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玲

张燕玲：我发言的题目是《为中国非虚构写作提供深圳维度》。我们知道在几十年前， 法国作家萨特曾预言非虚构文学“不久将来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几十年过去，谁都毋庸置疑世界范围内的非虚构文本发展的速度惊人，尤其在当下中国。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非虚构文本满足了人们在空前的变动不居的社会变革与转型面前，了解世界、了解自身的迫切需要；还在于置身全媒时代的“虚构”世界中，我们赖以形成对世界与自我印象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媒体，来自于间接的经验，而文学唤起读者共鸣的影响力日益低落，于是，读者便退而次之变为对“真实”的渴求，“非虚构”作品便进入公共空间自由传播并成了一个文学热点。

 

我们知道非虚构写作在当代文坛早就存在，真正旗帜鲜明是2010年李敬泽以梁鸿的写作发起的，也是当年李敬泽老师与我商量：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南方文坛》联合举办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主题研讨就是非虚构写作，并以刚发在《人民文学》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为例。之后《人民文学》又跟《南方文坛》合作，在梁鸿就职的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了“梁庄三部曲”研讨会。

 

与此同时，深圳也正兴起非虚构写作，这是迁徙到此无数的打工者精神的需求与写照。我记得十几年前于爱成就在张罗深圳网络文学大赛，只分设长篇小说与非虚构文本（散文、杂文、纪实性文学类）两大类，前几届我都是评委，所以我是比较早读到深圳非虚构文本的，所以我想就此谈三点。

 

第一深圳作家的文学自觉。

 

深圳非虚构写作，是新世纪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最早的文学成果，也较早为非虚构写作提供文学经验。作为多届评委，有幸读到N 种深圳故事，我觉得今天的题目特别好，可谓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另一种表述，当然也是深圳包括中国独有的文学经验。正如谢有顺推荐深圳十大佳著提到深圳地方性文学的开放性、移民性以及广阔的写作群体，我以为这实际上就是深圳非虚构作家群体的构成的丰富性。

 

为此，我写过大赛的评述，如第三届拙文《用双眼还原活的现实——以深圳网络文学大赛非虚构文本为例》（《深圳特区报》2011、5、27）我当时提出深圳的非虚构写作都不同程度地建构着深圳新的不同于内地任何一处的现实,这种现实是还原社会变革的生活本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现实、分析现实、反映现实，以大量生活化的细节，在重建起一种文学的真实性，从而阐述、阐析社会变革中深圳的意义，有力地还原了转型期的“中国经验”，可以说体现了深圳作家的这种文学自觉。比如第三届获得非虚构类金奖的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原名《南方辞典》）是一部具有深圳维度和特殊价值的作品，作者以自己的心灵沉淀着岁月淘洗过的一个个南方语词，这些语词的主人公曾是农民的工人，在此，他们不是作为“社会问题”出现，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存在，并成就了一个个条目，以拼音为顺序，呈现给我们一个人的南方词典。尽管有的条目议论多于描述、粗砺近于简陋，但作者明晰纯正的文学观念、深刻宽厚的悲悯情怀与独立的批判反省意识，尤其词典的独特文体，包括其中民间语文的大量运用等等，都使本文独具文学力度与审美魅力，并翘楚于当届网络大赛，还从网络进入纸媒发表在《人民文学》获得全国范围的读者认同。

 

第二，深圳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深圳维度的中国经验。

 

我们看到摆在桌子这么多的作品，都深入到这个时代大变革中人的精神和物质的生存，大都从具象化的日常生活图景出发，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些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并体现出一种宏大叙事微观化表达的叙事策略。

 

也就是从细节切入，以小见大。像《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就一门手艺，微观化的表达去体现大时代手艺和社会变迁。像黄灯写二本学生，写一个农村媳妇，都非常微观化，但实际上，他们都指向了宏大叙事。

 

比如聚焦时代的精神症候，李兰妮以令人敬畏的执着和顽强，专注抑郁症精神病领域，渡己更是渡人。她从《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82篇日记孤独抗争）《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宠物疗法·爱与信任）到《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全面围绕这个精神病患群体，聚焦广州和北京专科医院，爱的呼唤），散发出痛切和深邃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精神气质，李兰妮书写忧郁症包括自身在内的这个庞大而边缘、脆弱又神秘的群体，她在焦虑绝望与救赎希望并存中，对现代人的精神疾病与现实问题的进行了深刻的双重思考，疾病本身，还有社会本身，都有病，向社会发出一种急迫的呼吁，向社会发出了急迫的吁求，以及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命微光。因为这是关乎人类心灵无法解决的难题，也为此李兰妮在疾病的深渊中，彻底撕碎了自己，如此泣血泣泪的女性书写，令人震撼。

 

又比如南翔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几年间，载誉甚多，远播海外。从目不识丁的壮族女红传人，到世界非遗项目的宣纸捞纸工、制茶师、制药师、木匠、铁板浮雕师、八宝印泥传人、成都漆艺传人等传统手艺人，再到现代工匠钢构师等15位中国民间手艺人对手艺鲜活而灵动的传承故事，并使南翔的非虚构翘楚于深圳纪实文学。我想，这得益于作为小说家和学者的作者对细节深厚的白描功夫，以及写作视野、叙述功力，更是个人文学修养的造化。

 

还有杨黎光的深圳纪实系列。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对于农民和农村的关注，《我的二本学生》以家访来探讨高等教育的等等。

 

深圳非虚构的这么丰富的文本，或田野考察记录，或亲历者叙述，或访谈方式，或口述的历史等等挖掘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和时代，以及民间记忆与细节，走进深圳时代的大浪潮，更深入山河烟火深处的民间生活，深入到深圳大街小巷，哪怕铁皮屋深处的民间生活，甚至包括在东门老街倾听长者和同辈的声音等等，倾听他们在深圳的经历，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悲哀、喜乐，乃至他们的梦想和挣扎，绵实生动的文本叙述，不失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圳N种生活，以各自的眼睛还原活得现实，以各自的叙述还原心灵的本真，努力把更多更生动更真实的深圳生活、中国问题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为非虚构写作提供深圳维度的中国经验，这当然是深圳非虚构文本的一个贡献。

 

第三，非虚构写作的“深度现实主义”，也就是它的纪实视角观照的新维度，更多是关注写作对象的社会性。我们看到了桌上的这些书，大部分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对象的社会性。非虚构写作的这种丰富性和有效性，直接决定了作品的非虚构性，也影响到了它文学性的深层品质。深圳作家用了自己几十年置身社会变革前沿的亲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真实完整地再现及践行这种非虚构性，来呈现作品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因为我们知道，文学毕竟是人学，非虚构写作也必须要回到人的世界，回到有深度的现实主义。我想这也是深圳非虚构写作未来要强化的，真实性必须与文学性相生相应。

 

在这个意义上，深圳非虚构写作正是以其丰富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深圳维度。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燕玲主编，你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好像已经成文了，我们应该在深圳发表出来。下面有请来自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

 

 

 葛红兵

葛红兵：深圳的非虚构写作转向——以王国猛学术小品《清风明月我》为例。

 

非虚构是一种利用文学性手法、描述叙述真实社会生活的写作方式，它是文化市场化发展、社会创意化发展、文学社会化发展的产物。深圳的非虚构写作，如南翔的手艺人系列、王国华的城愁系列、王国猛的学术小品系列、南兆旭的自然写作系列、许石林的礼俗书写系列，还有廖虹雷、萧相风、李兰妮、杨黎光等等的创作，成绩斐然，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深圳现象，尤其是近十年的深圳非虚构写作，在前期“打工文学”写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转向，跟之前的非虚构书写，在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精神禀赋上一脉相承，但也有了更大的进展，呈现出鲜明的新时代特色。

 

由外来流寓意识向城市新居民意识转向。伴随着城市由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的精神转型，城市在产业工人聚集的基础上，出现了创意知识阶层的聚集，他们深度介入深圳文学创作，展现了城市新居民意识，深圳不再仅仅是打工人的码头，还是创意人的精神息壤，一种文化思想上的“息壤意识”随之觉醒，例如胡经之等的《亲历美学风云》就非常典型。与息壤意识同步的是非虚构书写的历史化，他们不仅仅试图从现实中、现状中寻找城市精神及其主体性的确证，还试图把自己的主体性建构在地方历史民俗、风俗的大根系上，建构在地方文化思想的历史脉络上，出现了民俗书写、礼俗书写、历史学术小品书写等新的样态，前者是向城市的小历史，后者是向国家的大历史寻求“传承”“承续”；这种一种踏踏实实为自己立基础的“塑根（塑造根性）意识”。过去，深圳被当做是开放的桥头堡，是外向学习的门户和窗口，而现在，深圳正转型为全国“领先”的先行示范区，由桥头堡向深改大龙头的转型，正塑造着深圳新居民主体性意识最显著的方面，内、外交互借鉴的“互鉴”意识在觉醒，它不再仅仅是学习者，还是对外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输出者，这是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这是一种新国际、城际交互意识。

 

王国猛的学术小品就诞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王国猛是一个创意城市的研究者，他有系列论文，并出版有相关专著，他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把把它和美国旧金山湾区等进行比较，拥有相当的国际视野，但是，他又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造诣和精神禀赋的作家，他的学术小品集《明月清风我》是他在深圳生活和工作的“经验”书写，也是他从中华大文学、大文化历史中寻求立足于深圳这个城市，对生活、思想、文化进行再定位、再塑造的尝试，它们学术性、文学性交融，有思想随笔的硬派，又理性、感性交融，有灵性散文的灵活，同时又有个人性、公共性交融的非虚构情怀，这种情怀呈现出传统“士人”鲜明品格，但有从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呈现着现代城市观察者、思考者形象。

 

王国猛的学术小品，多数取材于文学典故、思想公案，但是，他不仅仅是从读者角度对这些历史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还从作者角度进行“创意阅读”，他的多数创作可以说是一种创意阅读的范本。这种创意阅读，其首要特征是把历史阅读和现实生活结合，他的小品的命意，都是来自现实，是有感而发，但是，又源于文脉历史。向历史寻求深度，从现实寻求鲜度，他让个人阅读经验和时代生活经验结合，个人生活感受，经过历史文化的创意阅读转化，变成了“深圳”这个大城市深度反思。

 

王国猛的学术小品具有很高的可读性。王国猛笔下所谈，多呈现着对生活的内在文化机理的深度思考，他谈论的很多话题多有文化符号意味，有厚度、有深度，但是，他又往往从小口径切入，谈酒、谈书、谈草木等等，每个话题都是从生活的非虚构线描开始，用短小、活泼的小文体形式，让文化厚度和文体的小巧玲珑结合，这让他形成了鲜明的个人“小文体”特征，缩写往往具有有非常高的可读性，这一点很契合新媒体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明月清风我》诞生在新世纪最近十年，诞生在深圳，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是深圳精神的文化息壤意识、文化塑根意识、文化互鉴意识的产物，也是它的一个有意味的代表。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葛红兵教授，讲了深圳文化的三个意识，讲了国猛主席小品的三个品格，也对深圳的未来，有一个非常光明、灿烂的展望，谢谢葛教授。

 

 

南翔

南翔：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看到今天的主题是“以深圳非虚构写作十年为中心”。深圳非虚构写作肯定不止十年，为什么会出现“十年”？因为爱成有一个想法，今年正好是“深圳十大佳著”评选的第十届，十届中，有五届是非虚构，五届是虚构+诗歌。

 

这十届里面，有顺主席一直担当我们的评委会主席，每一次会请一位外地的重量级作家，韩少功、梁鸿、徐则臣、陈世旭、施战军、香港梅子，包括我们在座的，也有不少嘉宾担任过历次的评委，像于爱成、王军、汤奇云、蒋荣耀、秦锦屏等。这十年的十本书，我觉得有三句话。

 

第一，参评者身份驳杂。比如这一届我们看到的《此处葬曹操》，唐际根，考古学家；王大可《它们的性》，动物学家；南兆旭，博物学家、深圳史学家。我们在座的，只要是写非虚构的，都入选过“十本佳著”。

 

非虚构怎么来界定？一直是有争议的，但如果大致不错的，我想有好几块：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以及新闻类的长篇通讯，都可以放在非虚构里面。还可以把它延伸到博物百科，历史的，带故事性的历史，包括许石林的文化随笔，国猛主席的学术小品、随笔，都可以放在里面，它非常驳杂，因为文学主要就是虚构和非虚构。

 

我记得有位在国外生活的朋友告诉我，在国外的机场上，非虚构比小说卖得贵。这位朋友是学外语的，他看得很细。我也想起1980年代，实际上不仅仅是虚构的伤痕文学，还包括报告文学，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启蒙、文学实验。前两天我看到小说《伤痕》在作者卢新华，在本年度花地文学的颁奖大会上，我问他怎么过来了？他说他常在上海。卢新华当年的小说《伤痕》就有很强的写实性，那个年代，文革刚刚过去，需要记录伤痕，即便虚构也不脱纪实的底子。

 

1980年代前后，影响我们最大的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那时的一批报告文学作家，对我们的冲击都非常大，一点不亚于虚构。但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主要评的是虚构？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宗旨，强调想象力。可只要一旦评了一位非虚构，影响就非常大。比如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一位白俄罗斯的女作家。一般的女作家不去写那些血淋淋的、重大的、严酷的题材，但是她写了《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二手时间》、俄阿战争的《锌皮娃娃兵》，我觉得每一本书都非常棒，所以非虚构找好主题之后，它的影响力一点也不亚于虚构。

 

我们深圳这十年的作品，一是身份驳杂，介入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第二是主题多样，博物的、百科的，考古的，动物的，动物的性，甚至细到这个程度，包括国华的《街巷志》，不仅仅写街巷，还有民俗、植物，但是它有一个街巷的主打。黄灯的则是教育作为主打，包括农村和城际的关联，而她的教育又比较着眼于她熟悉的二本学生或三本学生，写他们的家庭背景，有一个纵深。

 

第三是，精品不少。这些年我们出了不少精品，这些书不仅仅是在我们这里是“十大佳著”，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那次跟莫言的《晚熟的人》一起上了深圳读书月的“年度十大好书”，这是在全国所有书里来评的。

 

刚才燕玲也谬奖了我这本《手上春秋》，英文版是在印度落地了。近日的日文版刚刚通过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公示，另外它获了三大政府出版奖之一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年里评出一百本，也算是比较难得的。还有一个小细节，云南的第八届书香昆明节，评全国的十大好书，有一个人发了一个链接给我，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通过《云南日报》的同学去问，他们那边说找不到我，就直接评了。我说找不到作者，通过出版社也可以联系我。我问他有没有奖金？他说没有，只有证书，我说那就把证书寄过来吧。

 

非虚构写起来，是有一些问题和困难的，我认为有两点。

 

1.采集的困难。不是你想些什么，人家就会让你采访的。我想起将近20年前，我在市政协当委员的时候，政协的头儿说，“南翔，有一个国务院的老副总理在深圳退休，吴桂贤，你应该为《深圳文史》写一篇她。”1980年代末，深圳市的一个副市长到西安出差，说你们咸阳国棉一厂有个纺织女工，叫吴桂贤，见一下。见完以后就说服她过来，说我们深圳葵涌要跟香港搞个印染厂，你能不能过去牵个头当厂长？当时她说她不想来，她先生出过国，认为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他们两个就过来了。我采访她，她不乐意。她说，“我跟你说实话，很多外国媒体都要找我采访，我都拒绝了，我不想让他们写。”我说，“吴大姐，我可以写完以后给你看，没关系的，你觉得哪不合适，我们可以删。”那一天采访了五六个小时，采访完了她很高兴，中午连饭都忘了吃，下午一点钟，我说赶快叫个盒饭，饿得撑不住了。那篇东西她看了很高兴，拿着到处发。后来我也在《羊城晚报》，当时有短连载，一周连载一次，一万来字，五六期就把它连载完了，后来也纳入到《深圳文史》的内部资料里。因为这样的资料，还是很需要这样过来人的经历。吴大姐1938年生的，今年都85了，有多少的资料、史料在这些人手上。当然，也不是所有东西采访完都能报道出来，包括她倾诉的很多委屈，没有办法列出来。

 

还有吴南生，深圳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当年我在省委大院采访他，前两年他病逝了，享年96岁。他也讲了很多，现在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当然也确实有一些，在采访的过程中，可能只有我们两个人交流，才知道当年是怎么回事，才知道特区当年最早提出与建设的曲折故事。

 

在采访这些手艺人的过程当中，撰写《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也会碰到一些问题。他们说，“我那么多媒体都上了，也上了中央电视台。”包括我写的刚才燕玲主编说到的大国工匠周东红，宣纸的捞纸工，他上了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最后，你把他写细了、写生动了，他还是很高兴，所有这样的人都很高兴，尽管电视台他都上遍了，他也觉得很高兴，一则你写得细，二则书籍影响大。

 

2.发表和出版的问题。比如这本书，当时就有人说到“文革”的问题，因为采写的时候我在想，手艺人，要写他传承的经历过程，就想找一些年纪大的。这里面最年轻的50岁，最大的将近100岁，采写完了就去世了。这些人不能把那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或者此前经历的公私合营等历史都不说啊，都跳过去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了，那才真正是历史的虚无主义。所以我非常顽强地要把一些内容给保存下来，但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有一些榜上不去，可能跟这个有一定关系。

 

我想起上海去世的一位导演彭小莲，她在去世前到深圳来，我跟她一起在大冲万象城做了《请你记住我》的首映，也请她做客过深圳书城晚八点周五文学谈。她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她说到当年写贾植芳的报告文学，我们知道贾植芳是非常传奇的人物，历朝历代的牢他都坐过，从北洋军阀开始，他很有经历。彭小莲说，这篇东西没地方发，最后发在哪？发在《钟山》杂志上。她说，《钟山》杂志不但给她发了，还给她颁了一个奖，所以她特别感激，应该是贾梦玮在那儿当主编的时候给她发表和颁奖的。这种个人历史带出时代，也确实很不错。

 

做“田野调查”劳心劳力，也确实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有了很多的经验，不写不仅仅可惜，也是不负责任。现在的报告文学跟1980年代最大的不同，就是进入到主题写作的阶段，每个人找好自己的角度，你是街巷的角度、她是二本学生的角度、还有动物的角度还是手艺人的角度，每个人找一个角度掘进，诸条小溪、小河汇聚在一块，就蔚为大观，呈现整个深圳非虚构的样貌。因为深圳本身就是全国或者说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城市，这样一个移民城市的特点，决定着它的题材一定是丰富多彩的，而且还有很多条路径没有人走过，希望有更多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家走过来。1980年代那时候的报告文学倾向于人物，一个单纯的人物。比如理由写《扬眉剑出鞘》，写了花剑运动员栾菊杰；黄宗英写《小木屋》，就写了一个坚守在西藏多年的科学家徐凤翔。一个、一个的人物，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多半是主题性的写作比较多，包括王樽的《电影中的深圳》在《收获》上连载，影响也是很大的。

 

今天有很多作家都在现场，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谈谈自己的感受。我们今天在《深圳商报》的楼边开会，《深圳商报》原来驻宝安记者站的站长赵川，原来写深圳茅洲河的水系列，也是一本接一本，中央记录频道也拍了纪录片。很多东西把它拓展开，影响大了以后，就可以影像化、数字化。我想假以时日，这个推广活动会做得更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