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铁军

朱铁军：前面各位老师讲得都非常好，我这次是一个受教和学习的心态，尤其是听了三位教授，讲得高屋建瓴，给深圳的非虚构写作做了非常好的归纳和总结。我个人虽然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但也是非常忠实的非虚构读者。

 

深圳的非虚构写作呈现着多元、丰盛，又非常繁复的状态。像深圳书系，据说很快就要出到500本了，包括我们的“十大佳著”，到现在也有100本了，虽然也有非虚构和虚构的区别。但整体来说，深圳的非虚构作品是特别丰盛的。我最近读了几本，像王大可的《它们的性》，还有南兆旭老师的《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还有黄灯老师的《我的二等学生》，还有阮飞宇的《沙井蚝》，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非虚构作品读起来，相比虚构的文学作品，是更有阅读愉悦感的，它更多是一种阅读生活。尤其是我们书写深圳的这些非虚构作品，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生活的城市，因为经验和视野的壁垒，你会发现你和这个城市之间是有一些模糊的、未知的东西，这些非虚构的作品正好为我们打开了这些经验之门。相比纯文学来说，我觉得非虚构写作是有很大难度的，绝对不像虚构作品那样，像谢有顺老师说的，可以在书摘内完成，它必须经过非常翔实的资料性或访谈性、采访性的东西来作为支撑。

 

一篇好的非虚构作品，往往花费的精力和难度都要高于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非虚构的写作者也非常不容易，很多写小说的人去写非虚构，其实会遇到巨大的障碍和困难，因为他要进入陌生的经验，或者说要进入他所不熟悉的领域。

 

还有一点，非常好的是，非虚构有非常广阔的读者技术。我比较喜欢的两个公众号，一个叫“谷雨实验室”，一个叫“真实故事计划”，每一篇文章以及每一篇非虚构作品的阅读量，我觉得都可以秒杀国内任何一本城市学刊物，读者基础非常好，传播性也非常大。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天，我们看到了一篇谷雨的文章，写了深圳的一位打工作家邬霞，题目叫《女工和她消失的时代》，短短的一篇作文，截至今天早上已经有快4万的阅读量了。我就在感慨，邬霞自己写诗，也写小说，尤其她还是一个未命名作家的读者情况下，不要说有4万读者了，能有4000、400个读者都是很高兴的事情了，这也是非虚构写作广泛介入公共生活以及介入现实的非常好的印证，它有公共性，也有社会性。像深圳的这种非虚构作品，是非常多的，像南翔老师的手艺人系列，以及王樽老师的《电影中的深圳》，都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到了我们生活的周遭，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居然还有这样的视角。所以我觉得深圳的非虚构创作，不但硕果累累，而且未来也大有可为，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我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 高建平：下面请王国华发言。

 

 

王国华

王国华：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街巷志”系列，通过我的个人写作，管窥深圳非虚构写作之一斑。深圳和国内的一些文友和读者开始渐渐知道“街巷志”这三个字，但里面具体写了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一些读者可能知道，但文友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几乎不给文友送书。据我所知，文友基本上都不读彼此的作品，所以干脆不送。即使送，我也只签自己的名字，不题上款，这样文友可以随时扔掉或者卖掉，不尴尬。

 

我写《街巷志》初衷很简单。2015年重读刘亮程的《在新疆》，突发奇感，感觉这个东西我也能写出来。我应该认真写一个关于东北的书，书名就叫《在东北》。后来一想，好不容易逃到深圳，不能因为一本书又回到东北，干脆就写深圳吧。这里虽然没有异域情调，但是更具都市风情。

 

其实我刚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将其概括为“街巷志”，我先是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事物，比如我写了我家附近的西乡河、铁岗村、宝安客运中心，还写了我看到以及我感受到的深圳和其他地方的不同。比如在北方是春种秋收，秋天是花谢叶落的时节，而在深圳是春天落叶，所以我专门写了一篇文字叫《金黄铺就春天》，我还写了春节前后大量深圳人离开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的街巷并非是一街一路一社区，而是包罗万象的生活。我所走过的每一步，海岸边，树林中，草地上，见到的一花一木，一猫一犬，凡是有人、有温度的地方都是街巷，都是人间烟火，而且还不止于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更有烟火之上的“神气”。有了这个“神气”，烟火气才能气定神闲、袅袅不断。

 

正式出版时，我接受出版社的建议，把这些文字用“街巷志”三个字概括起来，第一本书名为《街巷志：行走与书写》，出版之后有幸获得了为文学奖第五届散文金奖和“十大佳著”奖；随后又出版了第二本《街巷志：深圳已然是故乡》；第三本《街巷志：深圳体温》；第四本《街巷志：一朵云来》；第五本是上个月刚刚出版的《街巷志：拥挤的影子》，第六本也已经列入了明年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我计划要写十本以上，形成一个系列。

 

刚开始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是出于热爱，我把这个城市当成了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写作则称为“城愁”，这是呼应所谓“乡愁”的。因为在当下的语境里，“乡愁”差不多已经被窄化为对田园牧歌的想象。事实上，随着城市化的趋势扑面而来，人们越来越向一些地方聚集，由此产生的所谓“城愁”的内涵和外延更深更广。“城愁”总体上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背景下的一种情绪。再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对当下宁静生活的抚摸和珍惜，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期待和担心，对失去的成长场景的怅惘，它更倾向于中产阶级的闲愁，而非外卖员的满头大汗，生死之下的挣扎和苦寒。当然有些东西也要涉及，但它不会成为我描述和抒写的主流。

 

我对自己不做这种大而全的期待和要求。

 

写着写着，最初的热爱渐渐就变成了使命感，觉得要赋予这个城市一点什么。比如在我看来，深圳缺少两样东西，一个是忧伤，一个是传说。听汪峰的歌曲《北京北京》，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同为一线城市，北京有忧伤的气质，而深圳没有。忧伤是从容的，它需要几百年的酝酿、上千年的沉淀，一个几十年的城市似乎还不懂得忧伤。在火热的深圳，成千上万人时时刻刻都在演绎自己的悲欢离合，但是他们的爱恨情仇没有忧伤做背景，瞬间就被抹掉了。

 

再比如我看了姜文演的电影《邪不压正》，里面提到了一句话，把主人公想象成了“燕子李三”，我就马上把它和北京联系在了一起。因为“燕子李三”就是北京的符号之一，这就是传说的力量。当下深圳的传说是什么？是任正非、马化腾还是平安大厦？这些都是，但是它缺少一些更“人”的东西，看不到具体的、可以具化为你我的传说。所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用自己的文字，塑造一种缓慢的忧伤情绪，赋予这个城市一些传说。这种赋予，不是对当下的否定，相反，它是首先认可这个城市的世俗成功之后，有意识进行的文化塑造。

 

“塑造”，这个词好大呀，深圳已经在这里，需要我塑造吗？你王国华是干什么的？我要说，一个文化的深圳，当然需要文化人塑造。尤其是文学，此乃艺术之根。我的塑造体现在哪里？举个例子，我在地铁车厢里看到有人坐在你的肩膀上，那个人就是前些年上班时猝死在地铁口的一个白领。我看到榕树上住着一群人。我要在平峦山的树林里挖一个陷阱，等着有人掉入并与我发生连接。我在南山区铜鼓路上找到一条很大很大的长椅，等世界末日来临时，这就是我要避难的地方。我看到香蜜湖里的水飘了起来，是湖畔一只水鸟把它拽起来的，而那水鸟可能就是我指派的，我自己又浑然不知……是的，我把塑造的深圳原原本本写到我的文字里，这一个一个遇到，一个一个想到和一个一个记录，便是我塑造的深圳。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两点。第一，我的文字是典型的非虚构。我并不认同所谓的“散文可以虚构”这样的观点。我的作品中的想象，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想象来。而不是虚虚实实，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小说和散文中间。这可能跟我的工作性质有关，我一参加工作就在新闻媒体，现在都20多年，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职业性，比如写作深南大道时，我多次开车或步行或者坐公交或者骑单车，在深南大道上行走，其中一天就在深南大道上走了两个来回，共计九个小时，期间开车80公里，骑行15公里，步行18000步，相当于用脚步把这条道路抚摸了多遍。

 

在写作茅洲河时，我曾经看到河边有两排石墩，强迫症上来了，一遍一遍的数，确认那是86个。其实完全可以模糊带过，“河边有两排石墩”，这样一写就完事，但我一定要写上“河边有两排共86个石墩”。

 

在另一本街巷志里，有一篇文章写的是我从街边走过，看到衣服店的橱窗里有五个模特，站着四个，坐着一个。编辑也是个较真的人，她看大样中的图片，显示是四个模特，于是向我询问。我跟他讲，我自己拍的图片肯定没错。后来，编辑问了一下美编，原来是美编在处理图片时切掉了一个模特。你把我这种较真称为严谨也好，称为强迫症也好，但我在写作上确实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第二，我非常重视所谓的文笔。说一千道一万，打量一个文本，一个是看你写了什么，一个是看你如何写。余华的《活着》，就是写一个老年人的一生，类似题材也不是没有人写过，但他们就写不出余华那个样子来。同样的故事，在你的笔下就庸俗，在他的笔下就超凡脱俗，所以个人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方式都很重要，而我在街巷志这个系列中非常强调文字的力量和文字之美，这还不是一个个简单的“文字华丽”就能解决。 我在东北生活时，常常去二人转剧场看二人转，台上两个人，在五十分钟内，把上千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起，靠的就是这种方式，即三句话一个包袱。所以我写作时，时时注意语言的颠簸，而且也不能是刻意的颠簸，要恰当，润物细无声。

 

当然，我现在的写作仍然在路上，将来怎么样，自己也不敢说。有时候写得越多，越到深水区，就越孤独。其实我还挺享受这种孤独的，我完全不期待这个系列大红大紫，大红大紫的文字常常会被异化，被误读。

 

这是我关于《街巷志》的一点个人感受，跟大家汇报一下。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王国华老师个人写作经验的深度剖析，要进行实际考察，重视文笔之美、文字之美。下面请深圳社会科学院的杨立青老师发言。

 

杨立青

杨立青：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几句，其实也没有好好准备，今天主要是过来听的，非常有收获。

 

非虚构写作，之前我没有特别关注，因为要参加今天的会议，所以集中看了几篇文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北大的张慧瑜，他说非虚构写作的文化价值有三个，一是平民性，把普通人、弱势者、日常生活、社会经验作为书写对象；二是社会性，把个人、故事或新闻事件放在社会或时代的大背景下；三是非专业性，普通人就能写，写作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为此概括了非虚构写作的三个特征，即文学性、新闻性和社会性，但历史性他没说，我感觉历史性其实也挺重要的。比如说到深圳，今天的话题是讲深圳故事的N种方式，既然要讲述故事，故事肯定有时间维度，必然要跟历史形成勾连。深圳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城市，比如从城市的形成来说，一个城市是怎么形成的？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来看，城市（镇）就是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生产生活，出现和形成一个不同于熟人社会的陌生人社会。这对范畴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有很好的说明。从1979年开始，深圳就完完整整地呈现了一个由陌生移民构成的城市社会，因此包括城市本质性的东西，在座的很多人在深圳身上都看得清清楚楚，比如当时的外地人是怎么来的，来了以后是怎么生存和奋斗的，怎么形成一种社会秩序。不过很可惜，尽管这个快速的由工业化驱动的城市化过程（它被著名建筑设计师库哈斯称为珠三角的“大跃进”）只有短短四十多年，但这一过程及其细节很多都被遗忘了，或者说历史的某些声部遗失了。这当然跟繁复的历史没有得到更充分的记录有关。

 

在此意义上，深圳的非虚构写作可以拓展出某种很深厚的历史场景和社会场景，应该多鼓励，每个人都讲述出自己的故事，则深圳就有数以千万计的不同故事。前面有老师谈到了打工文学，最近两年我也很关注打工文学并写了文章。40多年来，来来回回，来到深圳及离开深圳的人数规模很难估量，至少是几千万、上亿的。关于你跟深圳的关系、你跟深圳的故事，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信息，从这些历史信息中，我们才能知道每个人是怎么生活的，从外部来看深圳，非虚构写作是很好的历史文献。

 

我最近刚好在读邓一光主编的《深圳散文四十年》，80年代的篇幅比较少，没有几篇，90年代增加了几篇，到了新世纪开始越来越多，这就说明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规模是越来越大，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发声。发声可以说是一种权利，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民主，从这些角度来说，包括散文在内的非虚构写作的价值都是非常重大的。事实上，如果黄灯老师不写《我的二本学生》，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所写的状况，这就是价值所在。另外就是南兆旭老师所写的《深圳自然笔记》等书，这里面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南老师说，1989年他从山西来了深圳，他非常感激深圳这个城市接纳、收留了他，他把很多时间花在自然界，深圳的山山水水他几乎都跑遍了，并将深圳的动植物等自然存有一一记录在案。我怀疑，北京没有这样的人，上海也是没有这样的人，可能台湾、香港有，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虽然他写的是自然笔记，但这里面也有他的个人情怀和情感。其中有一句话让人感动，“我把我的居住地，当作世界的中心来关注”。人跟城市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南老师身上有很充分的体现。包括他关注深圳的候鸟保护，深圳是很重要的候鸟中转站，他说，“背井离乡，选择新的栖息地，探寻新的生活，候鸟与移民有相同的基因，迁徙的人和迁徙的鸟要相亲相爱”，这句话多漂亮。这就是城市居民与城市之间美好关系之一种。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能谈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体验、经验，那整个城市会变成非常有温度和温情的地方及家园，南老师就是把这里当成最好的家园，关注它、爱护它、书写它。

 

今天大家集中讨论非虚构写作，那么它是一种文类或文体吗？我最近几天在阅读相关论文时，感觉大学里的一些学者想定义它，从学术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它跟非虚构写作本身的实际状态，是相悖离的。我们知道，非虚构写作应该是开放性的，你不能把它概念化、规范化，说它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在学术研究上有它的必要性，但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问题的。

 

今天来了不少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老师，其中我非常敬佩黄东和老师，他虽然不专门从事写作，但他坚持搞了十年的全民写作计划，这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个举动。包括黄灯老师在学校里教学生进行非虚构写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实践，他们是行动者，很了不起。黄灯老师刚才的介绍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以前看非虚构写作，往往都是从外部来看的，比如它对社会有什么意义等等。但黄灯老师强调的是非虚构写作对学生的改变，也即她是从内部来看，非虚构写作对人的成长、拓展意义，我觉得更加内在、更加深刻。

 

最后有个问题，那么多人从事非虚构写作，为什么有些写作者能够出名，其作品能够流传开来，有那么多人阅读，为什么有些人就不行？在深圳能不能持续搞类似的非虚构写作训练班？因为非虚构写作似乎比虚构写作的门槛低一些，且写作技巧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像《南方周末》的某些资深调查记者就在进行这样的收费性培训，人物、事件、结构怎么安排，怎么叙述，怎么讲才更有吸引力，这都是可以训练的。我们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倘若在此方面予以资源上的支持，则非虚构写作这一文化事业无疑将有更宽广的发展前景。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杨老师，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

 

今天我坐在这里给大家报幕，同时也来向大家学习，我也学到了很多。我一直在想非虚构的这些问题，今天听各位讲了以后，好像慢慢开始思考这样一些概念：什么是非虚构文学？它跟我们过去说的报告文学、写实文学、新写实文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有什么关系？有人说是由于有虚构文学才有非虚构文学。这之间究竟构成了什么关系？其实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以思考的问题。我听着各位的发言，我头脑里就在想着，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史记》，它是非虚构文学吗？它写得非常有文学性，但是它又在写史。实际上中国的非虚构文学是历史悠久的，但是我听汤奇云老师说到《人民文学》有一篇文章构成了它的溯源，这方面还是有学术工作可做的，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深圳非虚构文学的丰富性。当然，深圳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过去40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很多层面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题材，并且刚才各位老师也提到，实际上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没写，这里面有大量可写的东西，这为深圳的发展、深圳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深圳经验，我们需要一个深圳的表达，这个地方是非虚构文学发展的天堂。

 

第三点，深圳文化的发展。我印象非常深，深圳社会的发展、深圳经济的发展、特区的发展、城市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发展相匹配。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我觉得在文学、艺术方面是很有成就的。深圳的大学与上海的大学、北京的大学甚至跟武汉的大学、南京的大学相比，好像都要差一截，文化发展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感谢三位远道而来的专家，也感谢深圳的各位专家和各位作家的参与，谢谢。

 

（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