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所的二十年，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文学所理论室从事科研工作和科研组织的工作。从2002年到2015年，我总共当了14年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文艺理论研究室是文学所的一个大室，鼎盛时期有二十多人，曾经是全国当之无愧的文艺理论研究国家队。当时，在蔡仪先生的带领下，编辑《文学概论》教材，《美学论丛》集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出版物，上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全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到了90年代，文艺理论研究室在所里仍受到高度重视。当时的引进人才指标，都优先给理论室。因此，后来的一些研究骨干，都是先进了理论室，后来又经过理论室而转到了其他研究室和其他单位。例如，许明、叶舒宪、赵京华、孟繁华、党圣元等，原来都是理论室的成员。我刚进室时，听说室里正在做几个大项目。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王善忠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和杜书瀛任主编的《中国文艺学学术史》。

我接任理论室主任以后，一些人调往其他研究室，一些人退休，理论室的人有所减少。这一时期，进来了一些新人。现在理论室的一些研究人员，都是在本世纪陆续进来的。

这些年理论室的工作，除了日常的研究任务以外，开了一些会议。

为了传承和弘扬理论室的优良传统，我曾组织过几次蔡仪美学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的论文，由王善忠和张冰主编了一本论文集：《美学的传承与鼎新：纪念蔡仪诞辰百年》，使这些研究成果集中起来，供学术界研究参考。那些年文学所的经费紧张，召开有关蔡仪先生的会，都要找当时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许明和在深圳大学工作的吴予敏赞助。他们两位是蔡仪先生的弟子，又有能力出资，当然这也是对我和理论室工作的支持。近年来我与这两位还常有接触，见面时常对当年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搞一些学术活动的往事感叹不已。

我担任理论室主任期间，尝试开启了与一些地方高校合作举办双边会议的模式。例如，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的“创新与对话——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参加者除了文学所理论室全体在岗人员，已经退休的三位老先生钱中文、杜书瀛和毛崇杰，还有两位国外学者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和泰勒斯·米勒，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外，理论室还曾一道去保定，与河北大学文学院合作举办会议。理论室的同事们还一道远赴拉萨，成功与西藏大学合作召开了双边合作会议，在雪域高原纵论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的发展。

我担任理论室主任时，每逢春节，都将理论室的退休老人请来，在岗的人员也全员参加，理论室的研究生们也来，退休人员、在岗人员、研究生，三代人济济一堂，畅叙交流。每年的聚会，大家都很高兴，喜气洋洋，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景。还记得何西来老师慷慨陈词，教导年轻的学子在思想上进步和学术上提高；钱中文老师说出了他的名言：学术要前沿，不要时尚。大家在一起回忆过去，讲述理论室的光荣历史，对当下的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并寄托对青年的殷切希望。会后一道聚餐，刘保端老师曾唱起她参加北平地下党时学会的进步歌曲；钱中文用俄文唱他在留学苏联时学会的俄国歌曲；喜爱音乐的毛崇杰唱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歌。靳大成的民族唱法，彭亚非的美声唱法，也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理论室的工作还有一件大事值得说一说，这就是创新工程试点。院里开始进行创新工程工作时，要求各所先试点。这是一件此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事，要有人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文学所就决定由文艺理论研究室和当代文学研究室打先锋。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与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白烨围绕创新方案，先写出初稿，开会讨论，所里一次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再报上去，根据上级机关的意见再改。这种修改经历了很多次，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件辛苦的事。上级机关的意见常常不一样，有时稿子要改过去，再改过来。原因在于有时是院里的学部委员们审，强调学术性；有时是院部职能机关的领导审，强调导向性。这些要求不一样，此事以前也没有做过，没有固定的模板。于是，申请书反复修改，总是很难达到要求。我与白烨的生活习惯不同，我喜欢早睡早起，白烨则喜欢熬夜。于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后半夜把改好的稿子发给我，我则五点起床，改到下午再发给白烨，两人通力合作。这个互助组前后陆续忙了大概有两个月，终于最后顺利过关。试点走出了新路，以后创新工程全面铺开时，创新工作方案就有了标准版，做起来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