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被任命为文学所副所长。在此前也曾参与过一些文学所层面的学术服务工作：

首先是参与组织了一些比较大的学术会议。记得第一次参与组织的，是1999年在社科院附近的“京都苑”召开的“全国文艺名家论坛”。当时的文学所领导决定，让我和黎湘萍、吕微三人做会议学术方面的工作。

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文学所几乎每年都举办全国性的会议，邀请国内各高校文学学科的研究骨干参会。这些会议均由我们这三个人在科研处长严平的领导下承担学术方面的服务工作。这其中包括起草会议的通知、会议新闻通稿、领导讲话的报批稿、会议综述，以及会后的各种汇报等会议文稿，还包括编辑会议手册和会议论文集，等等。另外，会议期间临时出现的各种学术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负责处理。会议的地点，大多在香山饭店或友谊宾馆。一年又一年，很多次这种有关文学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会议，都如期顺利举办。我们三个人在科研处的领导下通力合作，使每一次会议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类会议的举办，一方面加强了文学所与国内和国际文学学术界的联系，展示文学所的科研实力，吸收国内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文学学科内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对话，以及文学所内部不同研究室之间的学术联系。

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学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还策划和组织了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第一次是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际美学协会联合主办，由文学所承办的会议，题目是“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这次会议在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参加了会议，院长李铁映接见了与会的国外代表。来自国际美学界的二十多位学者，其中包括当时的国际美学协会主席佐佐木健一，前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秘书长柯蒂斯·卡特，以及著名的美学家阿诺德·贝林特、沃尔夫冈·韦尔施、理查德·舒斯特曼，意大利的美学家格尔琪奥·玛琪亚努、芬兰美学家索尼娅等多人，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学者也有四十多人参加。这次会议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反响强烈，非常成功。会后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论文集《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这些国外参会者中不少人当时是第一次到访中国，此后，他们来中国多次，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朋友。

2011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中荷文化交流：文学、美学与历史”论坛。这是受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委托，与荷兰合作举办的双边会议，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莱顿大学、乌特勒支大学等著名大学以及文学研究所研究骨干共二十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另外，文学所还分别与澳大利亚与俄罗斯举办过双边合作会议，还在徐州主办了一次邀请包括国际美学协会六位前任和现任主席在内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都很成功。

此外，还有一些文学所走出国门参加的会议，由文学所与国外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合作。其中有与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和科佩尔大学合作举办“文学的哲学阐释”双边国际合作会议，由文学所的一些研究骨干在所长杨义先生的带领下，赴斯洛文尼亚参会。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合作举办会议，文学所的一些研究骨干在所长陆建德先生的带领下，赴日本东京参会。这些会议都由我负责联络和牵头，做协调和组织工作。对于文学所来说，这也开了一种在国外召开双边合作开会的先例。许多参会者都表示，组团出国开会，开拓了视野，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展现了文学所学术实力。

从1997年到2017年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从新世纪到新时代的过渡时期。全球化的浪潮，促进了学术上对外联系大门的打开，这种国际交流的发展，对于我们借它山之石，发展中国文学的研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在担任文学所副所长期间，除了承担一些日常工作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与同事们一道考察文学遗迹。我和文学所的许多年轻同事去了内蒙、四川、重庆、江苏等很多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我们曾去万州在何其芳墓前行礼，去江苏无锡参观钱锺书故居，在重庆去了郭沫若、蔡仪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每年出去一次，回来都写出详尽的考察报告，积累了不少文稿。那些文稿应该还在所里什么地方吧，期待将来会有人整理出来发表。

在文学所，我的主业是做学术研究，自己写论文，同时也前后参编或主编过几份杂志，它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文学评论》《外国美学》《中国文学批评》《中外文论》。

我参编的第一份连续出版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这是从2000年至2010年期间，在文学所领导下，由当时的各研究室主任参与编辑的一个集刊。记得当时为这个集刊付出比较多的，有蒋寅、吕微、黎湘萍、赵京华等人，所里指定由我在学术上负总责，严平处长和科研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协调。《学刊》对稿件的要求很高，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成熟一期就发一期。在那些年，后来流行的三大评价体系（南京大学的CSSCI，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院的AMI）还没有那么流行。因此，这个《学刊》还能征得不少好的稿件，特别是一些篇幅较长而内容厚重的稿件。这个集刊发表过不少质量很高的文章。记得有一次参加社科院文学语言学科片的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有四篇发表于《学刊》的成果被各研究所经过评审而推荐上来，最终有三篇获奖。这个数字远远超越文学语言片的几个研究所主办的一些国内权威刊物。到了2010年，这个《学刊》由于不再能获得经费支持，只好停刊，现在想来很是可惜。如果能坚持下来，一定能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也能进入到一些评价体系之中了。

我参编的第二个刊物是《文学评论》。我从2011年起至2016年任副主编，主要负责编辑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方面的稿件。《文学评论》原来就是国内的名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我们作为编者也不能只是乘凉，也要为这棵大树浇水培土，除虫剪枝。这是一个从办刊经费困难，需要多方筹款，到办刊经费能够维持，杂志走向正规化，向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转变的时期。在我参与杂志编辑工作期间，做了几件事：第一，杂志实现改版，从封面和版式的设计，到一些专栏的固定化，做了一些阶段性工作。第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的建立。第三，电子投稿和审稿系统的尝试使用。随着社科院的杂志创新工程的实施，对刊物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于是，根据院里的要求，我与同事们一道，为杂志制定了一些措施，并努力实施这些措施。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做到与时俱进，保持了这个杂志在文学期刊中的权威地位。

第三个刊物是《外国美学》集刊。《外国美学》集刊是1985年由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先生创刊并任主编的集刊，这是上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产物，原本就在全国有很高的声誉。2000年以后，由于原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人事方面的一些变动，刊物处在停滞状态，有五年没有出刊。受汝信先生的委托，我从2005年开始接过此刊，并联系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从2005年至今，已经有18年了。从刚开始接手时每年编一辑，或者每两年编一辑，到了2013年以后固定每年编两辑，这个集刊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集刊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院里经济上的资助，办起来很艰难。当然，也正是由于一开始就没有资助，才不像《文学所学刊》那样，断了资助就只好停刊。过去的18年，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此前汝信先生编了18辑，我接手后至今已经编了20辑。目前，这个集刊的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从2016年起，这个集刊连续被评为CSSCI集刊，2017年起，被社科院科研局评为创新工程认可的集刊，2023年又评为AMI核心集刊，在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

我参编的第四个刊物是《中国文学批评》。这个刊物由社科院原副院长张江先生任主编，我参与负责学术方面的工作。刊物于2015年创刊，创刊之初，稿源困难，在学界也不受重视。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已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类的一份重要刊物，2017年被评上全国百强期刊，此后，相继进入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AMI新刊核心期刊。在中国文学类的刊物中，这个刊物栏目特色鲜明，问题意识强，有了很好的声誉。

我参加的第五个刊物是《中外文论》。这个集刊原本是《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年刊》，从属于中国中外文论学会，最初是学会年会的论文选。我接手中国中外文论学会的工作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和会长以后，改名为《中外文论》，每年两期。这个集刊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目前正在努力，争取获得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