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明王朝终局传奇》中，明末著名的“岭南三忠”（陈邦彦、陈子壮和张家玉）也同样面临着与洪德一样的境地。大明王朝在清军的进击下，落脚在广东小城肇庆苟延残喘。可他们发现，就在这最需要人臣誓死效忠之时，朝内党争政争却依然没完没了。甚至在广州又出现了一个势不两立的小朝廷。按照传统的历史逻辑，如此人各一心，国之将亡当然是时间问题。因此，这一群读书人在儒家忠君爱国思想指引下，纷纷投笔从戎，毁家兴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清护明的斗争中。当然，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中，他们也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如其所愿地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岭南三忠”的美名。

但是，在该传奇中，作家并没有向这些明末最著名的死士投放过多的笔墨；而是让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位特立独行的文人邝露，成为了该书的叙述核心。邝露是“岭南三忠”的传奇人生的见证者。不过，与洪德不同的是，邝露并非虚构人物，而是明末文坛著名的“岭南三杰”之一。他不仅与陈邦彦、黎遂球一道开创了岭南诗派，而且也最终与陈邦彦等人一样，成为了为南明王朝殉葬的死士。据史载，南明唐王时，他曾任中书舍人。永历帝时，他出使广州。在清兵入粤时，他与诸将戮力死守广州城，“凡十余月，城陷，不食，抱琴而死” 。而在本书中，他却成为了一位儿女双全的南海隐士。他利用自己的民间士子身份与文名，先是替“岭南三杰”出谋划策；后是替这几位死难好友善后。比如，替张家玉校对译稿；为陈邦彦、陈子壮、李成栋等安顿、培养后人。其中，陈邦彦之子陈恭尹与屈大均、梁佩兰一道，后来成为了既其父辈“岭南三杰”之后的“岭南三大家”之一，引领着岭南文学的发展，延续着南粤的文脉。

显然，在谢友祥的又一个“故事新编”中，邝露不仅成为了广东文脉的传承人，甚至成为了他重新打量岭南现代人文精神源流的文化符号。自近代以来，岭南人敢于放眼世界，不纠结于正统或道统，富于求真务实。这些文化品性在邝露这一人物形象身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为了勘探这一文化性格的来路与出处，作者在有意识地将邝露这一明末殉国义士，塑造成了一个既勇于参与时事又超脱于传统政治观念的传奇文士。因此，与其说他是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还不如说是作者创造的岭南文化中的一个文学符号。他的经世致用，他的超越性视野，他的重情重义，都无不在定义着当今南粤文化的现代性内涵。

与“岭南三忠”一样，作为传统文人，儒家经义也同样铸就了邝露的忠义情怀。因此，尽管他看到了大明王朝的腐败和必然灭亡的命运，尽管他是一个身处历史变局之外的布衣士子，但他依然奔波在抗清扶明的“救国”路上。他利用自己的文名和布衣士子的身份，全力串联陈邦彦、陈子壮和张家玉三家军事集团合力抗清。抗清无果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营，间离清军的将帅关系；甚至以向敌方统帅李成栋屈尊下跪的方式，以求保全广州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杜绝屠城事件的再次发生。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只为“忠孝节义”而活的腐儒。他的读书作文，也并非为自己做官致仕，封妻荫子；而是在尽一个故国臣民的忠，为那些忠义者、多情人献出由衷的敬意。因此，他也并不认同陈邦彦在孔庙中所宣扬的“华夷之防”和“变夏为夷必来恶果”的论调。他甚至非常反感明朝历代君王，因为他们视帝位为生命而不为百姓用心。因此，他对王朝更迭的政治态度是，只要不危及华夏斯文，只要老百姓不再生灵涂炭，让大清统治中国两三百年也不打紧。

在小说的叙述中，与邝露一样，同样对南明小朝廷的永历皇帝既无敬意，也不看好，更谈不上忠诚的，还有中下层官吏代表德庆知县。他甚至说：“这偏安小朝廷说滚就滚，说垮便垮，替他干坏事划不来” 。因此，他拒绝了替皇帝“选秀”的“光荣”任务。

这些当然是作家的虚构与猜想，只不过遵循的是他与邝露所共享的南粤民间实用主义的文化逻辑。由此看来，邝露不仅仅是作家所塑造的文学人物；他也是作家在历史叙述中的代言人、文本中的叙述者。作为文学人物，邝露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代言人或叙述者，他又是历史的评判者和反思者。因此，在小说中，作家不时让邝露品评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乃至李成栋等历史人物的出身、志趣与文化人格。甚至在归清十年以后，邝露重回广州，他还表露出想替上述对立的两方人物立传的冲动。这些闲笔式的叙述，无疑揭示了南粤士人独特的历史意识，及其对民族、国家乃至儒家正统文化的另类见解。尽管邝露与“岭南三忠”一样，他的人格为传统文化所塑造，也在承担着这种文化赋予他的苦难，有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豁达；但在作家看来，更为关切现实人生的地方文化与民俗智慧，不仅可以让邝露“复活”过来；而且也能够让以邝露为代表的新移民跨越“腐儒”的宿命。我们也能从邝露这一文学人物的豁达与超脱中，窥见岭南文化这一长期被忽视的独特价值。

由此看来，在“复活”邝露的过程中，他与名妓张三乔和瑶族姑娘云娘之间的婚恋纠葛，就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文人士子的风流韵事，或是作家为其传奇叙事所增添的点缀之笔，而是一种文化隐喻。张三乔所代表的民间文化和云娘所代表的异域文化，不仅是邝露突破传统文化拘束的动力与源泉；也是推动岭南文化走进历史开阔地的两大动因。这当然是作为文化学者谢友祥个人的理性话语的表达。但这种表达，与其说是丰富了这些传奇文本的文化内涵；还不如说是以讲古叙事的方式，推进了当今人们对岭南文化独特演变历程的思考。

其实，任何作家的历史叙述都有其现实针对性。岭南文化曾经是一种蛮夷杂处的地方文化或边缘文化。但是，正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杂揉的历史机缘，使得它从来就有着一种对话主流文化，渴望参与国家与民族叙事的历史冲动。从明代的陈白沙、湛若水到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莫不如此。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及广东经济地位的日趋上升，从来就具有移民文化特征的广东民间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激活下也日趋活跃和自信。民众权利意识的复苏及其世界视野的确立，也重新点燃了新时代的广东人重建国家叙事的激情。