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谢有顺：刚才南翔老师回顾了这十届“深圳十大佳著”的评审，我参加了九届，算是比较了解，也读了不少深圳非虚构作品，包括深圳的“十大好书”我也参加过好几届的评审。谈点看法。

 

深圳非虚构的写作，是在中国大的非虚构写作的语境中一同成长的，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深圳更早就有了这类写作。打工文学就可以追溯到80年代，那时候就开始有这种打工者的文学，包括胡经之老师他们当年都对这些打工文学做过点评，我有印象。从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有一点准非虚构的意思。这些年非虚构很热，包括出版市场和读者对它的欢迎，有一些原因值得探讨。

 

我讲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在变。

 

非虚构写作和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经验是相关联的。中国历史几千年来，从未有过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这个地上迁徙，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来到深圳这样的地方，不同的口音、记忆和经验在这里激荡。以前的迁徙，往往因为战争、饥荒，那时的迁徙是被迫的。这一次是完全主动的、自觉的，而且是大规模的。这些迁徙带来的经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包括各种观念激荡中的思想变化，创生了很多全新的经验，它是文学写作中最重要的血肉基础。这种变化所提供的经验的力量，或者说这些活生生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冲击，以前一直没有很好地沉淀在文学写作当中。是非虚构的写作及时用了这些新经验，及时激活了这种经验之于写作的意义。

 

确实，非虚构带有强烈的记录、实录意义。这个记录和实录，对于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可能意义不大，但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一个经验不断在裂变的社会，当大家每天都能看到无数日新月异的经验时，记录、实录的意义远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非虚构写作找到了一个切入口，就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

 

举几个例子。梁鸿作为学者，回到故乡，通过她的视角，俯身去看她那些去远方打工的亲人，包括出去打工之后带来的家庭伦理、村乡变化，就特别能触动人。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但没有记录下来，就不会引起注意。南翔去追访一些手艺人，这些手艺人平时都沉潜在某一个角落，保持某种静态的、手工的生活，维护了传统手艺的光辉，对他们的实录和记录非常有意义。还有黄灯，她较早的《大地上的亲人》，以及她用一个回乡媳妇的眼光重新打量乡村的变化，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还有她的《我的二本学生》，用比较平等的视角，去记录下被忽略的学生群体，比之那些带有光环的名校学生，二本学生容易被忽略，这段记录都给很多人带来了全新的冲击。现在很多产生反响的非虚构作品，都涉及到一些新经验，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很火，就是这个类。之前乔叶写过《拆楼记》，写拆迁经验，我还看过一篇非虚构是写外卖骑手的，也看过一本诗集叫《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写的诗，这些广义上诜都可以叫非虚构，写的全部是全新的经验。

 

你或许会感叹，这些经验的记录是不是太匆忙了，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甚至有一些可能带有过度的实录，缺少艺术的过滤，但我认为，当我们看惯了过多过于讲究、精致的东西之后，有时来自生活末梢的这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可以对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因此，我想强调，经验的力量不可小看，经验对文学的改变不可小看。事实上，我们了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不正是因为有新的书写经验吗？包括新写实小说，以及后来的打工文学，都是因为有了新的经验。诚然，经验是事实，是表层的东西，但是这些事实和表层下面所沉潜的，是非常重要的。你无视这些经验的时候，思想、灵魂就无从落实。因此我说，中国在变，贡献了非常多的全新的经验和题材。

 

第二，文学在变。

 

我们回忆一下，从俗常的看法，非虚构写作是从2010年《人民文学》创设“非虚构写作”的栏目开始算起，这是学术界研究非虚构研究的一个起点。其实更早之前，《钟山》杂志也开过“非虚构文本”的专栏，在更早之前，深圳的《特区文学》也做过类似的专栏。为什么会从《人民文学》开始算起？当时李敬泽在做主编的时候，提了很多观念，在主编前言里阐释了很多，很多文学思潮要被重视，既要有作品，也要有阐释。当时有一个背景，整个文坛都有一种纯文学焦虑。文学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精致化，用我的话说就是“文学气”越来越足，但文学可能正在失去最宝贵的品质，就是重新介入公共生活、重新介入现实世界的能力。好像外界的风云变化、现实问题，跟作家都没有关系，作家可以关在房间里写他的个人私事、个人心绪，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文学界曾经有一个讨论，就是现在还能不能继承“鲁迅传统”的问题。鲁迅的传统，不就是鲁迅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介入意识么？很多人都在探讨，鲁迅为什么没有多写小说，在我看来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鲁迅看到现实中有太多丑陋、黑暗之后，他要选择短兵相接的杂文，要直抒胸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相比，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多少都有点迂回，有点曲折，欲而又止、引而不发，他不喜欢这种写法，他喜欢直接说出来，他有强烈的对现实的介入意识，所以才成就了所谓鲁迅的传统。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变成了形式探索、语言探索、各种修辞以及各种叙事方法的实验，文学是更本体了，但由此可能也割断了和现实、和社会的最直接的关联。文学失去了介入公共生活的能力，甚至连这种介入意识都没有了。

 

于是，文学界有一个焦虑是，文学怎样重获面对现实发言的能力？怎样能够重新让公众对文学存一份热情，而不是成为自说自话、自言自语？这个焦虑，使作家开始重新思考文学怎么重返现实、重返公共生活的问题。说白了，还是要放下那些花架子，还是要少点“文学气”，不如老实、真实地记录下这个时代的状况，探寻我们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与其在书斋里冥思苦想、闭门造车，你还不如睁开眼睛去看一看，迈开脚步去走一走，打开心去感受一下。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它的冲击力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应该睁开眼睛看用脚步走出来的部分，也就是说，文学不再是那些个人书摘的小品。

 

事实上，每一次文学大的变革，都跟文学重返这种活生生的生活，是有很大关系的。很多作家写作有困扰的时候，都喜欢回到故乡，回到他最熟悉的那块土地上，很多东西好像一下子就激活了。包括诗歌界，当诗歌成了一种知识写作，被说成是写一种塑料诗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年轻人说要身体写作？也就是要用我的身体，用第一性的感觉系统去感知这个世界，而不是通过一种文化、一种知识来写诗。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通过知识来写诗的。散文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都在骂余秋雨，但余秋雨1988年左右在《收获》杂志开的《文化苦旅》的专栏，对散文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比较早背起行囊到全中国到处走，在行走中写散文。而当时大多数的作家在家里面写小花小草，写登泰山有感、登黄山有感。是余秋雨较早把散文写到两三万字长，并且到西部去走，到山西去走，在走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文化感怀。这个文化感怀，今天大家都会写了，但当时在《收获》杂志发岀来时，是受到普遍好评的，这也说明，要拯救文学的贫乏，还是要回到现实、回到土地、回到人群当中。这种文学思想看起来好像很旧，但可能是拯救文学很有效的方法，这也是非虚构写作崛起的原因之一，方法很简单，简就是老实一点，用你自己的眼睛看，用你的脚来丈量，用你的心去感受，真正留意到身边那些原来不太容易被我们留意的人群，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把他们的心事写下来，你会发现比你在书斋里胡思乱想更有力量。

 

第三，写作者在变。

 

当非虚构兴起的时候，写作者好像多了很多，作者不一定是专业作家，也有很多民间的写作者，尤其报纸的那些调查记者，反而可以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主力军。我刚才讲的写外卖骑手，写“我在北京送快递”的，都不是什么专业的作家。当每个人都拿起笔来记录他周边生活的时候，他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者，所以，写作的人群在变。

 

很多写作者也在反思自己。包括黄灯，她是个学者，在教书，做评论，一定会有一个困扰，那就是我做的这些东西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好的写作还是会追求把我个人的体验，把真诚的自己放进去。非虚构写作有一个最可贵的东西，就是把自己赤诚地放进去，我能在那些非虚构作品里，看到一个作家对世界的真实想法，也就是个人的体验是投入进去的。这种投入，使得作家重新建立了他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甚至重新建立起了他和语言的关系。比如黄灯继续写理论文章的话，语言一定是客观的、理性的，甚至是冷漠的，但她写非虚构的时候，她可以重新界定自己和语言的关系，可以抒情，可以感慨，可以赞叹，可以沉思，面对世界、面对语言重新建构关系。

 

我甚至可以想象，梁鸿写了《中国在梁庄》后会发现，她和亲人之间突然变得亲密了，她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能够和他们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真实感正是来自于这里。她把自己放进写作之中，也重新获得了解释这个世界的新角度，也是她介入世界的新角度。写作主体在发生变化，写作真正成了生命的写作，成了有个人投入、有个人体验的写作，而不是抽象的、客观的一种写法。这个变化使得非虚构写作成了今天的热潮。

 

中国的变化、文学的变化以及写作者的变化，这三种力量共同影响了非虚构写作这一类型的兴起，以及大众对它的回应。深圳的这些作者也在其中，甚至开创了很重要的深圳样板，因为这三方面的变化，深圳都感同身受。不论是经验的变化、文学的变化还是写作者的驳杂，深圳都可以称之为样本。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出非虚构写作的很多不足，比如对材料的加工比较随意，比如非虚构写作和传统报告文学的文体区分有时较模糊等，但它对新经验的实录、对现实的介入精神、以及写作主体的崛起，都证明了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一个成功的写作类型。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谢有顺老师讲到的三个方面，中国在变化，文学在变化，写作者在变化，以此为纲，对当下的非虚构文学做了个非常好的概括，谢有顺老师对深圳的非虚构写作非常熟悉，最起码比我熟悉。我可能只熟悉胡经之先生的那本《亲历美学历史》。口述史也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记得有一次去看望胡经之先生，对他说了一些想法。胡经之先生完全同意。他说：他讲的内容就只有这么多，要把他所经历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美学的发展，他自己的美学观点，他所参加的美学活动都带进来，才能写好。这样，就可以写成一个人的美学史。随后，我就对参加这项工作的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的一些年轻人说了这个意思。我最后读书稿的时候，感到书稿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也读了不少类似的书，包括齐邦媛的《巨流河》，樊锦诗的《我心归处是敦煌》，认识到一点，非虚构文学也不是说有故事就行，还有一个如何讲的问题。要把故事讲好。怎么讲好？这是需要努力、探索的事。所以我们今天请各位来，主要是讲深圳，为深圳的非虚构文学做一个诊断、分析。

 

下面有请许石林老师。

 

 

许石林

许石林：面对文学界我所敬仰的专家，来这里其实等于是一次汇报。

 

我今天特别感谢上午王国华打电话给我，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是后天开会，我昨天还很天真地问于爱成是不是要写个发言稿？他说，“对，你谈谈自己的写作理念。”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说我有什么写作理念，我一路走来都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我不会进行自己所谓的总结。我就来谈谈我是怎么写的。

 

其实也稀里糊涂，非虚构写作把我划在这里面，我也接受，我没多想，可能因为我的确也写不了像小说、现代诗歌、感慨式的散文这种虚构类的作品。像我的老家陕西，路遥的小说，我没看完过。贾平凹的《废都》都没看完过。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没有看完。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很自卑，好多年我都不敢跟人说我没看完，好像感觉没看完是自己的丑事。我说的意思是，我的这个习性，大约对虚构类的东西不亲。

 

所以我喜欢金岳霖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喜欢夹杂在别的东西里的甜。”也就是说我不喜欢吃纯粹的甜，但是我吃别的东西，有回甘，有甜味，喜欢这种夹杂在别的东西里的甜。比如对南翔老师写的那么多小说，虚构类的，我没有印象。但对他非虚构类的，哪怕是他的一次发言，他讲过的那些话，他对汪曾祺先生那种描述，以及他的观点，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听一遍，全记住了，而且他会影响我，包括他的手艺系列的（作品），而且近几年他完全转到了非虚构写作。

 

再加上我平时做一点评论，我当年也给媒体写了很多评论，叫文化类的时评，这个应该也算非虚构。作为材料的事实也可能是虚构的，包括我正在写的关于《红楼梦》的一本书。《红楼梦》是虚构的，可是当它成为一个文献，我要重新解读它的时候，我写的就不是虚构，它就是个实的。包括我写的《桃花扇底看前朝》，包括谢老师前两天提到我的《清风明月旧襟怀》这本书。简单地说一下，《桃花扇底看前朝》已经二版二印，总印是第19次了，我也没想到，它挺畅销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群体喜欢它。包括《清风明月旧襟怀》，印了7次。《戏曲里的中国》，昨天签了补充合约，也是要第二次印刷了。《每个人的故乡都是宇宙中心》，当年7月19日印出来，8月份就第二次印刷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平时的写作，我就是跟着感觉走，想把一个事情说清楚，尽量说清楚，诚恳地说。通常一个事情平平淡淡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可写的，但只要一有人想我问问题，我就觉得像平静的水面扔一块石头，一激就激出浪花了，我就得写。我曾经长期在报社工作，虽然我不是专业作家，但我是专业评论员，领域就是文化艺术类、社会新闻文化类的。有任何新闻事件，编辑会问我，编辑不问，我没觉得什么新闻值得写，编辑一问，立刻就有了观点和角度，怪了！我跟编辑说了几条：第一条，我的稿子你可以改，你可以删，你可以枪毙，你不需要跟我打招呼，所以我成为了最好合作的作者。第二条，迄今为止我没有拒绝过任何一次编辑约稿，我可以叫“中国好作者”。同类的话题，哪怕你让我看新闻，我是想不到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只要编辑给我打电话，他还没有什么观点，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说这个新闻，我立刻就有观点和角度，就写一篇，而且说实话，我写得还是比较快的，像写孙犁先生的文字，包括写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我都是写得比较快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平平淡淡的，我自己看人看事，没有写东西的冲动，但只要别人问我这个事情，我马上就会有想法，所以写着写着，也越来越注意细节。写作都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包括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

 

我比较关注的是对世道人心的思想，比如各种风土人情类的，现在的信息那么便捷，只要有人出现了问题，我就突然发现这个事情可以解决一下，即写一下，说清楚。

 

支撑我的有一个价值，我认为人不能见死不救，人不能见义不为。一个人持有某种你认为不正确的价值观和做法，并且他在那里散布开，会影响到别人，如果你不上去说，好像就有点“见义不为”。说道写作激情和动力，原则上讲我现在的状态，只要我身体允许，只要我颈椎、腰椎不疼，包括眼睛允许、时间允许，我感觉我好像写不完，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枯竭的，满目皆可写，我就有这种激情和感觉。

 

谢老师刚才讲，作家要如何面对继承鲁迅之风，我觉得我继承不了鲁迅风。我在报社工作室，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在媒体社交平台上，我有几个“不说”，我们报社的人知道，他们都管我叫“SB评论员”，就是“四不说”：一是不说时事政治；二是不说自己家庭；三是不写朋友的事；四是不写单位的事。一直以来我也把这个原则落实到了自己的写作上。

 

我写东西，其实都有一些目的，针对现在的人，比如学生考试、应试，思路打不开，素材、题材找不到，那我就会想办法，我专门从《二十四史》、野史笔记里找到一些生僻的典，把它贯通，这就是我当时写这本书的冲动。在这之前，以那种劲头和激情跟踪了95集电视连续剧《三国》，觉得它荒谬了，播放一集我评一次，演完了我也就评完了，就写了一本书，现在拿起来看，还恍惚觉得当时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现在倒没有那种激情了。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身兼数职工作着，一直到2021年4月份才算开始专门从事写作。所以我的写作，我也没什么经验可谈，我觉得就是要把事情说清楚。作家，要给自己定一个范围。如果说秉持写作理论的话，我的理论就是服膺古人的文学理论：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主之以理——作者要有见识，这个见识就是理。张之以气——这个跟个人的风格、性格有关，包括刚刚四位老师的发言，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气。束之以法——文章的法在哪里？我自己喜欢看古人的文章，我读的时候，成天沉浸在中间，读完一篇，马上脑子里就会有它的方法，这种方法到自己脑子里，脑子里古人的文法储存多了，使用的时候，不见得照用，有时候会打散，有时候会重组。我这两天跟几个年轻学生在群里讨论他们写的几篇文章，我说他们写作激发不熟，散乱、气息不连贯、思考得不细致。作者，要写得细致，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无尽之意见于言外”。要善于用“无形的笔”，会取舍、会褒贬。

 

我的写作，刚开始我也没想到怎么就自然而然地写了这样的面貌，我有时候自己总结我自己写的东西，大约涉及到经史之学、民俗学、中国礼仪、掌故类的。

 

有些东西对我是有影响和有帮助的，我常跟学生讲课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文字是语言迫不得已的记录。”你要关注有声的东西，我最感兴趣的，跟秦锦屏、王国华等一样，喜欢有声的东西，比如民歌、戏曲、曲艺等等，这些东西不能小看。我曾经帮广州一个画报写过发刊词，有的人看过以后说，你这个是“西皮导板”转“回龙”转“原板”，他给我这样总结。这些声音艺术，对本人的写作是特别有帮助的。虽然我只见过汪曾祺先生一面，但是我看他的东西，总是会心一笑，觉得自己和他是相通的，老觉得自己好像再努力一下就可以似的，处在一个跃跃欲试的兴奋状态中。汪先生的大部分作品就是非虚构，他为什么写得好？我觉得这都来自于汪先生当年编《民间文学》、编《说说唱唱》杂志，他看了很多鲜活的来自于生活的东西，他对于有声这种东西的重视，我觉得这里面都有一些窍门。

 

我从来也没总结过自己的写作，没法总结创作理念，我本来还以为我今天能够即兴说得很好，回去总结一下，给于爱成交个作业，看来也交不成作业了，我回去再想想。

 

谢谢大家。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许石林老师，讲得非常好。我们现在一起拍张照留念，然后中场休息。

 （茶歇）

主持人 高建平：下面请王国猛老师发言。

 王国猛

王国猛：我觉得今天下午这个氛围非常好，首先要感谢福田区，特别是图书馆，静萍副馆长代表福田区接受我们的感谢，当然发起人是南翔老师、雷主席。我们这个研讨会源起“深圳十大佳著”评选活动，事实上是“深圳十大佳著”的外延、拓展的讨论。

 

爱成想得特别好，居于这个活动之上，对我们深圳十年的非虚构创作进行梳理和研讨，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几年前我们在北京搞了深圳音乐创作的40年，我们胆子也比较大，到北京开了个研讨，后来他们说，全国各大城市里，只有深圳去开过这个研讨会，而且拿到了他们的两句话，一是主旋律音乐创作的深圳现象，二是原创音乐的典范城市。我说我们已经拿全了，剩下其他城市别搞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是无知者无畏，有时候要胆子大一点。

 

今天我们刚好请到了这几位外地的专家，一个是张主编，曾经也是我们的领导，对文联工作特别熟悉，对于作家以及创作评论都非常熟悉，我刚刚跟他聊天，我很羡慕他，他是专家型领导，又做领导，又做专家，完全符合有顺教授刚才讲的，其实他这个就是进入了主流社会，掌握了主流社会。我们现在说实话，说得不好听的，做官不写文章，写文章的不做官。

 

为什么当今我们的创作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作家很少进入到主流社会，了解那种主流系统的生活。而主流社会的人了解了，他又不写，这就是“两张皮”。宋朝的苏东坡、王安石这些人，像唐朝的李胜、张岳升为宰相，这些人诗词歌赋、文学都写得很好，“燕许大手笔”，包括韩愈这样的人，文章也好，诗歌也好，他们对于人生、生活、官场、职场都非常熟悉。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这三位专家。葛老师是我正儿八经的导师，刚才荣耀还以为我说的是客气话，我是正儿八经在那读了三年创意文学，所以他能够从上海来，包括燕玲主编能够从广西来，包括有顺教授，他对深圳非常熟悉，前段时间专门写了一篇有关深圳散文创作方面的文章，后来有几个写散文的人都跟我说写得非常好。深圳的评论家，可能就是爱成比较熟，再就是汤奇云比较熟，其他的对于文学方面的评论。像王樽，是搞电影的。其他的评论家以及深圳的作家，还真没那么熟。所以我觉得有顺教授的视野，不是光在深圳、大湾区、广州，更是放眼全国。

 

刚刚几位教授讲得都非常好，他们对于深圳的非虚构创作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燕玲主编说这是为中国非虚构创作提供了中国经验，立马让我想起了“主旋律音乐创作的深圳现象”，我们的探索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是为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作出贡献的，这是对我们非常高的评价。

 

刚刚葛老师说，深圳非虚构创作是一种国家级现象，这个（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受之有愧，不能说坦然受之，面对国家级层面的专家，我们还是要按照深圳惯有的做派，踏踏实实。无论是经济发展、金融发展还是科技发展，都是非常踏实的。

 

刚才有顺教授讲了三个方面的经验，中国的、文学的和写作者的，我非常赞同他。深圳这个地方，特别是经验的力量，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对于文学，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是最前沿、最先锋的经济社会生活，可以说很多的生活，在深圳是最早有体验的，甚至只有深圳有体验，在其他的地方都很难有深圳这样的体验，或者说来得比较晚。当然，因为现在的城市化建设，刚刚葛老师讲了，很多城市都一体化了，已经城乡一体化了，而且城市都变得非常雷同，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正在消失。恰恰是深圳这个地方，跟全国各地都不一样，它是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文化有三种意识，移民文化是带来这三种意识非常重要的方面。深圳这个地方的很多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早期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唯经济论”“唯金钱论”，到后期对于文化的寻根。现在我们很多的东西也在追求传统，像石林写的东西，也是在追求传统。对于文化的寻根，深圳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城市阅读，我们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阅读典范城市”。在阅读方面，我们提出的观念是“因读书而受人尊重”，这个层次和你个人，都会因为“因读书而受人尊重”，这是我们的十大观念之一。再比如“来了就是深圳人”，刚才有顺讲到早期的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这些对于这座城市都是有疏离感的，这是别人的故乡、别人的城市。我是在这里工作的，但是我的心不在这里，我的灵魂不在这里归依，早期的打工者都有这种感觉。

 

刚才葛老师讲到这种新的意识、新市民意识，我觉得新世纪20多年来，基本消除了原来城市、城乡的疏离感。讲到的这些东西，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都是正合我意，正中我的心意，我想的就是这么回事，但他们都能系统地表达出来，这就是理论的力量、理论的能耐，我是总结不出来的，但是我有这种感受，你们一讲，我心知肚明，心领神会。

 

所以在深圳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进行这种理论的研讨？过去我们只是一味地野蛮生长，基本都是创作的多，而且是各种不同方式的创作，所以我们才会有“深圳非虚构的N种表达”。刚刚南翔老师把非虚构的深圳状况，包括过去、过往的这些东西，都理得非常清楚，他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他的很多经验都来自于创作，几位理论专家进行概括，都非常符合深圳的城市文学面貌和特点，也符合深圳这个城市的禀赋和特质。

 

我们这一段时间在搞文学季，搞了几场活动，特别是前几年对于深圳几个批评家新出的专著的研讨，以及对于来自不同层面的作家，一块是民间文学创作，以及对于诗人的创作进行了研讨，这一系列的活动，我们就是要强化深圳作家的这种意识。刚才各位专家讲了非常好的观念，我觉得可以做总结，甚至成为未来推动深圳文学的核心理念。刚刚有顺教授讲了路径问题，从“路径-观念-主张-思潮”，这不仅是深圳文坛，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文坛必须思考的问题。

 

刚刚几位提出的这个观念，我觉得非常好。前段时间也有专家提出，深圳最需要的就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建构，我们要有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观念。观念系统化以后，不就成了创作理论吗？我们的创作理论来自于哪里？我们要总结它。包括外来的专家，以及本地的专家，要共同总结深圳创作的实践和理论，分析这个实践，总结自己的理论，形成、阐述深圳的文学主张。刚刚燕玲主编讲了，我们真正要为中国创作，不仅是非虚构的创作，其他的各类创作，都要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贡献我们的探索。我们深圳就是窗口，就是试验田，所以我们有N种表达方式，每一种表达方式都是值得肯定的，都是宝贵的。恰恰深圳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形成不同的表达，深圳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都很年轻，有不同的文化、包容，形成融合，最后形成独特的深圳文化、观念、主张、现象，这都是大有可能的，都是我们潜在的可能。所以我们搞一系列的活动，就是为了推动深圳作家群以及深圳文艺批评家的队伍群体，借助当前国内甚至国际的一流理论专家。我们深圳的这些作家都是赫赫有名的，他们提出的理念，以及给我们做出的总结，我们真的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甚至把他们的理念作为将来文化发展、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总结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我觉得这几个都非常好。

 

非常感谢各位外地来指导我们的专家，也感谢本地的创作者、作家和理论家，你们就是深圳大厦的屋瓦，一片瓦，一块砖，每个人都是，都能推动深圳文学这座大厦的形成。

 

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一个服务者，我也是文学爱好者，我也是文学创作者。自从归依了葛老师之后，我就变成了“半专家型”。跟葛老师表个态，将来我要成为“全专家型”，当然还要到你那里回炉，还要继续深造，希望跟深圳各位业界人士共同来推动深圳文学事业的发展。文学是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根基，是一切文化艺术的根基。

 

刚刚有顺教授还在讲，一个真正对文学融通的人，在方方面面对于艺术的理解都是独特的，而且是非常深入的。像古代的苏轼这些人，都是综合性的专家，是文化艺术大家。我们这些专家，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请来的专家，我们希望各个单位，你们搞的活动，包括基层、作协、文联以及各文化机构在搞活动的时候，多请这些外地专家来给我们指导，这样我们才会蓬勃发展。就像下围棋一样，经常跟高手在一起下棋，我们慢慢也会变成高手；如果你老是跟下三烂、臭棋手在一起下棋，你肯定会越下越糟糕。

 

希望各位专家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最短的时间内“又”来到我们深圳，来给我们作指导，也跟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一起相聚。

 

谢谢大家。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国猛主席。我们这些文学人要做的是形成“深圳表达”，在“深圳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深圳理论”，这些都是非常艰难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路上，正在朝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