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社会一直到现代社会，文学在诸艺术门类之中都是一个另类的存在。文学与文字、文章相结合，从而与文治结合。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或文字工作者，属于受教育阶层，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之相反，艺术家原来都是工匠，在欧洲是依其行业而加入行会的手工业者；在中国上古时属“百工”之列，中古时是手艺人。

关于文学与其他门类艺术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常常有各门艺术通过与文学结缘而提高其自身地位的情况。

《毛诗序》讲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讲了诗、乐、舞之间的顺序关系，也说明歌舞作为诗的延伸所具有的重要性。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讲图画能“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是想让画也能分享文字和文学的地位。

苏轼通过赞扬他的表兄文同，说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他写道：“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作。”这段话说明了诗、书、画之间的顺序关系。

各门艺术都有一个摆脱其低下地位、成为“美的艺术”的过程，这本质上是文学在吸纳它们，提高它们。诗画合一，是指诗人开始看得起绘画这种活动了。王维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六首·其六》），受到画家们称赞，是因为这个能写诗的人不以能画为耻。与此相反，阎立本耻于当众作画，后世的画家们反而认为他这种“耻画”的心态可耻。

文学与技术的关系，或者说文学与技术之间的“间距”，其本身值得单独考察。

最早的文学是口传的，这时还说不上有什么技术。口传的文学来自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我唱一首歌，你听到了，于是产生了交流和共鸣。这也许并不依赖于技术。当然，其中也有着一个技巧和才能的问题：唱歌也有人唱得好，有人唱得不好；对山歌，对得上的人就显得聪明，对不上就显得笨。

民间的诗歌原本是民众的、集体的，流行于原始部落之中，只是其中有一些人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强而已，最初并没有专业化。文学史书上说，有一位诗人叫荷马，他写了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实更可能是有一批行吟诗人，传习讲诵，并在这种讲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两大史诗，最终被人们记录下来而已。史诗是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在世界许多民族文化中都有，这既是他们的历史，也是他们的文学，更是他们的精神“教科书”。

后来出现了一个物质性的东西——文字。“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说明文字非常重要。所谓的“文明”，就是指对文字的使用，以文而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信史。现在对于夏朝是否存在有争论，就是因为没有发现文字，而只凭一些实物推断。有商朝吗？有，没问题，因为有文字为证。文字使听觉变成了视觉，过去通过听觉获得知识变成了通过阅读获得知识。文学是供人阅读的，阅读的习惯影响了文字的形式。写出来的东西，不同于讲出来的。讲的时候可以重复、强调，但写下来的文字就不行。文字要简练、规范化，经得起推敲，克服口语的局限。

在此之后，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中国的印刷术发明得很早，从印章的使用到雕版印刷，开启了早期印刷阶段。当时也有木活字和泥活字，但没有普遍流行，大量的书还是雕版印刷出来的。欧洲大约在15世纪时，由古腾堡（Gutenberg）发明了印刷术。此后印刷术迅速发展，在短短几十年中，印刷业就变得非常繁荣。

公民教育的兴起，使识字的人多了，书成了受过教育的家庭之必备品，这些都是生活的变化。这个变化说起来似乎很简单——普通人家过去没有书，现在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本书——但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印刷术的出现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教育的兴起及现代社会的形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也是如此，此前也有小说，但印刷费用很昂贵，因此篇幅短，数量有限。晚清以后有了新型印刷术，通俗小说和报刊得以大批出现。媒介变化了，文学也在变化。

文字的使用和印刷术的发展使文学的物质载体发生变化，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联系和结合，这些都是文学本身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文学史的重要内容。文学影响其他艺术门类，赋予这些门类的艺术以内容；其他各门艺术也在影响文学，或者使文学在声音和韵律上变得更美，或者使文学更富形象性，让文字所描绘的图画获得直接呈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