压制不住的、蓬勃发展的力量。

如果把深圳比作一个巨人，那无疑它的经济、科技可以看成是它的骨骼、支架。文学艺术，包括其他的艺术种类，可以称之为一个城市的肌肉和软组织，软硬相配平衡，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形象。现在我感觉，软的这块差不多看到了与它硬的形象相匹配的地位，已经是指日可待的感觉了。

就像刚才梅子老师表达的那种爆炸感，我感到了这种势头，简直是不可压抑的这次评选，我一看，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作者，题材相对丰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以前是没有想到过的。更不用说回想我三四十年前刚回到深圳的时候，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没有别的要说的，我希望深圳的文学创作在作协领导的努力下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写出更多的好书来，让我们在平时在稻梁谋之外有更多的好书可以读。

接到这个会，我还认真思考了一下想要说点什么，我最后得出来三点认识。

首先，我是2001年博士毕业到深圳来的，先是在文化局办公室（工作），然后到了特区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底，我就到深大教书了。应该说，我是深圳城市文化崛起的见证者。一到深圳，那个时候刚好碰上市委市政府确立“文化立市”战略，后来参与了“文博会”、“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常设活动的设立。后来又见证了深圳成功申报和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功申报了“世界设计之都”。因此，我们可以完全毫无愧色地说，深圳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中国一百年历史中强势崛起的独一无二的现代化都市。

随着这个现代都市的崛起，现代都市文化也在崛起。因此，我们见到了四十年来深圳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独特的一页。这四十年的深圳文学折射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转变的全部信息。因此，现在学术界关注到了深圳文学。很多的专家都强调深圳文学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版图。其实，在文学史上，它也从纵向的维度增添了新的存在。比如，前不久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中的关于21世纪文学部分，就把曹征路列为了专节，列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当然，这仅仅是深圳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开始。我也相信它是一个辉煌的开端，后面我们有很多杰出的作家都会进入中国的当代文学史。

第二，作为深圳文学的观察者、评论者，我认为，深圳文学自始至终就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

现在，不论是学界、批评界以什么样的名目来标识深圳文学、解读深圳文学，实际上它只存在着两类叙事：一类是“我在深圳的生活”；第二类是“我对深圳生活的观察”。从早期打工文学中发出的“你不可改变我”、“我们不是一个人类”的呐喊，到“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的呢喃，都折射了深圳人强烈的自我意识，也体现了深圳文学的现代都市性。尤其突出的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需求。这也是深圳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最鲜明的特征。

第三，深圳文学自其产生，就伴随着对它的理论思考。深圳文艺评论家协会是全国最早的评论家协会，从原主席胡经之先生到现主席高建平先生，一直都强调评论、批评、理论思考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发展。比如，对“打工文学”命名的纷争，到“新都市文学”、“新城市文学”和“南方叙事”等宏大理论名词的提出，都透露出深圳文学界两类人的良苦用心。一是理论界和批评界试图概括出深圳文学自身的独特性，也就是我们和其他城市文学的差异性；二是深圳创作界一直力图通过这些名号展示自己的文学抱负。因为这些名号大多是由作家们自己提出来的。事实上，深圳文学一直在这种创作与理论的互动中走过了这四十年，从而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它的面目。

谢谢大家，我就简单谈这些。

听了各位的发言，受到不少启发。刚到会场的时候，爱成兄跟我说，可以更多从影视的角度谈一谈对深圳文学发展的印象，所以，我就稍微岔开一点，说一点跟电影有关的深圳创作。

很多年前，有位著名的文化学者曾倡导过一个说法，就是深圳文化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桥头堡，还说到了文化的结算权等概念。从学术或文学研究的视角来看，此说是有道理的，也符合深圳快速发展文化的期待，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是，如果作为文学创作，则可能陷入一种“误区“，以为深圳文学天然具有某种先进性或某种高度。

刚才王军兄发言中说到，未来的深圳创作可以在科幻文学或当代艺术方向上更多的发力，或许可以取得更大成就。这个观点我很赞同，因为符合这个城市的品格和风格。这里的科幻文学不是狭义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形态文学的标识，包括当代艺术，其创作形态和方向，特别符合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的“天时、地利、人和”，科幻文学突破常规的叙事，当代艺术不按常理出牌的特点，符合深圳这个城市的气质和发展走向。

关于深圳文学的成就，大家已经说了很多，我不再赘言。有一点，我想特别讲一下，就是深圳文学四十年的一个不足，或者说短板。所谓短板，就是亟待改观的弱项。深圳文学四十年，不乏宏大的叙事，重社会热点、重政治正确，重主旋律，而对文艺创作的重中之重——具体生活中的深圳人，没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都知道，文学是人学，归根结底是要表现人——从人的生活出发，展示人所在的社会、时代。回顾四十多年来的深圳文学，我们会很遗憾地发现，塑造人物是短板，我们更多聚焦群体，聚焦城市的大风貌，聚焦人物身上的时代符号、概念，体量丰厚的深圳文艺，却鲜少刻画和塑造出具有这个城市鲜明特色的人物和故事。

几年前，我参与过一个电视剧的评审，是深圳某区投巨资打造的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鸿篇巨制、史诗追求，有五十多集，讲述的是我国军工国企制造航空母舰的故事，里面人物众多，大小近百位，内容涉及大国重器，全球战略。如此重大的题材和故事，当然可以用心表现。但是，再重大的事情，也需要具体的人去做，表现重点应该是人如何去做，宏大背景下参与者的苦辣酸甜。可是整个一部连续剧，人物只是符号，是事件的螺丝钉，描述了很多工程事件，但没有血肉丰满的人物，看不到具体人物的个性与心理。故事本身已经离普通人很远了，再没有活生生的人物，人就成了徒有其名的符号，说些假大空的口号，这样的作品不能吸引人，更不能感动人，成为无效制作。如此大而不当的选题和叙述，迎合了某些有权者所好，特别能忽悠上面重视，值得深圳作者和投资人警惕。

汉娜•阿伦特有个著名说法，意思是说——她只爱具体的人，而不爱任何一个民族或集体。她还具体说到，无论是德意志、法兰西，或是美利坚，无论是工人阶级或是任何其他一切，她都不爱，也跟她无关。她只爱具体的人,比如她熟悉的朋友。这个概念表明了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向或姿态。从根本上说，每个人都会属于某个集体，这是个人难以自由选择的。但我们关注或爱某个人，是这个人的具体个性、品格、特质，不是因为他属于的那个群体。一个人所从属的群体，可能会让人趋同，消除个性，成为一种模式、概念。我理解，汉娜•阿伦特表述的所谓具体的人，就是有着鲜活情感和生活质感的个体，而不是简单的归属符号。具体到文艺创作中，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物，即使作品再热闹，也经不住时间考验，不能吸引人，也很难真正打动人。上面说到的那个长篇连续剧，症结就是只有国家的概念、群体，没有具体鲜活的个人。这是深圳创作应该警惕的。

疫情期间，我因为写电影与深圳的书《光影之城》，比较集中而深入地观看了一批以深圳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我发现，时过境迁，很多曾经的代表性作品，完全经不住看。因为太多观念先行，看来很隔膜，甚至惨不忍睹。我不具体说名字了，比如，有部反映校园生活的电影，当年也曾红极一时，今天看来，从大的主题到表现人物的具体细节，感觉很不对劲，细节也陈腐老套，如表现家长与孩子的亲情，就是给孩子在家里过生日聚餐，妈妈不停给孩子夹菜，跟孩子说“多吃点，多吃点”，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爱，孩子的回答也乏味，直白道“妈妈你真好”。孩子的父母是特区第一代建设者，要表现他们的高风亮节，也选择直白浅露的对话——家长夫妇夜晚散步，走到深圳大剧院附近，看到路边的银行大厦，丈夫就表示为能参加了这个建筑的建设自豪，妻子就跟着回忆说，忘不了这个工程的建设，丈夫加班加点没时间回家，妻子就到工地给丈夫送换洗衣服等等。看这些对白，我觉得如坐针毡，很不自在，因为完全不像夫妻间的对话，夫妻俩夜晚散步，很少会说这些彼此烂熟的家国情怀。其实，这也是国产电影的老毛病，夫妻对话不是说给彼此听的人，而是说给观众听的，让观众理解这一代建设者的不容易，他们为特区建设如何的无怨无悔。作为文艺创作来说，犯了概念出发的毛病，不是从具体的人物出发，不是从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叙事到对白，只是为了传达某种观念，人物也就只剩下了符号和概念。

大概是2012年，刘德华投资了一部香港与内地合拍的电影《桃姐》，导演是许鞍华，此片当时好评如潮，在国际影坛也是大火，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所谓影后。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与他当年老保姆的关系，多少有些深圳元素，电影筹拍时许鞍华还曾给我通过电话，让我帮助推荐内地角色的演员，后来电影中的角色是秦海璐演的。这部电影是以小搏大的典型，很小的投资，但因深入表现人情人性，呈现真实的日常生活，成为以情动人的杰作。

电影大火时，市委宣传部有位熟人找到我，想让我联络许鞍华，因为在这之前，我在《收获》杂志上做过一篇与许鞍华的长篇对话，大概有三万多字，在许鞍华的访谈文章里，可能是最长的一篇。宣传部的这位熟人想让我帮助联络许鞍华，请许鞍华执导一部深圳题材的电影。我觉得早就该有这样的计划，深圳特区建设这么多年，早就应该有这样的电影——反映深圳日常生活，普通人故事，原汁原味的深圳题材。我打电话给许鞍华，她开始有些犹豫，担心自己不熟悉深圳，劝说之下，许鞍华答应说，你们把故事搞好，只要故事合适，她就来执导。可惜，这个项目也只停留在了愿望阶段，没人具体推进，那位熟人也不再提这个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银幕上，仍然很难看到独具深圳特色的人物故事。从艺术创作角度说，深圳作者没能为这个城市创作出颇具个性和影响的银幕形象，无论如何，还是有些遗憾。

四十多年来，以深圳为背景并有深圳创作元素的电影，也有些优秀之作，且在国内外非常有影响。除了刚才说的《桃姐》，还有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这部影片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改编，讲述深圳城中村一个普通家庭，孩子被拐卖，全家多年苦苦寻找，非常真实感人。还有一位叫白雪的年轻导演，她是在深圳上学成长的深二代，后到北京学电影，她编导的电影《过春天》，可能在座的都知道。我觉得，《过春天》是迄今最好的深圳题材电影，全中国独一无二背景下的深港故事，影片主人公是住在深圳的女中学生，每天跨境到香港读书，这种跨境上学的奇观，只有深圳才有。她的妈妈在深圳养尊处优，是香港货柜车司机的二奶，母女俩住在深圳。女儿有香港身份，跨境学习的便利，让女孩卷入了手机走私案。这是既真实又典型的深港双城记，在以深港为背景的电影中，也是还原度最好的一部——直面现实，有生活痛感，有独特视角，有生动叙述。可惜，这几部在华语电影圈最具影响的深圳题材的电影，都不是深圳人的制作。

我也赞同梅子老师发言中对深圳文学爆炸的预言，这既是一种期待，也有着很大可能性。当然，要实现这个令人盼望的爆炸，就要有脚踏实地的创作，要从具体的作家和塑造具体的典型人物出发。

回到汉娜•阿伦特的说法——爱具体的人。爱具体的人就意味着，你在创作中关注表现的也是具体的人，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概念，不是宏大的主题、事件，不是大框架下的概念化图解。

爱具体的人，就是要塑造好具体的人，讲好具体人的情感故事，我觉得这是今后深圳文学及影视创作中特别值得重视的关键点。

我就说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